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日本最大在野黨---民主黨黨首小澤一郎突然宣佈辭職。日本輿論普遍認為，小澤下臺完全是被金錢醜聞所迫。就在兩個月前，小澤的首席秘書大久保隆規因涉嫌非法接受日本大型建設企業西松建設公司鉅額政治捐款，被東京地方檢察廳逮捕。據檢方掌握的情況看，在2003年至2006年的4年間，小澤秘書從西松公司領取了2100萬日元的現金，並造假賬以規避審查。西松公司還通過其他方式向小澤每年提供2500萬日元的捐款，十幾年累計達3億日元。而就在同一時期，小澤家鄉岩手縣的諸多公共工程幾乎被西松公司獨家包攬。由於民主黨被不少民眾認為在經濟上較為清廉，而且有望在即將到來的眾院大選中取代自民黨，實現期待已久的政權更替，因此西松建設案曝光後，在日本社會引發強烈震動，各方的無奈和失望情緒達到新的頂點。
“西松建設公司非法政治捐款案”絕非偶然，而是日本“權錢政治”痼疾的再現和延續。
日本政治中的權錢交易由來已久，特別是在日本特有的派閥政治催化下呈現愈演愈烈之勢。上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政壇腐敗大案不斷，以“洛克希德案”和“裏庫路特案”涉案級別最高，金額和影響最大。
1976年，卸任首相田中角榮被指任內曾接受美國洛克希德公司5億日元賄賂，作為回報，幫助該公司取得全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機定單。田中角榮、前運輸大臣和17位高級官員被捕，田中本人被一審判處四年徒刑。
1988年，日本政壇另一個驚天大案“裏庫路特案”曝光。裏庫路特公司是一家以提供就職、房地產資訊為業務的公司。自1984年至1986年間，該公司將大量原始股以優惠價格出售或變相贈送給政界要人近百人，金額達數十億日元。自民黨幾乎所有頭面人物涉案，包括首相竹下登、副首相宮澤喜一、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及自民黨主要領導人和各大派閥要員。案發後，竹下登被迫下臺，其他涉嫌的12名政客也相繼辭職，10多名官員被逮捕起訴。
為阻斷腐敗鏈條、防止腐敗案件頻發不止的尷尬局面，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初相繼制定和修改了多個法律法規，著重嚴格政治資金的收受、管理和使用。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朝野陣營依舊弊案連連，顯示改革成效不彰，腐敗痼疾仍在。就在2007年5月，安倍內閣農林水產大臣、自民黨政要松岡利勝涉嫌權錢交易，畏罪懸梁自盡，成為二戰後第一個在任期間自殺的內閣大臣。與此同時，涉案企業“綠資源機構”前負責人也墜樓身亡。正是這家企業多年向松岡利勝提供大量政治捐款，並在松岡家鄉多個農業項目招標中中標。此次西松建設案則成為日本政治腐敗的又一續篇。
日本權錢政治頻發有著深刻的制度誘因，其中金錢本位的所謂民主選舉文化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權錢政治固然與當事人的個人操守有關，但當弊案在戰後長時期、在朝野陣營大範圍發生，尤其在不斷加強政治資金管理的情況下仍然層出不窮時候，人們就不得不作制度層面的思考。
梳理日本的權錢交易案件，可看出一個共同特點，即在所謂民主選舉的制度條件下，權與錢已經結成盤根錯節的命運共生關係。涉案人與其說是為了個人的私欲，不如說是為了維持和擴大權力而貪腐。洛克希德案、裏庫路特案、西松建設案涉及日本政壇的三個風雲人物田中角榮、竹下登和小澤一郎，這三人早年有著師承關係，竹下和小澤都繼承了田中的政治風格。1974年，日本政論家立花隆在《文藝春秋》雜誌上發表了題為《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脈》的文章，提出田中角榮的政治就是“金權體制”，以錢養權、以權斂錢。日本國內對田中角榮有不同看法，多認為此人富有政治才幹和實幹精神，甚至說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由此可見，田中身陷權錢交易，很大程度上在於世道，在於制度，使其不得不然。
日本實行多黨競爭的選舉制度，政治人物的權力來自於選舉。西方民主理論認為，只有通過激烈的競爭性選舉，通過政黨間的政策辯論與民意選擇，才能不斷凈化和提升執政的品質，選出好的領導人。然而，事實卻並非那麼簡單和理想。以日本為例，其選舉表面看以政見為中心，但實際起作用的只有三樣東西---“地盤、口碑與錢包”， 即圍繞人際利益關係和口碑形象展開。鄉村和地方選區重前者，都市選區重後者。鄉村和地方選區富於傳統色彩，重人情世故。參加選舉的候選人從父輩、祖輩或是黨內前輩手中繼承地盤，甚至有人為此甘願作他人養子或入贅當到府女婿，為佔據地盤挖空心思。地盤還需時時經營，參選人以及當選議員平時就要花重金維持人情關係，逢年過節、紅白喜事時要向選民送禮表達心意，並調動經濟資源， 對選民特別是地方豪門、大企業以及有影響的社會政治團體進行各種形式的利益輸送。選民在投票意向上主要看候選人與自己的交情以及為自己謀利的能力。都市選區情況有所不同，選民多無特定的支援政黨和支援對象，投票主要看候選人的形象。因此，參選者需要在一個較短時間內集中曝光，以提高知名度。對於一個不知名的新人而言，資金實力決定其媒體曝光率，進而影響當選率。無論是在鄉村地方選區，還是在都市選區，選舉都需要耗費鉅額資金。據統計，在日本競選國會議員的花費至少在1億日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