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以來，中國第一份各省區市生態文明水準的排名。
它來自代表國家社科研究最高水準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區域協調發展與政策研究”課題組。作為研究成果的《中國生態文明地區差異研究》首次披露了各省區市生態文明的發展現狀，以期促進各省區市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
那麼，各省區市生態文明水準具體情況到底是怎樣的？東、中、西部存在什麼樣的地區水準差異？經“新區域協調發展與政策研究”課題組授權，《中國經濟週刊》獨家披露該課題最新研究成果。
誰的生態最文明
——中國各省區市生態文明大排名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區域協調發展與政策研究”課題組首席科學家 楊開忠
資源、環境與發展的關係一直是人類所關注的基本課題。
1992年，聯合國裏約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第一次把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友好”（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概念提到全人類發展的議程。
在中國，2005年3月，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提出，要“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黨的十七大從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新高度出發，第一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 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文明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以生態有效的方式滿足人的需要。因此，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兩型社會”的關鍵在於提高生態效率。
因此，我們嘗試用生態效率定義經濟發展的生態文明水準。通過測算，除西藏自治區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生態文明水準排序如下：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福建、江蘇、天津、廣西、山東、重慶、四川、江西、河南、湖南、（以下為全國平均水準線下）湖北、海南、安徽、陜西、黑龍江、吉林、青海、河北、遼寧、新疆、雲南、甘肅、內蒙古、貴州、寧夏、山西。
什麼是生態文明水準？
看到上面的榜單，相信很多人會感到困惑：一些人們印象中的生態大省，排名卻並不靠前，甚至低於全國平均水準線；而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排名卻遙遙領先。這樣的榜單是通過什麼數字測算的？科學麼？
生態文明水準即生態效率（Eco-efficiency,縮寫為EEI），其概念源自20世紀90年代OECE(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和世界可持續發展商業委員會的研究和政策中，通常作為企業和地區提高競爭力的有效途徑。
廣義來看，生態文明水準就是指生態資源用於滿足人類需要的效率，其本質就是以更少的生態成本獲得更大的經濟產出。
生態文明水準的測度主要通過下列的公式實現：
EEI=GDP/地區生態足跡
EEI為地區產生單位生態足跡（指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總體衝擊，生態足跡等於生產所消費的所有資源和吸納其廢棄物所需要的有用土地的面積）所對應的地區生產總值，它與GDP成正比，在生態足跡一定條件下，GDP越高，其水準亦越大；與生態足跡成反比，在地區生產總值一定的情況下，生態足跡越小，其水準越高。EEI由普遍公認的GDP和生態足跡兩個指標直接合成，原理簡明、計算方便，易於應用。因此，它是一個表示經濟發展的綜合生態文明程度的合適指標。
能源消耗是衝擊生態的最大力量
如上圖所示，生態足跡高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有14個省市自治區，其中，山西、內蒙古、寧夏、遼寧、上海是最高的五個省市區；低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有16個省市自治區，其中廣西、四川、江西、安徽、重慶是最低的五個省市區。最高的山西是最低的廣西的4.5倍。觀察可知，地區之間的差異明顯，山西和內蒙古在第一梯隊，遠遠高出其他省份，接下來寧夏、遼寧、上海、天津相對較高，數值為9以上，隨後的省份平滑下降，相對連續。另外，除青海外，所有其他地區生態足跡均大於生態承載力，生態赤字明顯。這反映出，我國生態面臨巨大壓力。
從生態足跡的構成看，作為整體的全國情況如下左圖。其中，能源地佔到71%左右，說明能源的消耗是經濟活動對自然造成衝擊的最主要方面，要降低一地的生態足跡最主要的途徑就是降低單位經濟產出的能源消耗量，提高利用效率。其次是可耕地和草地，佔到18%，這是和人類的生活消費有直接關係的，人們的生活水準總是在不斷上升的，因此這部分消耗也是穩中有升。各個省市區生態足跡的構成雖然有差別，但差別微小，與全國情況相似。
為何北京“生態最文明”
根據測算結果，我們可以將所有的省市區分為兩級六組，即：生態文明水準較全國高的等級，包括以下最高水準組、高水準組和中高水準組的14個省市自治區；生態文明水準較全國低的等級，包括分佈於以下中低水準組、低水準組、最低水準組的16個省市自治區：
（1）最高水準組：北京。
在所有省市區中，北京的EEI值最高，且領先程度大。北京的每人平均GDP僅次於上海，居全國第二位，而生態足跡的水準卻排在全國第10位，並不高。所以綜合起來看，北京的生態文明水準最高，經濟發展是最為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
