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靜濤：漢字的簡化與繁化
古代的繁簡變遷
漢字屬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系統之一。甲骨文由圖畫發展而來，即象形字，描繪事物形象的精細和粗略就產生了簡體與繁體之別。簡體字，相對繁體字而言。一個漢字如果有兩個以上的形體，這幾個形體筆畫多的叫繁體字，筆畫少的叫簡體字。從甲骨文、金文、大篆至小篆，字體逐步變為以線條符號為主，字形逐漸固定，由簡趨繁。
春秋戰國時期，諸國文字不一，阻礙交流。有識之士已經注意到文字統一的重要性。《禮記·中庸》第二十八章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秦始皇統一中國，以秦國的文字為基礎，參照其他諸侯國文字，確立小篆為全國通用文字。這是中國最早的規範化字體。文字統一是國家統一的重要基礎和標誌。
國家版圖不斷擴大，各種事務與日俱增，為了使文字更為準確地記錄社會生活，漢字字數不斷增加，新詞層出不窮。東漢許慎編《說文解字》，收字9353個。至清朝初年，《康熙字典》收字47035個。漢字由簡至繁是一個漸進的、自然的過程，不斷累積，推陳出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學習、書寫難度隨之增加。
為節省時間，提高效率，簡化漢字應運而生。西漢以來，隸書逐漸取代篆書，以簡馭繁。南北朝至隋唐，楷書、行書、草書漸興，繁簡結合。但篆書不是甲骨文的簡化，楷書不是隸書的簡化，而是增加筆劃，繼承創新，予以繁化，豐富美感。
楷書在魏晉時開始出現，而簡體字已見於南北朝的碑刻。到隋唐，簡體字逐漸增多，在民間相當普遍。現在日常使用的簡化字，如“萬、無、善、法”等，已見於北魏《龍門二十品》。
漢字字體總趨勢是從簡趨繁、從繁至簡，不是簡化否定繁化，或繁化否定簡化，而是共生共存，與時俱進，不斷豐富漢字的形式與內容，絕非越簡越好。
隸書取代篆書，但篆書沒有消亡，仍在使用。東漢後期，隸書完全成熟，但篆書的正統性、權威性仍然維持，《西嶽華山廟碑》、《尹宙碑》、《張遷碑》、《鮮于璜碑》、《西狹頌》等漢碑的碑文使用隸書，但碑額仍書篆字。唐朝楷書經典《顏氏家廟碑》，碑文為正楷，碑額為篆書。一直至清朝，皇家碑文多使用楷體，碑額多使用篆字。自西漢至晚清，歷朝玉璽使用篆字。民間治印，使用篆字為主，稱為篆刻。
北魏孝文帝入主中原，推行漢化，魏碑楷體漸趨成形，但《孝文帝吊比幹文碑》碑文用楷書，碑額仍用篆字。對於新生的楷書，王公貴族看法不一，有所保留。東魏、西魏對峙，出現復古潮流。北周《華嶽廟碑》使用隸書，雜以楷書，七隸三楷，饒有古意，別具一格。
唐朝開元盛世，楷書趨於成熟，基本定型，成為日常書體，為大眾接受，但唐玄宗推崇隸書，追慕兩漢，泰山封禪，撰《紀泰山銘》，“稽虞典，繹漢制”，昭告天下，用隸體大書，刻石勒碑，歷經千年風霜雨雪。嵩山巨碑，《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碑》，徐浩隸書，神采飛揚。
古代簡化漢字，用行草書，主要是為了增進書寫速度，節省時間，在一定範圍內傳播，通用字體仍然是楷書。明朝、清朝，宋体字普通使用於雕版印刷。
簡化字普及基礎教育
近代中國屢戰屢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一些知識精英反躬自省，開始在文化層面上探尋積貧積弱的原因，廢除科舉、改革文字成為一種取向。
漢字不僅是語言符號，亦是中華文化、民族精神的載體。1902年，維新志士吳汝綸赴日本考察，遍訪各界賢達，虛心求教。日本教育家小村俊三郎指出，“變法必先變俗，變法屬政事，變俗關教學”。古城貞吉勸告：“勿廢經史百家之學，歐西諸國學堂必以國學為中堅。”“移易風俗，聖賢猶難，五方交通，學有長短，如廢貴國之文學，則三千年之風俗無復存者，人則悉死，政則悉敗矣。是故英國有保守黨，以制西人之趨輕浮狂簡也。”章太炎傳播國學，告誡學子，“文字一滅，國必滅致亡”。赤子之心，忠言逆耳。
血氣方剛的激進青年不為所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隨著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改革漢字的呼聲升高。近現代中國的簡化漢字，不僅僅是簡化筆劃，更有奇想，視漢字為腐朽落後之物，必欲去之，實現拼音化、拉丁化。甚至有學者喊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這已超出文字改革、簡化漢字的範圍，是要革漢字的命。
