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九條方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紀念“葉九條”發表四十週年
四十年前的今天，1981年9月30日，在舉國沉浸在喜迎國慶佳節歡樂氛圍的前夕，辛亥革命70週年來臨之際，84歲高齡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通過與新華社記者談話的方式，發表了中國政府關於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後來被稱為“葉九條”）。如果說，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新的歷史條件下，首次鄭重宣示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解決臺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那麼，葉劍英委員長這次重要談話，則是進一步向海內外全面系統闡述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如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具體方針政策。葉劍英的談話一經發表，迅即在海內外產生強烈反響，為冰封的兩岸關係注入一股強大的暖流。
一、發表“葉九條”是中央對臺的一個重大決定
發表“葉九條”是以鄧穎超領導的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根據中央對臺工作決策部署而作出的一個重要決定。早在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發表當天，鄧小平就宣佈要“把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他還說，“1月1日，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這是我們採取的第一步。我們將採取多種方法同臺灣當局，特別是同蔣經國先生商談統一的問題。”到了1980年，鄧小平更是強調解決臺灣問題的緊迫性及其在黨和國家工作中的極端重要性。這年1月1日，他在新年政協茶話會上指出：“我們滿懷信心地跨入八十年代。我們面臨的任務是要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中作出顯著成績。要把臺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工作始終放在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幾天之後，1月16日，他又在中央幹部工作會議上向全黨明確表示，八十年代我們要做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事，“是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即便中間還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也始終是擺在我們日程上面的一個重大問題。”後來，他還說，“八十年代，我們每一天都把統一擺在議事日程上。”為此，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決定於1980年4月、5月間，由中央對臺辦、中央統戰部等單位先期到東南幾個對臺工作重要省市進行對臺工作調研，了解對臺工作情況，徵求對臺工作意見，向中央提出對臺工作建議。在此基礎上，1981年初，鄧穎超提出，為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應提出中央對臺工作的方針政策，並公布於世。她指示中央對臺工作辦公室（簡稱“中央對臺辦”），將近兩年來中央領導同志的對臺方針談話進行一次綜合梳理。
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成立於1954年7月。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對臺工作遭到嚴重衝擊，領導小組成員不少也受到打擊迫害。改革開放後，中央各領導小組相繼恢復。為了適應新形勢，加強對臺工作領導，1979年底，中央作出改組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的決定。同年12月17日，鄧小平在一份報告上批示：“由鄧大姐（即鄧穎超）任組長，重大事情我可參與”。12月27日，中央決定由鄧穎超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廖承志任常務副組長，羅青長任副組長，童小鵬、孫原、淩雲、楊斯德為小組成員。下設中央對臺工作辦公室。
中央發表“葉九條”的考慮，是和當時兩岸關係、中美關係的形勢分不開的。
首先，是臺灣島內外“思鄉情”、“尋根熱”、“交流熱”與日俱增，嚴重衝擊著國民黨當局的“三不政策”。“三不政策”是在面臨中美建交、大陸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佈爭取和平統一祖國大政方針，雙重疊加衝擊國民黨心防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下出臺的。1979年1月3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就《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宣稱“絕不能信、絕不能上當”。1月4日，蔣經國在答覆西德《明鏡》週刊記者提問時又稱，臺灣當局有信心面對挑戰，克服困難，絕不與中共談判。這“三個絕不”實際上就是“三不政策”的最初表述。4月4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正式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但是，歷史的大潮從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大陸和平統一祖國方針政策的感召下，臺灣島內與日俱增的“思鄉情”、“尋根熱”、“交流熱”涓涓細流逐漸匯聚成衝決堤壩的潮流。1979年1月28日，臺灣《中國時報》資料室主任毛鑄仁發表文章說，中國應該統一，這是“分裂的中國兩邊人們共同的願望”。1個月後臺《自立晚報》發表文章，要求臺灣當局“准許臺灣民眾前往大陸觀光”。3月3日，旅美臺胞在紐約舉行座談會，呼籲早日實現祖國統一。3月11日，旅日臺胞代表召開會議，號召華僑開展工作，促進臺灣回歸祖國。同年4月香港報紙報道，臺灣廠商自發參加廣州春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6月，前國民黨高層人士繆雲臺夫婦回大陸定居，繆並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8月，臺“總統府國策顧問”、民社黨主席蔣勻田夫婦回大陸探親觀光。1980年4月，海峽兩岸運動員在美國洛杉磯、聖安東尼奧同場參加田徑賽，並親切交談，互相勉勵。10月10日，臺灣《聯合報》報社舉辦《從中國歷史文化看臺灣的現在與未來》座談會，認為臺灣同大陸“最後應該是統一的”；臺灣知識界要在中國統一的前提下，“平心靜氣地討論一下在統一過程中臺灣應有的立場和統一方法，努力構思提出方案”，使兩岸“往共同可協調的方向邁進”。1981年1月4日，臺灣錦繡出版社出版一套《江山萬里》叢書，共8冊：《千里絲路》《長城萬里》《大哉黃河》《天府西南》《煙雨江南》《閩海珠江》《白山黑水》，百萬餘字，詳細介紹祖國大陸錦繡河山。同年2月，臺灣《時報週刊》舉辦座談會，與會學者提出，“和平統一中國”“為中國人共同的心聲”，“是大家最關心的事”，“中國在這一代生活于臺灣的年輕人而言，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或名詞，不管是地理環境的隔閡或生活模式的相異，都無法改變歷史與血緣關係”，這一代人應“把民族的休戚禍福扛上肩”。同年7月、8月間，臺灣當局召開的“國建會”上，與會學者建議，“應可考慮在政治以外的方式上與大陸人民做各種接觸與溝通”。臺大教授張忠棟說，“我們所可考慮與對方在商務、文化和體育等非政治性活動上作出某種程度上的接觸，以增加了解和信心”。還有的學者提出“國共和談”的主張。
