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靜濤：臺灣光復與寶島新生
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50年裏，臺灣總督府對臺灣人民殘酷剝削和壓榨，臺灣人民從沒有享受過一天的日本國民待遇。
臺灣總督府推行歧視性的殖民地教育政策，普及小學教育，嚴格限制臺灣人接受高等教育。即使極少數臺籍精英進入臺北帝國大學學習，也只能學習醫學、農學、林學。臺籍精英的出路主要有醫生、小學教師、翻譯、僱員等。
1945年8月，臺灣總督府各級官吏中，敕任官109人，臺人僅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杜聰明1人；奏任官2070人，臺人僅27人，內含行政、司法高等官及教師、校長、公立醫院院長等；判任官20909人，臺人僅3681人，以公學校教師為主。臺籍精英的職位無足輕重，升遷受到嚴格限制。日本人控制了臺灣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各個部門的主要權力。日本殖民官僚體系的封閉性和獨佔性，強化了殖民統治的專制性。
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展開接收與重建工作。約2萬名日籍行政人員、技術專才從各級機關撤出後，形成權力真空。臺籍精英強烈要求進入各級政府機關工作，擔任要職，但他們多缺乏行政歷練，或沒有行政歷練。
陳儀起用了多位臺籍志士。臺灣光復僅一年，臺籍精英即獲得日據50年從未有的政治權力。1946年初，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裏主任秘書以上（包括行政長官、秘書長、各處處長、副處長及主任秘書等）的最高層官員中，宋斐如為臺籍。長官公署直屬各機關主管中，王耀東、陳尚文為臺籍。17位縣市首長中，黃朝琴、劉啟光、謝東閔為臺籍。這6人中除王耀東本土成長，其餘皆為從大陸返臺的臺籍志士。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臺胞的參政訴求還是予以考慮的。“臺胞受教育的機會，現在（1946年底）大大增加了。論到臺胞工作，三十四年時，本省擔任敕任官（簡任）者只1人，奏任官（薦任）者只27人，判任官（委任）者只3681人。現在簡任官（連簡任待遇）共27人，薦任職共817人，委任職共12575人，四、五倍，六、七倍乃至二、三十倍于從前。而中小學教員，則增加約9000人。”相較于日本佔領臺灣30年後才有一位臺胞出任地方小吏，不啻天壤之別。
教育是一個社會實現人人公平、階層上下流動、打破權力壟斷的最主要路徑之一。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推行公平教育、無差別化教育、高等教育，給臺灣的青少年帶來新生。
由於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臺灣人民對祖國大陸的了解很少，這對他們是極大的傷害。臺胞回到祖國的懷抱，接受中華祖國的教育，才能真正成為中國的國民。長官公署採取強制手段，大力推行祖國化教育，將中華民國戰時的教育體制全盤移植到臺灣，增加國語、中華歷史、地理等方面的課時、內容，使臺灣青少年努力認識祖國、了解祖國，迅速接受與大陸青少年相同的教育，身心早日與大陸青少年一致，開始了解中華祖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遼闊的土地、堅韌的人民，逐漸融入到祖國大家庭的懷抱，真正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日本殖民者毒害臺灣人民的手段之一，就是推行日語教育，禁止使用漢語漢文，臺胞逐漸喪失對中華祖國認識與溝通的語言媒介。長官公署強力推行漢語漢文，增加中小學國語課時、內容，大力推廣國語，以強制手段限制、甚至禁用日語，開始普及國語，逐漸使臺灣青少年能夠會說國語、會寫國文。這對臺灣青少年認識中華祖國非常關鍵。
日本殖民者對臺胞採行歧視教育、差別教育，限制臺灣青少年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陳儀團隊同情臺灣人民的不幸遭遇，視臺胞為祖國大家庭的成員，廢止歧視性的殖民教育，中華民國的全民教育、國民教育、公平教育制度得以在臺灣落實，開始推行小學6年制、初中3年制、高中3年制、大學4年制的學制，課程、課時、課本與大陸漸趨一致，臺灣學生求學不再受到性別、出身、地域的限制，臺籍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學校、專業，這在日據時期是想都不敢想的。臺灣青少年獲得平等教育的機會，對臺胞整體素質的提升和臺籍精英的成長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陳儀團隊大力發展臺灣的高等教育，以服務新臺灣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長官公署及教育部改設臺灣大學等高校，擴大系科，發展人文專業，培養臺籍師資和學生，努力為臺灣培養全面發展的中高級人才，臺籍學生入學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專業的限制、種族的限制，獲得了均等的高等教育機會。臺灣高等教育開始全面發展、良性發展。
陳儀認為，臺胞就智力言，同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聰明智慧不輸于全世界任何的民族，雖然過去因日本人的愚民政策，限制臺胞接受高等教育，因此未能充分發展其智力，但今後我們大學之門已經開放，立刻可以急起直追。他相信不出五年十載，臺胞即可出現符合世界水準的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企業家、政治家。
1949年後，約30萬大陸專業技術人才移居臺灣，數十所大學遷到臺灣辦學，使臺灣省迅速成為全中國高等教育最為發達的地區。
臺灣青少年通過接受普及教育、高等教育，涌現出一大批精英人才，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如果沒有70年前的臺灣光復，就沒有寶島新生，臺籍精英就沒有茁壯成長、當家作主的任何機會。（作者：褚靜濤，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