1920年，語言學家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主張推廣簡體字。1935年8月21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收簡體字324個，公佈《推行簡體字辦法》9條。社會各界對此貶褒不一，文字簡化的方案被迫擱置。
在中國傳統社會，士農工商，讀書人從秀才考至舉人、進士。傳統漢字僅為少數人掌握。所謂的書同文，僅限于知識階層。大部分農民不識字，為文盲。至1949年，中國大陸約4億人，文盲率大約為80%。對工農大眾來說，漢字確實是字多、形多、讀音多，難認、難讀、難寫、難記、難檢排。
以高玉寶為典型的勞苦大眾，出生貧寒，祖祖輩輩，臉朝黃土輩朝天，勞其一生，為溫飽奔波，被愚弄、被嘲諷、被欺壓，受盡了沒有文化的苦處。年幼的高玉寶哭喊，“我要讀書”，是億萬工農大眾心靈深處的呼喚。高玉寶們不識字，絕非愚不可教，亦非漢字如何高深，而是缺乏求學的起碼條件。
毛澤東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堅持文字改革的基本方針。為了早日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掃除文盲是當務之急。將一部分漢字簡化，降低難度，有助於工農大眾在短期內，學習約2000個漢字，初步解決日常生活問題，在當時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
1952年2月5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1955年2月2日，《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表。1956年1月28日，國務院發佈《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全面推行簡化漢字。
根據各地使用情況，這個方案略有調整。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簡化字總表》，第一表收352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收132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收經過偏旁類推而成的1954個簡化字，共2238字。簡化字主要有兩種，一是簡體，多從俗字、古字、草書中演變而來；二是用同音字或近音字取代。
大多數簡化字有其由來。傳統漢字，如“農、窮、讓、藝、曬、傷、鐵、為、衛、無、鬱、憂、總、雜、鑿、邊、幣、龜、機”等，予以簡化，可以降低識別難度。
但亦有個別簡化字值得商榷。多個偏旁簡化為“又”，例如，將“漢”簡化為“漢”，“權”簡化為“權”，“僅”簡化為“僅”，“難”簡化為“難”，“勸”簡化為“勸”，“歎”簡化為“嘆”，“對”簡化為“對”，“觀”簡化為“觀”，“雞”簡化為“雞”，“鳳”簡化為“鳳”，“戲”簡化為“戲”，“樹”簡化為“樹”。如此頻用“又”字，無從類推，易致紛歧。
總體上看，中國大陸推廣簡化字，使幾千萬民眾在短期內認識了一些漢字，普及了基礎教育，推動了社會進步，成效卓著，功不可沒。文革期間，工農子弟學習簡化字，提高了文化水準，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
簡化漢字，主要為了降低難度，亦有一減再減之念。1977年12月，《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佈，簡化漢字853個，引起廣泛爭議，不久叫停。
根據全國人民的普遍意願，1986年6月，國務院正式宣佈，廢止第二套簡化字方案，“今後對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度，使漢字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中國大陸的簡化字運動，經20餘年的實踐，終於告一段落。
繁簡應該適度
漢字對東亞地區影響深遠，古代朝鮮、越南、琉球等國普遍使用漢字，作為官方語言，日文源於漢字，加以改進。
日本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部分改革人士就主張廢除日文，用西方字母文字代之，首先廢除日文中的漢字，遭到抵制，未能如願。幾經反覆較量，日本民眾終於捍衛日文的正統性，繼續使用傳統漢字。