鑒此，國民黨當局的政策開始出現鬆動的跡象。1980年7月23日，臺“行政院院長”孫運璇表示，不是不與中共談判，而是一旦談判，中共必將提出許多條件，而這些條件是絕對不能接受的。1981年4月2日，國民黨“十二全”大會通過決議稱，將把“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作為國民黨今後奮鬥的目標。但是，臺灣當局又懷疑我們的誠意，認為中共宣佈的政策“是一種統戰手法，完全不足信”。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借助臺灣島內外的強大民意促使國民黨當局調整其僵化的大陸政策，並針對臺灣方面的疑慮進一步解疑釋惑。鄧小平有一段話講得十分中肯。他說：“臺灣沒有勇氣。”“他們懷疑我們的誠意。蔣經國認為我們的提案不過是統戰的手段而已。我們說，不是手段是原則。若認為搞統一戰線就會吃虧，兩次的國共合作果然是他們損失了嗎？第一次合作取得了北伐的勝利。第二次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第一次合作我們吃了大虧。第二次合作他們失敗逃到臺灣。如果說合作必定是國民黨吃虧，共產黨得利，從道理上、歷史事實上都不符合。”
另一方面，此時中美關係正處在一個關鍵節點。中美自1979年1月1日建交後，實際上就風波不斷。中美建交不久，美國國會就通過嚴重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的《與臺灣關係法》，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卡特政府事實上也沒有停止向臺灣出售武器。1981年1月，共和黨人裏根入主白宮。他競選時就一再聲稱，如果他當選，將支援重建與臺灣的官方關係，並特別表示要向臺灣出售臺所需要的武器。這完全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為此，中美圍繞美售臺武器展開尖銳鬥爭。當時，針對中美關係的形勢，中央是作了兩手準備的，甚至作了最壞的打算。正如1981年6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所講的，“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對在停滯、倒退的情況下如何同美國交往，要認真準備。中美關係中突出的問題是臺灣問題。對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我們不能含糊其辭。”中央決定發表“葉九條”的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就是通過進一步在和平解決臺灣回歸祖國方面採取更具體實際的步驟，以體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誠意和善意，來配合這場圍繞售臺武器而展開的對美外交鬥爭。臺灣地區的和緩無疑剝奪了美方售臺武器的藉口。鄧小平後來說“在我們提出九條建議之後，美國更沒有理由向臺灣提供武器”。“葉九條”發表後，美國政府內部出現了不贊成對臺售武的聲音。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羅普在為總統起草的一份授權備忘錄中稱，葉劍英的九條方針為進行中美售臺武器談判提供了很好的理由。正是在“葉九條”的積極正面的影響下，中美雙方于1981年12月開始就美國售臺武器進行談判，並於1982年8月17日簽署“八一七公報”。這無疑是“葉九條”發表後產生的一個重要積極成果。
二、“葉九條”是中央對臺大政方針的理論創新
“葉九條”的起草工作是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廖承志帶領中央對臺辦的同志具體實施，由鄧穎超批示呈報中央政治局的。其主要內容是：
1、建議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2、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以及學術、文化、體育等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議；3、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4、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5、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6、臺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7、臺灣人士願回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8、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興業，保證其合法權益；9、歡迎臺灣團體、各界人士提供建議，共商國是。“葉九條”還表示，希望國民黨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立場，呼籲兩岸同胞攜起手來，共同完成統一祖國大業，實現振興中華的宏偉藍圖。
這篇重要的對臺工作文件，雖然文字不多只有967個字，但政策含金量特別高，它既是對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關於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思想的繼承，又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第二代領導人創立“一國兩制”構想的理論整合和昇華。
“葉九條”直接繼承了毛澤東、周恩來提出的如下重要思想：省親會友、來去自由，充分理解國民黨軍政人員早日與家人團聚的心情，他們可以同在大陸的親友通訊，可以回大陸省親會友，各級人民政府保證來去自由並提供各種方便；國共合作，愛國一家，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臺灣只要與美國斷絕關係，可以派代表回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臺灣統一于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臺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介石；臺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
“葉九條”也體現了以鄧小平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對臺理論創新成果。“一國兩制”的主要思想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形成的。具有偉大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這個根本性的戰略轉變，決定和影響著我國當下外交的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的轉變。就臺灣問題而言，用哪種方式解決對四化建設有利？回答當然是用和平方式。用和平方式，有利於保持臺灣、香港的穩定，利用臺灣、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作為我們社會主義主體經濟的補充，建立包括臺灣國民黨當局在內的廣泛愛國主義統一戰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四化建設服務。這就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主要背景和根本原因。鄧小平正是在綜合考慮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任務、基本思路、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形成和創立“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顯然，這是建立在我國長遠發展基礎上的一種戰略考慮。