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撰文談貧富差距：公益創造更多社會財富
任志強
人類社會發展中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貧富差別”問題。自原始社會之後有了私有化，各種各樣的競爭就在不斷的產生著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別。一群人用武力、暴力的方式掠奪和佔有著他人的大量財產；一群人靠勞動與技能積累了一些財富；一群人用資產組織了社會的生產，創造了財富；一群人用智力組織了發明、教育或產品交換獲得了財富；一群人靠家庭繼承擁有了較高的起點和競爭的優勢；還有一群人則在競爭中成為了失敗者、弱勢群體而處於貧窮的困境。
於是許多的經濟學家、研究人員就有了各種各樣的爭論，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主義”。也有許多的革命實踐者按這些“主義”的理論指引，或用民主、或用軍事、或用合法、或用非合法的暴力等各種手段，試圖證明這些“主義”的正確性，試圖解決社會發展的“公平”性，試圖消滅貧富差別。
這些“主義”的爭論，都是為解決“貧富”差別問題，無論他們處於哪個發展階段和層次，目的幾乎是完全相同的。但正是由於各自所處的角度不同，因此對“貧富差別”產生的原因與必要性理解不同，提出的解決“貧富差別”的路徑、方法也完全不同，甚至是極端或對立的，有些更是“非你死我活不可”。於是社會就缺少了和平，增加了衝突與戰爭。能否有一種共同的社會價值觀，並用更科學和和平的方式化解“貧富差別”的矛盾呢？
幾千年的中國文化中早就有“均貧富”“患不均”的理念，但卻沒有如何實現這一理念的答案。於是幾千年中，有無數次的農民起義、暴力革命，都在用戰爭的手段來重新分配權力和財富。也有過多次農民武裝推翻了當時政權的案例。但這些成功的武裝鬥爭，儘管都打著“平等”的旗號，實際卻只是為了自己當皇帝。奪取了政權之後，不但沒有建立一個讓國民可以“均貧富”的制度，甚至連原有的貧富結構也沒有發生變化。
這些朝代的多次變更從表面的現象看，是因為朝庭與民眾之間的分配不均而引發的。但民眾之間的貧富差別卻從未成為改變朝代之後的關注重心。尤其是沒有一個朝代從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角度進行過努力。
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時，使用的生產工具都是幾千年前傳承下來的工具。不但中國解放前的幾千年沒有發生過重大改革與變化，新中國成立二十多年來也沒有發生過任何變化，碾子還是解放前的碾子，磨還是解放前的磨。可見不從經濟發展制度的角度考慮貧富差別的產生原因，是無法解決貧富差別的問題的。
十八世紀之後的歐洲，貧富差別的問題在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進程中更為突出。當資本主義用強大的力量打翻了封建社會的財富分配製度之後，又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矛盾。資本改變了生產資料佔有運作的通道，也改變了人的地位，但無法改變貧富差別的存在。
為了社會的穩定，教會、社團組織始終在用慈善的方式，幫助那些弱勢群體，但都無法消除產生貧富差別的因素。
馬克思主義認為產生貧富差別的根本原因，是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因此必須用無產階級領導的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差別的問題。
於是十多個國家按照消滅私有制，實行完全公有制的計劃經濟，用近乎于供給制的方式，實行平均化的勞動收入分配。但幾十年的制度結果是除中國等極個別的國家之外，大多數的消滅私有制，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都用失敗證明了這種理論的錯誤，並重新回到了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軌道中。即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也從完全的公有制經濟變成了局部的公有制，大部分私有制的經濟體制。
中國建國後前三十年的實踐證明，完全的公有制計劃經濟，確實基本消滅了差別，嚴格的說應該是徹底的消滅了富有，讓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極度的貧困之中，當然也就大家一樣窮的沒有了差別。但經濟在這種無市場資源配置和無市場價格競爭，無人力競爭的制度之下(更沒有資本配置的能力和條件了)是無法發展的，並不會實現物質的極大豐富，也不會讓窮人變成富人。