古代朝鮮取法中華文化，士紳以使用漢字為榮。日本對朝鮮推行殖民統治，推行日語，沒有廢除漢字。戰後南北朝鮮相繼獨立，去殖民地化，廢除日文。韓國部分人士反對繼續使用漢字。1970年，韓國政府開始下令，所有政府公文、書籍、報刊雜誌等，不得使用漢字，一律使用朝鮮本國文字。此種操切做法雖有助於朝鮮文字的普及，卻使韓國文化發生斷層，一代知識精英無法閱讀朝鮮古籍，難以傳承民族文化。中國大陸迅速發展，又喪失了一門非常實用的外語。30年後，韓國朝野反思廢除漢字，追悔莫及，鼓勵年輕一代重新學習傳統漢字，主動融入中華文化圈。
文字改革的過程，也是文字損失的過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指出：“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從文言文至白話文，從五律七律至自由詩，從傳統漢字至簡化字，降低了學習中文的難度，但也不應忽視其負面效應。由於缺乏傳統漢字教育，在中國大陸，即使一些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民眾，看舊版四書五經如讀天書，進博物館不能欣賞古代的書法繪畫，訪名勝古跡讀不通對聯長文，登三山五嶽難以辨識摩崖刻石，面對博大精深的祖國傳統文化，如霧裏看花、水中望月，望字興嘆，徒喚奈何。
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傳統漢字有筆劃少的字，如“一、乙”等，一筆字，可謂至簡，亦有多筆劃字，如“龍、龜”等。繁簡只是相對而言，過簡則不易區隔，過繁則不易識別。
鋻於漢字字數不斷擴棄，難度一再增加，採取簡單化的做法，一簡再簡，就會致一部分漢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已經背離了普及文化的初衷。
漢字亦非愈繁愈好。筆劃過多，不易學習，如入迷宮，不知所措，書寫亦有困難，故有俗字、行草，予以簡化。狂草一般限于專業人士，大眾很難識別，作為一種藝術，有其存在價值，但對於社會大眾，識別難度超過傳統楷體字，增加了繁化程度。繁簡必須適度，尋求平衡點。
對於推廣、普及簡化字，中國大陸行政部門立場堅定，以立法的形式加以鞏固。2000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頒布，明確規定，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言，規範漢字是國家通用文字。“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體字、異體字：(一)文物古跡；(二)姓氏中的異體字；(三)書法、篆刻等藝術作品；(四)題詞和招牌的手書字；(五)出版、教學、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經國務院有關部門批准的特殊情況。”
2018年底，中宣部推出大型政論片《我們一起走過》，使用毛澤東行草手書作為標題，“過”書為“過”。“學習強國”平臺上線，直接使用毛澤東行草手書“學習”兩字，成為“學習強國”。2019年1月，政論刊物《旗幟》直接使用毛澤東的行草手書“旗幟”。
毛澤東的草書龍飛鳳舞，氣勢雄健，將漢字的宏大氣象推至新的境界。而對198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因未系統學過傳統漢字，識別行草“幟”、“過”、“學習”，有些難度。
文化自覺與“一國一字”
商務印書館版《現代漢語詞典》收字約13000個，大陸的簡化字總共2238個，簡化字佔通用規範漢字約六分之一。兩岸四地使用的漢字，約六分之五一致，共同處居多。從識字率、使用漢字率，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至現在，在全中國範圍內才基本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書同文。這主要歸功於中國大陸的基礎教育，簡化字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
商務印書館版《新華字典》封面，“新華字典”用簡化字，手書“商務印書館”則有3個繁體字。商務印書館版《現代漢語詞典》封面，“商務印書館”用簡化字，手書“現代漢語詞典”則有3個繁體字。《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對所有簡化字，均附有對應的繁體字，為從學習簡化字至繁體字奠定了基礎，做出了貢獻。在中國大陸，中小學生人手一冊《新華字典》，大學生多備《現代漢語詞典》。一部分學生通過查閱這兩部字典，經常閱讀中華書局舊版《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史記》、《漢書》，可以基本解決閱讀傳統漢字的問題。書寫傳統漢字則因人而異，個人之間交流會出現，但較少。