1978年10月，可以說，是鄧小平剛剛開始醞釀“一國兩制”關鍵節點。那時，中美建交談判重新啟動。他在訪問日本時，有過兩次重要談話，表明他正在構思“一國兩制”重要構想。一次是會見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他明確提出解決臺灣問題要尊重臺灣現實的思想。他說：“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在臺灣的政策將根據臺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臺灣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在那裏也有大量的投資，我們正視這個現實。”一次是在他與日方簽訂中日友好條約時的記者招待會上，當時一位日本記者提出中日關於釣魚島的領土爭端問題。鄧小平後來回憶說，我當時就聯想到，解決釣魚島這類領土爭端問題，能不能也像中國解決臺灣問題一樣，用和平的方式，不用戰爭的方式。從那以後，鄧小平反覆思考這個問題，逐漸形成用“一國兩制”或“共同開放”這類方式解決國內國際爭端的一整套戰略設想。同年11月，他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更進一步提出：“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比如，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到了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和鄧小平成功實現訪美後，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構想更趨成熟。他在1979年10月21日，會見日本《朝日新聞》社社長渡邊誠毅時說，臺灣當局要有勇氣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祖國統一是民族的願望。對於臺灣的回歸可以採取設立特區的方式。臺灣的社會制度可以不變，可以繼續保持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包括它的軍隊。“我們承認臺灣作為地方政府實行自治。我們要求的僅僅是改變中華民國的名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自治政府就行了”。同年12月6日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進一步具體陳述了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構想：“我們提出了臺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要從現實情況出發。對臺灣，我們的條件是很簡單的，那就是，臺灣的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臺灣與外國的民間關係不變，包括外國在臺灣的投資，民間交往照舊。這就是說，外國可以照舊對臺灣投資。即使臺灣與祖國統一起來後，外國投資也不受任何影響，我們尊重投資者的利益。臺灣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可以擁有自己的自衛的軍事力量。條件只有一個，那就是，臺灣要作為中國不可分的一部分。它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充分的自治權。”從鄧小平的尊重臺灣的現實、到“三個不動”、再到“三個不變”並可擁有自己的自衛軍事力量，享有充分的自治權，“一國兩制”構想已經呼之欲出了。“葉九條”正是在這一對臺工作理論創新的基礎上順應時代的要求而產生的，它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思想解放的產物，是“一國兩制”構想日趨成型的重要標誌。對於“葉九條”，鄧小平曾在1982年1月的一次談話中作過這樣的評價：“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鄧小平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表明“葉九條”在“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形成過程中的不可或缺歷史地位和理論貢獻。
這九條方針政策，是經過中央政治局反覆討論審定的，是中央制定的一個大政策。據參與者回憶，送審稿和後來的正式定稿相對照，有很多地方都有中央領導同志的具體修改意見。
其中第三條為：“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原來的提法是，臺灣可作為“特區”，是葉劍英親手修改為“特別行政區”，以示和大陸改革開放後建立的其他經濟特區相區別。
第四條：“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其中“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這一條是鄧穎超審閱時加上的，以打消臺灣人士對財產被沒收或公私合營的顧慮。
第五條：“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政治機構”一詞也是葉劍英所加的。
定稿時還新加了一條：“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興辦各种經濟事業，保證其合法權益和利潤。”這一條是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加上的。這為以後開展兩岸經濟交流提供了政策依據。
在“葉九條”發表前夕，1981年8月26日鄧小平曾對臺灣知名人士傅朝樞有過一番談話，實際上提前對“葉九條”的主要精神作了闡釋。他說：“臺灣不搞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不變，臺灣人民的生活水準不降低，外國資本不動，甚至可以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我們要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種情況下被迫使用武力。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現狀也可以不變。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一個區，還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兩岸實現‘三通’沒有先決條件。‘三通’就是說先來往，增加彼此了解，增加人民之意的了解，這是促進談判的一種方式。”“歸根到底，中國的統一這件事要臺灣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和人民來決定。首先希望兩岸的領導人為中華民族的歷史來做這件好事，這在歷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希望臺灣的一些領導人把眼界放寬一點，放遠一點，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地位，祖國的統一富強，國家的希望，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什麼談判啊、‘三通’啊，都談不上。”
與《臺灣同胞書》相比，“葉九條”有幾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反映了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臺方針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
第一，在方針表述上，它用“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提法，突出了新時期中國政府對臺政策的和平統一目標。
