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海峽兩岸社會發展差異及因應策略之異同
臺灣與大陸社會發展處於不同發展階段。臺灣已步入“後工業化社會”時期，社會開放程度高，公民參與社會化程度高，城鄉社會一體化程度高，城鄉差別小，社會結構較為穩定，特別是較為順利地渡過了“中等收入陷阱”發展階段。大陸正處於“工業化社會”迅速發展時期，處於社會大轉型時期，城市化程度低，城鄉差距大，呈現典型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同時剛邁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社會階層結構正處在中產階級迅速上升時期。儘管如此，海峽兩岸社會發展也面臨不少相同或類似的問題與挑戰。海峽兩岸需要通過廣泛的社會接觸、交往與交流，以促進海峽兩岸的相互了解與社會融合，實現兩岸社會的共同進步與發展。
一、海峽兩岸社會發展之差異
近代以來，臺灣與大陸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進程與軌跡，走上了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建立了不同的社會政治體制，造成當今海峽兩岸社會發展、社會結構、社會矛盾等存在明顯差異。
（一）海峽兩岸社會發展階段之差異
海峽兩岸社會發展處於不同階段，臺灣是發達社會，大陸是發展中社會；臺灣進入“後工業化社會”階段，大陸正處於工業化進程之中。臺灣經濟現代化起步早，可追溯到清代劉銘傳治理臺灣時期，日本殖民統治客觀上進一步促進了臺灣現代化的發展。戰後，臺灣經濟在經歷短暫陣痛之後，于20世紀60年代開始步入工業化發展時期，到20世紀80年代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即大約經歷了30年的工業化進程，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逐步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發展時期。依臺灣統計，1993年，臺灣工業值產值比重首次降至40%以下，2011年為29.8%（其中製造業為25.1%）；服務業產值于1995年超過60%，2011年為68.4%；與發達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產業結構相似。可以說，臺灣已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化社會”發展階段。
大陸工業化發展過程曲折，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型時間長。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大陸工業化進程才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目前仍處於工業化中程階段，農業就業人口持續向城市與工廠轉移，工業產值比重依然偏高，仍是主導產業；服務業雖然呈現較快發展勢頭，但佔GDP的比重仍然偏低。依國家統計局統計，2001年，服務業產值雖然首次超過工業，但此後十多年，工業產值與服務業產值比例交替變化。2012年，工業產值佔45.3%，仍居第一位；服務業產值為44.6%，農業產值接近10%（2013年第一季度服務產業再次超過工業）。不過，大陸服務業產值比例要達到70%以上，即進入“後工業化社會”，還需要較長時間（有專家預計在2020年前後），表明大陸仍處於工業化進程之中，較臺灣約晚30年左右時間（北京則已邁入後工業化社會，正式說法是“北京已形成服務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格局”。1994年，北京服務業產值比重為49%，首次超過第二產業；1998年超過60%，較臺灣僅晚三年；2012年達到76.4%，已高出臺灣服務業產值比例）。
總體上講，大陸是“發展中社會”，臺灣是“發達社會”。海峽兩岸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與差異，決定了海峽兩岸社會結構、社會發展水準與社會矛盾等諸多方面的差異。目前臺灣處在經濟增長相對緩慢與民生問題更為突出的又一次社會轉型時期，陷入“民主陷阱”的發展困境（英國《金融時報》發表《臺灣的中上收入困局》，認為臺灣陷入“中上收入困局”，即雖有民主體制，但近年經濟增長緩慢，民眾不樂觀）；大陸則從“溫飽型社會”（基本實現小康）向“發展型社會”（中等收入）轉型時期，處在“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利益格局進行著深刻調整，思想觀念呈現多樣化的特徵”的發展階段。十八大報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提出了更為具體的發展方向：“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資訊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這一論述提出了現階段與未來較長時期大陸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
（二）海峽兩岸城鄉結構與城鄉發展之差異
城市化水準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進入發達社會的重要標誌之一。其中，城市人口超過70%，城鄉居民收入水準接近，是兩大關鍵性指標。海峽兩岸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差異在於臺灣與大陸城市化發展水準與城鄉結構有很大不同。
臺灣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起步早，城市化發展程度高，城市化水準（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率）于1980年超過70%（進入工業化社會中期）；20世紀90年代開始，城市化進程放慢，但城市人口比例仍持續上升，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達到80%，目前約為87%（目前北京市為86%）。以城市人口密集度觀察，臺灣38個大中小城市的面積約佔臺灣島總面積的7.09%，人口卻達1240萬人，佔了臺灣總人口的56.7%。目前臺灣農村人口少，只有約300萬人，約佔總人口的13%。尤其是臺灣城鄉社會經濟一體化程度高，城市結構合理，特大城市少，中小城市密集，城鄉差別小，基本上實現了城鄉社會一體化發展。
大陸城鄉結構較為特殊，農村人口規模龐大，城市化程度低，長期以來城市化發展遲緩。依統計，1981年，大陸城市人口比例才突破20%，1996年只有30%。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轉移，城市人口比例出現較快上升態勢，大陸逐漸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依國家統計局統計，2011年，城市人口達到6.9億人，城市人口比例首次突破50%（51.3%），2012年超過52%。不過，與臺灣或發達經濟體相比，大陸農村人口規模仍然巨大，接近總人口的半數，城市化水準依舊偏低，與臺灣城市化水準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大陸龐大的人口規模與特殊的戶籍管理制度，造成大陸城市化發展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礙與特殊的城市化特徵，即部分城市人口與居民身份脫節。大陸城市化水準接近52%，是依城市常住人口計算的城市化水準；若以戶籍計算，城市化率只有36%，就是說一部份“被城市化”的市民生活在城市，但仍是農村戶口，不能與城市居民享受相同的福利、購房、子女教育等權利，使得大陸城市化水準存在可議之處。
同時，大陸城鄉社會一體化程度低，城鄉差別顯著，還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農村居民每人平均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有較大差距，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社會福利待遇與社會保障，農村社會保障少，起步晚，尤其是歷史上形成的戶籍制度成為大陸城鄉一體化與破解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一大難題。據統計，1978年，大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57倍，2002年超過3倍；2009年以來，由於大陸採取“強農惠農富農”政策，農民收入增長明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據統計，2012年，大陸城鎮居民每人平均總收入為26959元，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只有7917元，只有前者的29.4%；即使與城鎮居民的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對比計算，農民純收入也只有城鎮居民的32.2%。
目前，城鎮化與城鄉一體化已成為大陸社會發展的國家戰略，城市化將步入一個迅速發展時期，對未來大陸社會發展影響重大，需要做出科學評估，穩步推進。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也提出，“在新形勢下破除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加快農村小康建設，不能簡單地走過去的老路，必須加快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長效機制，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城鄉發展一體化，努力形成城鄉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