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談之九：孫中山先生論中國統一與世界的關係
“為世界之和平” “圖中國之統一”
中山先生基於革命生涯的豐富閱歷和廣闊視野，將中國的統一問題與世界因素結合思考。
一是分析中國不能統一的“原動力”——中山先生認為，中國未能統一，既有內因、更有外因，而“其中的原動力完全是由於外國人”，因為中國和外國有了不平等的條約，“每個外國人在中國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享特別權利”，他們“只顧自己的私利，不顧道理，專在中國搗亂”，並且“總是以那些條約為護身符，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擾亂中國，不許中國統一”；“由來中國疊起紛亂，統一不能實現之根本原因不在內政問題，而在外交問題。列強對於中國提倡共管、瓜分等說，臨以壓迫的態度，致政事改良及其他要事均難進行”；帝國主義侵掠中國，“一國併吞不成”，便“主張瓜分”，瓜分“仍難得平均”，便要求“共管”，總之是通過強迫腐敗的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保全自己”在華既得利益，“擾亂中國，不許中國統一”；中國的狀況實際“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是“地位比較殖民地還要低一級”的“次殖民地”。值得注重，這裡“次殖民地”之說可謂入木三分，既痛切地剖析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悲慘處境、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又憤怒揭露了當時國際社會的強權政治、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徑。
二是揭示中國統一與否的國際影響——中山先生提出，“以積弱而分裂之中國，而自然之富甲于天下，實為亞洲之巴爾幹，十年之內，或以此故而肇啟世界之紛爭”；若中國不能統一，“東亞便要大亂不已，世界便不能和平”；若中國能免於分裂，那麼“像由於土耳其的分裂引起的歐洲的嚴重紛擾，也就可以避免了”；所以“為保障亞洲及世界和平計，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圖中國之統一及解放”。由此，中山先生深刻指陳當時國際政治中的一個客觀現實：“今者中國之問題已非單純中國一國之問題，實際已成為世界問題而受到重視”，進而莊重表明自己為之奮鬥的革命目標：“我個人今日之首要任務：在國內為國家之統一盡力，對外則期待著國家獨立的實現和全世界對於中華民國的國際平等的承認”。在這裡，中國的統一，與中國的民族興盛、國家富強，與區域乃至世界的和平，與全人類的發展進步，都聯繫起來了。
三是闡述中國實現統一內外因素的關係——中山先生表示，中國的統一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中國要真正統一，“根本上便要消滅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這就“涉及到外交問題”，要“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非完全排除“外力”，則“國家之統一不能永久”，而“欲排除外力，僅中國一國之力現尚有所不能”，因此必“立於國民之地位，指導覺醒我國民與外國之國民聯合，以促歐美列強之反省”。為此，中山先生還具體舉例說：對於日本要“把整個中國征服去了”的“二十一條款”，我們革命黨“一定打到一個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同時還要看到，廢除二十一條款，“不是單純的中國人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外國人的問題”，所以“要各種力量都併合起來做功夫，連中國人、連日本人中間的民主分子，都要算進去，幫助廢除二十一條”。中山先生在逝世前一天，1925年3月11日手簽《國事遺囑》，更言之諄諄：“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顯而易見，中山先生在中國統一問題上，展現了博大的政治胸懷、寬闊的世界眼光。正像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在亞洲首創民主共和，對整個亞洲的覺醒帶來前所未有的震撼一樣，孫中山先生在革命實踐中為民主共和下重建國家統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主張，對亞洲人民的全面覺悟和不懈奮鬥影響深遠、意義重大。（華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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