第二，在談判的問題上，它把《告臺灣同胞書》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的商談”，調整為“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體現兩岸談判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平等協商。
第三，首次明確了統一後臺灣的地位，是享有具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臺灣可以保留軍隊。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
第四，將《告臺灣同胞書》中“尊重臺灣的現狀和現行制度，照顧臺灣人民的根本利益”等比較抽象的提法，具體概括為“三個不變”、“六個不受侵犯”，即：“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中央決定，將這九條方針作為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政策，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的名義向新華社記者發表國慶談話的方式予以公佈。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要決定。“葉劍英”是一個德高望重的名字。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是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和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建立了豐功偉業。毛澤東有詩云：“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正是對葉劍英波瀾壯闊一生的高度評價。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是葉劍英一生的夙願。他曾直接參與兩次國共合作。1949年初時任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北平市長的葉劍英，不僅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而且在此協助周恩來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的和平談判。建國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更是為了祖國的和平統一致力於推動國共第三次合作。1978年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一起把實現祖國統一放在全國人大的突出位置。1978年12月26日，他主持召開五屆人大常委會五次會議，審議通過《告臺灣同胞書》，宣佈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此次，中央決定以他的名義發表的“葉九條”，實際上承接併發展了《告臺灣同胞書》的重要思想，是《告臺灣同胞書》的姊妹篇。
三、“葉九條”開啟兩岸關係新篇章
“葉九條”發表40年來，對臺工作成就斐然，兩岸關係雖然歷經風雨波折，但終究衝破各種阻礙，不斷開闢前進的道路，書寫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篇章，兩岸關係的總體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
“葉九條”發表40年來，我們黨和政府把握兩岸關係時代變化，相繼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包括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基本方略在內的新時代對臺工作重要論述。對臺工作和兩岸關係發展的實踐證明，“葉九條”所宣示的方針政策順應了兩岸關係發展趨勢，體現了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始終發揮著引領作用。
——堅持一個中國立場，鞏固共同政治基礎。“葉九條”指出，希望臺灣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以民族大義為重。40年來，我們堅定捍衛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兩岸關係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與前提，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活動，堅決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沒有這個定海神針，和平發展之舟就會遭遇驚濤駭浪，甚至徹底傾覆。當前兩岸政治關係出現僵局，根本原因在於民進黨當局拋棄“九二共識”這一兩岸關係政治基礎。只有改變“臺獨”立場，才能真正卸下歷史包袱。只有承認“九二共識”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才能峰迴路轉，走出僵局。臺灣任何政黨、團體和大陸交往也不會存在障礙。
——打破兩岸隔絕狀態，促進同胞直接往來。“葉九條”呼籲，兩岸互通音訊、親人團聚，自由來往，增進了解。40年來，我們持續推動、擴大兩岸同胞直接往來，逐漸發展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社會各界大交流格局。兩岸人民交往不斷擴大深入，增進了相互了解，融洽了彼此感情，增強了“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匯聚起支撐和推動兩岸關係向前邁進的強大動力，沛然莫之能禦。
——實現兩岸直接“三通”，深化兩岸經貿合作。“葉九條”倡議，兩岸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提供方便，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回大陸投資、興辦各种經濟事業，開展兩岸貿易。臺灣和大陸在經濟上本來就是一個整體，希望儘快實現通航通郵，發展貿易，進行經濟交流。40年來，我們始終順應經濟發展規律，持續推動、擴大兩岸經貿往來，加強兩岸產業、金融合作，支援兩岸企業合作創新，共創品牌、共拓市場，擴大兩岸中小企業和農漁業合作，擴大基層民眾參與面和獲益面，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水準逐步提升，兩岸經濟一體化進程穩步推進。
——弘揚中華文化，增強精神紐帶。“葉九條”提出，兩岸應開展學術、文化、體育等方面交流。40年來，我們大力促進兩岸同胞加強文化交流，增強文化自信，增進民族認同，共建精神家園，實現心靈契合。兩岸同胞積極開展兩岸文化、教育等領域交流合作，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增進了一脈相承的民族情感，增強了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凝聚著共謀民族復興的精神力量。