（2）高水準組：上海、廣東、浙江、福建、江蘇、天津。
這些省市在排序中屬於第二梯隊，它們全部是東部沿海省份，經濟發達，GDP水準高，但同時相應的生態足跡的水準也排在全國的較高的水準。這些省市區相對落後於北京，但卻遠高於全國平均水準。
（3）中高水準組：廣西、山東、重慶、四川、江西、河南、湖南。
從絕對值上來說，這些省市區EEI值亦高於全國平均水準。除山東為沿海地區外，其他均為中西部地區。
（4）中低水準組：湖北、海南、安徽、陜西、黑龍江、吉林。
這些省份所處的梯隊雖然屬於中游，但已經落後於全國平均水準了。
（5）低水準組：青海、河北、遼寧、新疆、雲南、甘肅。
這一梯隊已經屬於絕對地落後了，在全國屬於低水準。這裡既有西部經濟落後的省份，又有東部的河北和遼寧兩省。
（6）最低水準組：內蒙古、貴州、寧夏、山西。
單純從EEI的數值看，這四個省區是最落後的。但落後的原因卻很不一樣。山西的落後最主要的是因為其生態足跡太大。而寧夏和貴州排名靠後主要是因為其經濟發展本身太落後。總之，這些省區在生態文明經濟發展的道路上遠遠落後於其他省市區。
生態文明水準最高水準組的北京和高水準的六個省份全部是位於東部地帶，顯示東部地區總體上的生態資源利用效率處於領先水準。但仍有東部省份處在中低水準甚至是低水準，比如河北省和遼寧省。處在中高水準和中低水準的13個省份中有8個中部省份、3個東部省份和2個西部省份，大部分的中部省份都處在中游水準，發展較好的重慶和四川等西部省份同樣處在此列。而低水準組和最低水準組的10個省份中有6個西部省份、2個東部省份和2個中部省份。這表明，現行“東、中、西三大地帶”區劃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國生態文明水準的空間分佈。
其次，我們按照EEI是否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將所有省市區分為兩組，如下頁圖所示，我國生態文明水準較高的集中連片地區包括四塊，即：京津地區、黃河下游沿岸地區、華東華南沿海及江南丘陵地區、川渝地區。其他地區生態文明水準均低於全國水準。
誰能左右生態文明？
是什麼決定了各地區間生態文明水準的高低差異？
首先是GDP、人口規模。理論上說，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一個地區人口和經濟規模越大，生態文明水準就會越高。但是相關分析表明，這種正面影響並不大。
其次是每人平均GDP、勞動生產率。由於在不同的經濟結構、技術水準條件下生態效率不同，生態文明水準與每人平均GDP和勞動生產率是成正比例關係的，即在其他條件一定情況下，地區每人平均GDP和勞動生產率越高，其生態文明水準越趨於較高。隨著地區經濟發展水準和生產率的提高，其生態文明水準是趨於明顯改善的。
第三是經濟服務化。第二產業是物質的經濟，而第三產業是相對去物質化的，所以可以預見，經濟服務化率即第三產業佔GDP的比率越高，生態文明水準亦會趨於較高。相對於經濟快速服務化的省份，那些工業仍佔較高比重的省份的生態文明水準就要明顯低很多。
第四是城市化水準。生態文明水準與城市化水準是密切正相關的，並且呈不斷上升趨勢。此外，家用汽車的擁有量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城市發展水準的高低，它對生態文明水準的影響途徑是多方面的。從統計結果來看，生態文明水準和家用汽車擁有量的相關性為比較顯著的正相關。
第五是經濟活動能耗。生態文明水準與萬元GDP能耗、以及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是呈顯著負相關的。啟示是：利用技術創新降低能耗，發展迴圈經濟將是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第六是每人平均生態足跡。在經濟產出一定的條件下，地區每人平均的生態足跡越大，說明每人平均消耗的能源和對環境的影響較大，生態文明水準也就越小，但這種相關性並不顯著。
課題組首席科學家楊開忠解讀排名背後：
“GDP高不一定生態文明程度高”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王紅茹/北京報道
“剛下飛機，你的電話就打過來了。”作為一名著名區域經濟學家，楊開忠很忙碌，8月11日下午剛從青海調研結束回京開會，12日一大早又要奔赴廣西調研。
之所以忙碌，因為他除了作為北京大學教授的教學工作外，還承擔了大量的重要科研任務，同時身兼諸多職務：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亞洲城市和區域研究會副會長，亞太和平科學網路創始會員，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國旅遊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北京、福建、青海等省的政府顧問，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理事等。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全國的每個地方。
出生於南方的湖南省，寬柔和氣是他的特點；而由於長期生活在北方，身上又兼具北方人的豪爽，敢於直言是他的特點。
之所以敢言，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只是一個研究區域經濟的學者。”但是，跟其他學者相比，他研究區域經濟有著更為深廣的理論基礎和得天獨厚的條件。1983年9月至1985年12月，楊開忠師從我國著名地理學家林超、已故陳傳康教授攻讀自然地理學專業，獲理學碩士學位；1986年3月至1988年12月師從我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孫尚清教授，攻讀政治經濟學專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地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專業背景，讓他研究起區域經濟遊刃有餘。
作為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作為北京大學的一名教授，楊開忠的民間知名度並不如國內一些當紅的明星經濟學家，但是近年來，他在區域經濟研究領域的成就卻越來越多地引起公眾關注。上文的調研報告，是其擔當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區域協調發展與政策研究”課題組的研究成果之一。
