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臺灣民眾講一口流利中國話，很大歸功於光復後的國語運動
【兩岸快評第176期】
殖民地回歸母國後，廣大民眾在精神層面上的變革通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臺灣光復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大刀闊斧，力排眾議，堅決剷除日本在臺灣50年的殖民文化，變日語日文為中國的語言文字。這些做法對臺灣青少年影響深遠，其成效逐漸顯現。今天臺灣民眾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熟練使用中文寫作，與陳儀主導推行的“國語運動”、與一批祖國大陸來臺的中小學中文教師的開創性工作是分不開的。
臺灣光復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改造臺胞的精神層面，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國語運動”。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
在抗日戰爭期間，臺灣總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向臺灣民眾宣揚日本皇國精神，教唱軍國主義歌曲，強迫各級學校的學生接受日本國民訓練，把中國人醜化成利己主義、蠻不講理，沒有國家觀念、鴉片鬼的形象，抹滅臺灣學生的中華祖國觀念。學校廢除漢文課程，學生一律講日語，說臺灣話要罰款。至1945年，臺灣的日文普及率約70%。皇民化是要毀滅中華的國語、國文與歷史，代之以日語日文，及日本歷史。
出生於1920年代的臺灣年輕人普遍在日本化的正規學校教育環境中長大，長期被灌輸要對天皇和皇國效忠，成年後又被矇騙要為“大東亞戰爭”獻身，潛移默化。其中一些人對中華祖國和文化產生疏離感。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再一次打亂了中國現代化建設。日軍在佔領區內，實行“三光”政策，殺我同胞，搜刮物資，榨取民眾血汗，強制推行日語教育，要用日本文化取代中華文化，妄圖變中國人為天皇的奴隸。在抗日的烽火硝煙中，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團結起來，冒著敵人的炮火，築起新的長城，誓不臣倭，發酵成的中國民族主義反對日本，進而指向日本的語言、生活習慣、制度、器物等一切東西。廣大民眾反抗日本文化中的殘暴性、奴役性，甚至全盤否定其中的合理成分。
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陳儀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將原有的臺灣總督府改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其他基本上沿襲舊有的行政架構。
語言是日常交流的工具，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載體。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員，所有的人都應該會說“國語”，使用“國文”。陳儀主張在各級學校，普遍教學“國語國文”，及中華歷史。設文史專科學校及訓練團，培養文史教師，希望在幾年內，褪去日本色彩。
針對皇民化，長官公署以一切中國化為號召，大力普及“國語”教育。廣大臺胞也想學習“國語”。大陸各地的方言發音不一，東北人與福建人講的語音差異較大，浙江人與江蘇人講的語音也不相同。臺胞聽到後覺得莫名其妙，不知所從。
大陸來臺的官員，浙江人、福建人、廣東人居多，“國語”並不標準，家鄉口音甚重。臺灣民眾難免聽不清、聽不懂。陳儀本人的“國語”就不標準，紹興口音很重。