通過改革開放，中國大陸已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人民已經解決溫飽問題，基本實現小康。198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基本掃除文盲。高玉寶的後代已不再滿足了簡單的初等教育，從“我要讀書”，到“我要讀好書、古書”，提高文化層次，成長為知識精英。
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一些精英人士主張廢除簡化字，恢復傳統漢字。這顯然沒有考慮到，如此做法，將使60歲以上的老人成為半文盲，不利於他們安度晚年。要求40歲以上的民眾再去學習傳統漢字，存在現實困難。這批人佔中國大陸人口總數約50%。從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斷然廢除簡化字實不可取。
中國大陸的行政管轄權尚未及于臺灣地區。中央政府根據特別行政區法，承認香港、澳門使用傳統漢字。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臺灣、香港、澳門仍將繼續使用傳統漢字。
兩岸四地的人民幣、新台幣、香港幣、澳門幣，均使有傳統漢字“壹、貳、伍、拾、佰、圓”等，不約而同，基本一致。中國大陸規定，貨幣的準確數字必須書寫傳統漢字。“一國一字”在貨幣版面上已基本實現。
在中國大陸恢復傳統漢字的學習，對於約2000個繁體字，是一個增量學習的過程，考慮到難易、文化程度等因素，可以分階段、分步驟、分地區、分職業、分年齡，循序漸進。
高玉寶一代漸漸遠去，高玉寶的後代正在茁壯成長。作者建議，推廣傳統漢字，要從娃娃抓起，傳統漢字要進課本、進課堂，先從常用字做起，在近10年內，鼓勵中小學生能夠認識約500個常用繁體字。由少至多，由易至難。
對於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輕人，特別是中文、歷史、哲學專業的人士，應能夠熟練掌握傳統漢字，閱讀古籍，如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四大名著、二十四史、《資治通鑒》。這是從事專業學習、研究的最起碼要求。
對於國臺辦、統戰部、臺盟、臺聯等部門的工作人員，應要求能夠認識、書寫傳統漢字，以便於開展實際工作及對外交流。
一些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如西安、洛陽、蘇州、杭州，可以鼓勵廣大市民學習傳統漢字，積累經驗，穩步推廣。其他城市可以適當借鑒。
簡化字作為規範漢字，在書刊雜誌、新聞媒體、政府公文照常使用。但在特定研究領域，如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歷史、古代哲學，可以使用傳統漢字，如撰寫論文、研究報告。由民間組織召開的關於中華文化的學習研討會，可以使用傳統漢字于海報、會標、會議手冊、論文等。
毛澤東的手書，如“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日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新華書店”，家喻戶曉。對於“讀書學習、寫詩賦詞、漢語復興、農業豐產、龍飛馬騰、國懷憂樂、長壽時間、親愛遠鄉”等幾十個承載中華文化精神的傳統漢字，可集古代碑帖楷書，用於書報雜誌等媒體的大標題。這在現有法規允許的範圍內，有先例可循，評估效果，從長計議。
在中國大陸推行簡化字，並沒有引起知識階層的強烈反對，因從繁體字至簡化字，是一個減量過程，降低了書寫的難度，不存在太多困難。
隨著兩岸四地交流的不斷深入，臺灣、香港、澳門地區的年輕人，在繼續使用傳統漢字的過程中，也應學習書寫簡化字，這對於在中國大陸生活、工作有其必要。而且，這些簡化字，許多是傳統漢字的行草書，多掌握一些書寫手法，可以增長見識。
漢唐往事，百年迷津。物換星移，大浪淘沙。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終生的新中國已經屹立於世界的東方。知識精英正在走出歐洲中心主義的陰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兩岸四地惺惺相惜，相向而行，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年輕人做起，逐步實現全中國範圍內的書同字，共同傳承古老文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者：褚靜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