就此報告出臺的臺前幕後，記者專訪了楊開忠教授。
僅有萬元GDP能耗的數據還不夠
《中國經濟週刊》：您主持的這篇評估報告是不是中國的第一份關於生態文明的排序？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排序？
楊開忠：據我所知，關於各個省份的生態文明程度的排序，這還是第一份。
之所以要做這樣的排序，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首先是發展方式轉變的考慮。去年下半年發生金融危機以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是成為一項非常緊迫的全球性戰略任務。當前，美國等主要國家和地區都非常強調ET技術（能源環境技術）、低碳經濟等一系列綠色發展方式，我國進入十一五時期以來十分強調了節能降耗減排，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現在我們對中國各個省區進行生態文明排序，有助於改變我國目前各個地方在發展過程中，只一味、單純地強調GDP的傾向，將有助於各個地區的發展方式向生態文明的方向轉變。
其次是指標完善方面的考慮。關於地區的生態文明的程度，國家實施節能降耗減排以來，主要強調用萬元GDP能源消耗指標去衡量，這個指標非常重要，但是我認為還不夠全面，於是就考慮用單位生態足跡所支援的GDP來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在生態上是否文明，這將有助於更全面地衡量各個地區生態文明發展的程度。這是我們很重要的考慮。
《中國經濟週刊》：這個排序刊發出來以後，您估計各省市自治區看到後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楊開忠：這個排序可以讓各個省市自治區看到自己的生態文明水準跟其他地區的對比，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在這個基礎上，（榜單）也許對他們思考將來的發展模式起到一定的促進和激發作用。
《中國經濟週刊》：在這個排序中，我注意到北京市是排第一位的。而在2002年左右，北京的沙塵暴還讓很多人記憶猶新。在生態文明的排序中，北京為什麼能上第一名？
楊開忠：在我們這裡，生態文明水準是指單位生態衝擊所對應的經濟產出。北京單位GDP對生態的衝擊要小一些，與北京市的產業結構（北京第三產業今年上半年已達74％以上）、產業技術水準、管理等各個方面都有關係。
“僅有GDP是不夠的”
《中國經濟週刊》：我注意到這個排序並沒有按照東、中、西而得出生態文明程度的高低。像東部的遼寧、河北兩省，就處於低水準組；而中西部也有一些生態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地區。如何理解這種結果？
楊開忠：這個排序的結果並不完全是按東、中、西的地理分佈。這正好說明一個地方的GDP高，並不意味著這個地方的生態文明程度就一定好。上海的每人平均GDP全國第一，但是生態文明程度並不是排在第一位；而有一些地區很落後，每人平均GDP很低，也並不意味著其生態文明程度就高。因為一個地區不發展也不行。我們需要考慮GDP，但是僅有GDP是不夠的，必須考慮到地區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的衝擊，需要綜合考慮。
《中國經濟週刊》：大家通常都認為，西部的生態環境要比北京、上海好，為什麼西部的生態文明程度還低一點呢？
楊開忠：首先要理解我們排序講的生態文明程度，是單位生態衝擊所承載的經濟活動。一個地區生態環境的好壞，還受其生態是否超載影響，而在我們這個排序中不考慮這個因素，我們只考慮人的經濟行為在生態上是不是文明。一個地方的生態沒有超載，並不一定意味其經濟行為在生態上是文明的，因為後者考慮的單位GDP對生態衝擊，在一些西部省份，這個指標有的比北京、上海還要大。
生態環境和生態文明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不可能不發展，但發展要有文明的方式。
《中國經濟週刊》：生態文明比較落後的地區，也有不同的類型。您對這些生態文明的落後地區有哪些建議？
楊開忠：生態文明比較落後的地區分幾種類型：第一種是經濟發展水準比較低，生態文明的排序也比較低。這類地區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能因為經濟發展水準低，就忽視生態文明的發展程度。要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的關係。第二種是經濟發展雖較落後，但生態文明相對較高的地區，如廣西，在發展過程中，也不能因為生態文明較高而忽視生態文明建設的問題。
上述兩類地區，都有可能存在忽視提升生態文明水準的傾向。現在全球都在強調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在這種新形勢下，一個地區的產品、服務的生態文明程度，已經成為能否獲取競爭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要高瞻遠矚，從國際競爭力的角度高度重視生態文明的建設。
第三种經濟社會發展水準在我國是居中或者中等偏上。這類地區的經濟結構，資源消耗較高的產業所佔比重比較大，應該去調整經濟結構，最大程度擺脫對資源、環境消耗的依賴。
《中國經濟週刊》：對於那些生態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地區，這個榜單算不算是個喜訊？