光復初期，“國語”教學面臨諸多困難。首先是師資問題，600多萬台胞都要學“國語”，誰來教呢？就學校教育，1000多個“國民”學校，每一個學校要一個“國語”教員，就得1000余人。其次是方法問題，閩南語、客家語是同一個系統的語言，應該有更方便的方法。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于1946年4月成立，大陸兩位重要的“國語”推行專家魏建功與何容，擔任“國推會”的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常務委員有方師鐸、李劍南、齊鐵恨、孫培良、王玉川，委員有馬學良、黎錦熙、林紹賢、龔書熾、蕭家霖、徐敘賢、周辨明、張同光、朱兆祥、沈仲章、曾德培、葉桐、嚴學宭、吳守禮、王潔宇、王炬。
“國推會”是一個主持研究設計並協助國語教育行政的機構，隸屬於教育處。組織分為調查研究組、編輯審查組、訓練宣傳組、總務組。各組設組長一人，會設秘書一人，由委員兼任。此外有編審、編輯、視導、幹事、辦事員等工作人員。在各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共19所，每所派推行員3至7人。儘管面臨諸多困難，“國語”教育仍在困難中實施，概況如下：
1、學校教師的“國語”講習。教育處在臺北舉辦“國民學校教員國語講習班”，各縣市自行舉辦的講習班。教育處甄選合格的中等學校教員，在省訓練團受訓，“國語”是主要科目之一。從內地邀臺的中小學教員，由“國推會”予以短暫講習。第一批“國語推行員”33人，從92位自福建來臺的小學教員中選拔出來。1946年8月，教育處招考“國民學校國語教員”103人，臺籍佔半數。10月，“國推會”魏建功主委赴北平，邀聘“國語推行員”。同時並邀聘“國民學校國語指導員”60人，分發到各縣市輔導教學工作。
2、“國語”讀音示範廣播。臺灣省教育處在臺北廣播電臺設置讀音示範節目。第一期1946年3月1日開始，用教育部灌制、趙元任博士發音的“國語”留聲片。第二期從5月1日開始，由“國推會”齊鐵恨每日清晨7時，在電臺擔任“國語讀音示範”，播講民眾“國語讀本、國語會話，國民學校國語”、常識、歷史等課本，供學“國語”的人收聽，匡正語音。學校教師現聽現學現教，使廣大的學生也能及時學到“國語”，學習標準的“國音”。教育處編印“國民學校”、中等學校暫用“國語”課本和民眾“國語”讀本。暫用課本廢止後，自6月20日起，改用“國定小學國語常識”課本。
3、教學方法研討。閩南方言喪失了效用是推行“國語”的一大阻力。因日語和臺灣話毫無關係，許多臺胞覺得“國語”和臺灣話也是毫無關係，只知用學外國語的方法來學“國語”，死記硬背，未能舉一反三。有些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一聽到內地來的人說出和臺灣話差不多的詞語，以為他說的是臺灣話而不是“國語”。為此，魏建功發表幾篇論文，題目是“臺灣音係還魂說”、“從臺灣語學習國語”、“怎樣從臺灣話學習國語”。何容撰文“恢復臺灣話應有的言語地位”。這種方法經過懷疑和爭辯，取得了社會的承認。
4、編印“臺國”對照學習用書。“國推會”計劃編一套“臺國”對照學習用書，包括臺省適用注音符號十八課、“國臺”音對照字錄、“臺國”通用詞彙、“臺國”對照詞彙、比較類推法“國語”會話易通。
5、教材教法。“國推會”于1946年10月，附設“示範國語推行所”一所，由教育部選派來臺的“國語”專修科學生擔任傳習，由朱兆祥委員負責指導。下年度計劃分區設立4所，以推廣對照類推的學習方法。為了實驗“國民學校”適用的“直接教學法”，1946年8月，教育處把原來的省立臺北小學校改為“國推會”附設實驗小學，完全用標準語教學，由從北平來臺的有教學經驗的教員，和教育部選派來臺的“國語”專修科學生擔任教學。從一年級起，作教法教材的實驗，由王玉川常委負責指導，並編輯教材。
6、編印“國音”標準參考書。日本人編教的北京話的書錯誤較多，內地來臺同胞“國語”各異，臺胞感到莫名其妙。推行“國語”的急務是確立“國語”標準。“國推會”收集了政府歷次公佈的關於“國音”標準的文件和書籍，彙編成冊，定名為《國音標準彙編》，由長官公署于1946年5月30日公佈，作為全省推行標準“國語”的依據。第一輯業已編成付印。
7、注音符號的應用和推廣。教育處編印的“國民學校”和中等學校暫用“國語”課本有了注音表和注音本，民眾“國語”讀本，左注方音，右注“國音”。全省鐵路的站名錶、全省公路站名錶、民營公司站名錶、臺北市街巷名稱表，在10月間已由“國推會”標注完畢。除鐵路各站名牌業已加注了注音符號外，其餘則一旦更換新牌，到處可以看見注音符號跟漢字攜用。