重要的不是靠消滅富人來換取無貧富差別。也不可能靠暴力掠奪富人的財富而讓窮人變富，更不可能靠掠奪的方式重新分配財富而讓財富的總量增加，讓社會和經濟快速發展。
只看到資本獲取了剩餘價值，但沒看到資本要承擔市場競爭的風險，以為資本在市場競爭中永遠都是勝利者。其實剩餘價值更多來自於財富的創造和承擔市場風險的收益！
恰恰是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的保護，才讓人們有了創造財富的動力，也才有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加，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讓公民分享了更多經濟增長和市場競爭中的紅利。
但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同時在財富創造和分配中製造了更大的貧富差別。雖然市場競爭會讓一些窮人走出貧困變成富人，但也會讓一些競爭中的失敗者從富有變成貧窮。資本主義知道這種制度有著其財富創造的優勢，也同時存在著造成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會造成大部分人成為中產階級，也會造成一部分陷入貧困之中的弊病。
因此，為保護這種制度的安全和長久，就必須和其他一切要消滅貧富差別的“主義”一樣，要找到一種消滅貧困，挽救貧困者，幫助貧困者改善他們現狀的辦法。建立一種長久的幫助制度，這種制度就是國家政策支援下的民間行為的“公益”。
歐洲的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除了教會的慈善行為之外，更多的強調用加大國家福利的方法來平衡“貧富”之間的關係。美國則更強調用富人的“公益”彌補國家二次分配中的不足。福利著重于個人生活的保障，過度的福利會削弱市場的競爭力。
資本主義首先承認資本獲取財富的合理性，承認富人創造財富、擁有財富的合理合法性，然後再討論如何利用富人的財富幫助窮人致富，並彌補社會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如果都用簡單的高福利分配的方式平衡貧富差別，就會養了懶人，鼓勵了不積極努力的那群人。公益則可一方面幫助最困難的家庭不至於無法生活和無法融入社會，又不會讓他們過度的依賴於救助，另一方面則鼓勵和幫助他們就業、創業、努力工作以改善他們的現狀。
百年前初期的公益大多著眼于生活救助為主的慈善，但進步的發展中，公益已從“授人以魚”變成了“授人以漁”，近期的公益則更發展了一步，在推動社會制度進步的同時，在幫助大多數人創新和創業。除了解除貧困，讓貧困人群有自力更生的捕魚能力之外，還在幫助他們造船、織網，為他們提供生產自救的工具、條件、生產資料和有效的組織。並通過這種財富的轉移和再利用，培養更多的人成為社會精英，也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必須承認財富的集中所造成的貧富差別是文明進步及社會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但將這種必須付出的代價用社會“公益”的方式充分利用，則是將“代價”轉換成財富的責任，推動社會的進步。
“仁愛之心”古而有之，宗教則將上帝之愛“慈善”變成出自愛心而幫助需要的人，並讓“財富”的“負罪感”成為進入“天堂”的障礙，教人以“寬厚仁慈之心樂善好施”購買進入“天堂”的門票。
但社會的發展中，“愛人類”將財富變成促進人類的福祉，超越了一般的“仁愛之心”。財富在公益之中，不僅僅是幫助那些因貧富差別而處於弱勢的人群，讓他們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是將“感恩之心”和公民責任相結合，與推動社會進步相結合，甚至演化為革新資本主義的一種力量。
慈善不再是簡單的施捨，建立以社會效益為目的的社會企業，社會服務機構不但進入了商學院的課程，投資、管理、醫療、改革這些過去被視為是貴族社會討論的課題，也成為了公益的重要內容。
公益這個廣泛的概念把社會責任與企業家的精神緊密的聯繫在一起，企業家用創造社會財富的方式，改造社會的同時，也用企業家的精神幫助社會修復著貧富差別的創傷。企業從過去大量靠掠奪社會與自然資源獲取利潤，轉向回報社會與自然，並用企業家的管理才能讓財富在促進社會公平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資中筠先生用美國百年公益發展的歷史，揭示了社會發展過程中“財富”從“聚財”到“散財”的演變。從“財富的歸宿”到“財富的責任”的昇華，也讓我們重新認識了慈善與公益的發展，愛心與責任的結合，重新認識了社會的進步與社會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