曹小衡：深化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戰略研究

　　臺灣經濟因殖民入侵、融入西方資本主義和參與國際分工體系而與中國大陸經濟運作軌道長期隔離，形成了當代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也迎來了兩岸共建新的中國經濟區的歷史性機遇。當前，與西方發達國家“強而不盛”相比，中國大陸當前經濟發展還處於“盛而漸強”的階段，這為臺灣深入參與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兩岸經濟合作，同時也為臺灣經濟重回兩岸經濟共同發展的軌道，為中華民族經濟的復興和臺灣經濟發展再上層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一、臺灣獨特的經濟發展軌跡

　　臺灣經濟是中國經濟的組成部分，但由於各種複雜的歷史原因，臺灣經濟的發展又有其特殊之處。這種特殊之處使臺灣經濟的發展軌跡特別是近代以來臺灣經濟的發展軌跡與祖國大陸有較大的偏移，這是我們理解當今臺灣的整個政治體制、社會模式和意識形態發展與變化的起點。換言之，近代以來臺灣經濟發展的軌跡是形成當今臺灣整個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基礎。

　　從臺灣經濟發展史角度來看，臺灣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三大歷史階段，這就是封建社會階段、封建與殖民地交錯發展階段和戰後臺灣經濟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三大歷史階段。而在戰後臺灣經濟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階段中，臺灣經濟又經歷了四大發展節點，這決定了當代臺灣經濟的特點。這四大節點就是：50年代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後穩定經濟時期、60年代以後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政策引導臺灣經濟融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時期、80年代開創有自身特色的高科技產業時期以及90年代已將兩岸經濟合作不斷深化時期。

　　西元230年中國封建王朝首次派人開發臺灣以來，臺灣即開始納入中國經濟範疇。與中國各地封建制度一樣，在這一時期臺灣整個經濟運作的核心是圍繞著土地所有制而展開的。當時臺灣主要是以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移民為主，兩岸土地所有制完全相同。島內經濟主體是小農經濟體，土地基本上可以自由買賣，並與祖國大陸沿海經濟交往密切，商品經濟已有相當的發展。到清朝前期的“明鄭”時代，臺灣不僅實行和大陸—致的官制和典章制度，而且將大陸當時最先進的封建體制整體移入，在臺灣普遍地推行了大陸的封建土地制度，使這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快速發展。

　　臺灣經濟發展與大陸經濟發展軌跡偏離的重要事件是荷蘭殖民臺灣的38年和日本殖民臺灣的50年。這近90年的殖民統治是形成當今臺灣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臺灣意識”的一個重要根基。1853年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談到了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他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1]。”馬克思的這個精闢而科學的結論，既適用於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也適用於整個近代資產階級殖民制度。近代資產階級殖民制度在給臺灣人民造成政治上的屈辱、經濟上的剝削的同時，相伴而來的還有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奠定了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臺灣經濟學家林鐘雄認為，“臺灣作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在日本當時的環境下，開始被塑造成日本帝國的一部分，連帶地被動地進行了一些（資本主義）制度及結構改變，這些改變乃是今日臺灣經濟最原始的重要基礎[2]。”

　　形成當今臺灣經濟發展特點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二戰後臺灣經濟快速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由於一些複雜的政治經濟原因，臺灣經濟並未能因戰後臺灣回歸祖國而重新與祖國大陸經濟結合，而是逐步走向一條與祖國大陸經濟隔絕，依賴世界市場的特殊發展道路。從經濟史的角度上看，戰後臺灣經濟因殖民入侵形成的資本主義基礎、西方產業結構調整和跨國公司建立的國際分工體系這三個主要原因，使戰後臺灣經濟開始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支配著臺灣經濟的發展和變化，臺灣企業融入跨國公司控制下的國際分工體制，從而形成了當代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臺灣曾一度因其在經濟、教育、研發和高科技產業發展上的成就被視為亞洲的新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萊因（Lawrence R Klein）教授曾認為臺灣和韓國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中最有可能繼日本之後於20世紀末跨越從“發展中”到“發達”的界線。然而，如今已是2013年，臺灣似乎離一般理解的“發達地區”的境界尚有差距，其中可能有深層的制度和文化的因素未能具備，同時也可能更需要島內的思想者和決策者鑒往知今，以更為開放開明的思維面對已發生巨大變動的世界經濟特別是東亞經濟和正在崛起的祖國大陸經濟，並儘快找到自己的新定位、新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