在“國語”推行中，人手缺乏，“國推會”成立時才12個人，從重慶、上海、廈門各地區陸續來的，到一個人，便開始一個人的工作。至1946年9月，才總算安定下來。完成了幾種小冊子和一種定期刊物《國語週刊》，其餘的只是開了一個頭。
臺胞大都知道“國語”普及的重要性，努力學習“國語”，跟著收音機的每日“國語”教學來自我練習。要學好一種陌生的語言，文字並不容易，學校禁止教師用日語授課，因此學校的教師只能暫時採用本地方言。不過臺灣方言不只一種，如教師用閩南語上課，則客家學生聽不懂。
由於在學習上遇到多種困難，加上不滿大陸一些軍公教人員的低能，1946年4月，臺胞學習“國語”的熱情由熱趨冷。大陸來臺人員的“國語”各異，臺胞莫名其妙。不得已，一些學校的“國語課”正常用“國語”講授，臺籍教師解釋可以用閩南語或客家語，以適應過渡時期的需要。一些臺籍精英建議，改革常用字及注音符號，供民眾及“國民學校”低年級之用，“國語”閩南語並用
1946年5月，在臺灣省參議會一屆一次大會上，省參議員劉傳來提“擬將臺灣語暫並用作教育用語案”，理由：“查本省市民教育水準較內地普及，此次重歸祖國，自應加緊文學歸宗，勵行國化教育；然以國內來臺師資為數不敷，而推行國語運動亦非一載所能普及，鋻於目下各地實情，各級學校以國語教師人數不多，如欲專用國語教授，為事實上不可能之事，可否在此過渡時期，暫將臺灣語參為教育用語，以免文化水準之退落。”辦法：“（一）最近物理、數學、生理方面師資，似因國語不精，致甄選落名，望確立一定方針；（二）物理、數學、生理方面教員不拘國語，能否多采用本省人。”大會議決，“送請政府參考”。
臺灣省參議員黃純青提案建議“本省人應學習國語，外省人應學習閩南語”。教育處范壽康處長答覆，肯定該提案“不無見地”，“國語為我國之唯一標準語言，迭經中央當局通飭全國普遍推行，務期統一”，“若能不斷推行本國標準語言，普及全省不難指日可期”。“至外省人學習閩南語，固為溝通語言之雙管齊下措施；但由政府明令實施，于法理上似欠依據，只能在輿論方面加以提倡。”
強制推行“國語國文”
長官公署希望臺胞不可再習用日語。“從前你們是被日本政府壓迫著不許習用中國的國語和文字，這當然可以同情你們、原諒你們。但如果你們今後老是動筆就用日文，動嘴就講日本話，個人不以為恥，大家不以為怪，這便是安於奴性的生活方式，無論如何，是萬萬要不得的。”對臺灣人，尤其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一齣生接觸的就是日文，日文和中文不同，想在短時間內學好“國語”十分困難。
1946年9月14日，長官公署下令中學禁止使用日語。教育處調整各校學習課程，加重“國文”、歷史、地理科目，強行規定每週學習“國語”課時數，要求新生入校先補習一學期語文、史地教育等。舉辦全省“國語”演說競賽，舉辦公務員語文實習班，命令各縣市成立“國語”推行所，將全省鐵路、公路、民營公司站名牌以及臺北市街巷名稱，一律換成中文，並加上注音符號，以各種措施普及“國語”。被迫改用日本姓名者一律恢復原有姓名，並禁止民間新建房屋沿用日本式。但是，臺灣“國語”教師及課本缺乏，各縣市中小學多由臺籍教師教授“國語”。雖有採有“國音”符號者，然發音欠準確，約達三分之二。
在日據50年裏，廣大臺胞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大部分臺胞均能使用日語日文，對漢字國語十分生疏。光復初，陳儀暫準報紙、雜誌附刊日文版，要求臺胞儘快摒棄日語日文，改習漢字“國語”。廣大臺胞多番指出該政策操切。
陳儀飽受日本文化的濡染，娶有日籍妻子，因痛恨日本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恨不能臺胞一夜間洗卻殖民色彩。他斷然表示：“文官任用方面，希望文官考試以日文應試，這一點是辦不到的。文官考試必須用國文。但如果目前因國文程度不好，文不達意，變通辦法，可于卷後附加日文，以免閱卷者誤解其意。……我們推行國文國語，必須剛性的，俾可增加效率。”