楊開忠：那些生態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地區，應該意識到當地的生態文明程度高，只是相對全國其他地方比較高，但是跟國際的先進生態文明地方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能放鬆生態文明的建設，應該繼續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也只有這樣，這類地區才能在國際國內的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的競爭中取得優勢，才能最終保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週刊》：從全國看，目前生態文明的發展是不均衡的，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楊開忠：造成不均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主要是經濟發展水準的差異，其次還有產業結構的不同，第三是技術水準和管理水準，以及體制、機制的差異，是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簡單哪一方面的問題。
《中國經濟週刊》：今後我國東、中、西部生態文明建設的空間有多大？
楊開忠：目前東、中、西部生態建設的空間都很大，而且總體來講是世界上最具潛力的，但建設壓力也很大。近期國內和國際關於氣候變化的會議很多，國內，8月12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應對氣候變化有關工作，特別提出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國際上，“2009年第三次氣候變化國際談判會議”8月10日至14日在德國波恩舉行；在年底，還要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全球氣候變化大會。環境問題時不我待，現在不是說搞不搞生態文明的問題，而是不論東、中、西哪個地區，都應該想辦法提高當地的生態文明程度和水準，只有這樣才能在全球經濟中保持可持續發展。
此外，由於全國不同地方利用生態的效率不一樣，我們應該想辦法在地區之間創造和利用一些市場機制，以便讓我國的生態資源能夠跨地區更加有效地利用，這是提升我國各個地區以及全國整體生態文明程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生態文明評估最能推進科學發展觀”
《中國經濟週刊》：生態文明跟科學發展觀有著什麼樣的聯繫？
楊開忠：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的科學發展觀是吸收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教訓，同時也吸收了當今世界上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發展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來的。在發展中，人的幸福指數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要圍繞人來展開，這才是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這是發展的基本要求。
而全面協調和可持續，主要是指生態上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是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來的，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包含在可持續發展觀裏面。過去，我國在強調經濟發展時，比較偏頗地強調GDP增長，而忽視了生態的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是我國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內在的非常重要的要素。
《中國經濟週刊》：我注意到您的這篇調研報告署名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區域協調發展與政策研究”課題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是如何確定的，要通過公開招投標嗎？
楊開忠：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是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具體負責實施的，每年都會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實行公開招標立項。目前，國家社科基金設有重大項目、委託項目、年度項目、後期資助項目和西部地區項目等五類項目，每類項目資助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其中重大招標項目的定位是面向國家高層宏觀決策和戰略需求，以研究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現實問題為主，著力推出有分量、有深度、有價值的應用對策性研究成果，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
由於重大招標項目作為國家社科基金中層次最高的項目，代表的是國家最高水準，所以立項的標準和要求很高, 主要體現在選題重大、立意高遠，導向正確、觀點鮮明，針對性強、務實管用，與時俱進、富於創新等要求。
在經過了兩輪的專家評審之後，確定由我來主持這個項目。現在發佈的是該項目的一部分研究成果，畢竟經濟的協調發展是多方面的，接下來我們希望在相關部門的支援下，我們能夠對全國各個城市的生態文明水準進行評估，這最能讓我國的科學發展觀、生態文明建設推進、貫徹到各個地區去。這還只是一個設想。
生態文明：
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一種，以尊重和維護自然為前提，以人、自然、社會和諧共生為宗旨，以建立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為內涵，引導人們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它同樣強調發展生產力，提高物質生活，但它更強調尊重自然，建設精神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