——妥善處理兩岸政治分歧，增進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葉九條”提出實行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兩岸關係發展包含著國共兩黨作出的歷史貢獻。兩岸經歷長期的軍事對峙、政治對立。2005年，在臺海局勢緊張動蕩之際，國共兩黨為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放下歷史恩怨，實現兩黨領導人歷史性握手，發佈《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為兩岸關係指明正確發展方向。2008年，在國共兩黨和兩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兩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光明大道，給兩岸同胞帶來實實大大利益。更令人矚目的是，在兩岸處於關鍵節點之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與時任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實現歷史性會晤，就堅持“九二共識”、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發展達成積極共識，開啟了兩岸領導人直接對話的先河，成為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對兩岸關係長遠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們也多次表示，臺灣各黨派、各團體，無論其過去主張過什麼，只要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同大陸的交往也不會存在任何障礙。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葉九條”首次明確臺灣定位，指出“國家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40年來，我們確立了“一國兩制”這一黨領導人民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重要制度，始終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始終認為，“一國兩制”是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最有利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有利於統一後臺灣的長治久安和民眾的安居樂業。我們將繼續團結臺灣同胞積極探索“兩制”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堅持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持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強化兩岸共同利益聯結，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實現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增進臺灣同胞對祖國和平統一認同，與我們攜手共創民族復興的美好未來。
四、以習近平對臺工作重要論述引領新時代對臺工作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敏銳洞察國內外形勢和臺海形勢的新變化，深刻總結黨中央對臺工作大政方針及實踐，提出一系列內涵豐富、邏輯縝密、思想深邃的重要理念、方針政策，形成了關於對臺工作重要論述，回答了新時代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團結臺灣同胞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祖國和平統一的時代命題。這是中國共產黨人解決臺灣問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的最新理論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做好新時代對臺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今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深刻闡述了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目標任務，為第二個百年新征程的對臺工作指明瞭方向。
我們要堅持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把握兩岸關係大局，高舉共圓中國夢的精神旗幟，團結臺灣同胞共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夢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夢，需要大家一起來圓夢”，“臺灣的前途繫於國家統一，臺灣同胞的福祉離不開中華民族的強盛”。這些論述紮根于兩岸同胞的血脈聯繫，順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潮流，昭示了兩岸同胞共同的前途命運，為兩岸同胞指明共同奮鬥的目標，具有感召人心的強大精神力量。
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臺灣同胞利益的安排”。“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隨著兩岸交流交往的持續擴大和深化，兩岸同胞之間的溝通交流日益廣泛深入，兩岸同胞以心相交，以誠相待，就沒有什麼心結不能化解，沒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
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的基礎、關鍵地位，將其喻為“兩岸關係之錨”“定海神針”。這是總結兩岸關係發展歷程得出的重要結論。我們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紮實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進程。
要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紮實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順應歷史潮流作出的共同選擇”，“我們將毫不動搖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我們要團結兩岸同胞特別是臺灣同胞，凝聚一切反“獨”促統力量，排除干擾、克服障礙，堅定不移沿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一步一個腳印走下去。
要堅持持續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推動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將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我們願意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讓發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兩岸同胞特別是臺灣同胞。努力增進廣大臺灣同胞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要堅持反對和遏制“臺獨”，積極防範化解臺海重大風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核心利益，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必須繼續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主張和活動，不能有任何妥協”。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圖謀。決不容忍“法理臺獨”分裂行徑，決不坐視“漸進臺獨”侵蝕和平統一的基礎，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在臺海興風作浪，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作者：楊親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