10月，長官公署“以本省光復已屆週年，為推行國語、國文以及執行國策起見，特將本省各種新聞紙、雜誌日文版撒除。公告自本年10月25日起撒除本省境內所有新聞紙、雜誌附刊之日文版，並令各縣市政府遵照。”
陳儀此舉嚴重堵塞了臺胞的資訊管道，導致30余萬接受日本中等以上教育的臺胞，頓成文盲或半文盲。陳儀錶示：“充實公務人員的能力：最要緊的是要公務人員能通曉國文國語。現在臺灣的公務人員，本省籍的佔四分之三。這四分之三的公務人員，負責任，守紀律，服理從善，辦事認真；而其唯一的缺點是不通國文國語，以致影響工作效率。為提高工作效率起見，必須使全省公務人員迅速通曉國文國語以充實工作能力。”
光復初期，新舊法令轉變時期，臺胞不諳內地各種法律，要遵照去實行，難免很不習慣，遇到做不好、做不通的事，就發出怨言。中年以下的臺胞，大多不諳“國文”，不懂“國語”，和外省同胞感情隔閡，因語言上的阻礙而發生誤解，一時無法補救。
依照臺籍志士謝南光等人的建議，臺灣的過渡期應為10年。陳儀曾表示：“本人到臺灣後，擬先著重國語及國文之教授，務期達到使臺胞明白了解祖國文化之目的，此項工作艱巨，然以本人在福建推行國語運動之經驗而言，則此種工作在臺灣省可望于四年內大部完成。”陳儀原想用4年，來摒棄日語日文，改用漢語漢文。鋻於推行中文遇到的阻力，陳儀採取強制措施，希望立竿見影。
由於語言上的隔閡，本省人與外省人經常產生誤會。光復初期，臺籍醫師的“國語”水準較低，有一天一位軍官受傷來到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求診，一位臺籍醫師診療要說“你的病是很輕”，因發音不清楚，誤說為“你是漢奸”，這位軍官生氣就打醫師，此事後到警察局審判，始知發音的問題，消除誤解，結果無事。
由於不同的發展道路和切身體驗，兩岸人民對日本文化的感受不一。在中國大陸軍公教人員看來，日本文化毒害人，必欲去之而後快。在臺胞看來，50年日本統治，日本文化並非一無是處，亦有合理的成份。何況，要在一年內改用漢語漢文，實在是強人所難。
徹底剷除日本殖民文化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發。隨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下令：第一，要交響樂團演奏幾首中國最有價值的歌，介紹給本省各學校，不要再唱日本歌；第二，要體育會儘量將中國式體育姿勢介紹過來；第三，要趕快用中國的歷史、地理、風俗、習慣等作材料，編成故事小說給青少年看；第四，不論機關學校，都以用白話文為主，應極力避免用文言及深奧的典故；查禁日本歌曲唱片，各機關、鎮公所、各學校懸挂中國地圖。
多位有過祖國大陸經驗的臺籍志士認為，關鍵在於臺灣沒有經歷大陸的新文化運動和八年抗日戰爭。要想使臺灣本省人與祖國大陸同胞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彼此包融，必須改造臺灣的文化。他們成立了“臺灣新文化運動委員會”，號召臺胞認識新時代、新環境，樹立新意識、新生活”，自己是祖國不可缺的一分子。
經過“二二八事件”的重創，陳儀等人深感，光靠武力，雖可平息“二二八事件”，但根本還在於臺灣的徹底中國化，要讓臺胞使用漢語漢字，穿中國服飾，讀中國書，吃中國菜，了解祖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與大陸同胞互相往來。陳儀等人意識到，此舉必須從娃娃抓起，因此，強制中小學生使用“國語國文”，禁止使用日語，甚至連閩南語、客家語都不準使用，加強對中小學學生的中國歷史與地理知識的灌輸，宣傳中華傳統文化。日本衣服、飲食、書籍、建築、禮節等等，都在禁止之列。
殖民地回歸母國後，廣大民眾在精神層面上的變革通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陳儀大刀闊斧，力排眾議，堅決剷除日本在臺灣50年的殖民文化，變日語日文為中國的語言文字。這些做法對臺灣青少年影響深遠，其成效逐漸顯現。今天臺灣民眾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熟練使用中文寫作，與一批祖國大陸來臺的中小學中文教師的開創性工作是分不開的。（作者褚靜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