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德國《焦點》雜誌古德隆·多梅泰特女士。
達賴喇嘛的分裂主義主張和行為並沒有改變
記者：中國最近幾十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難道不應該承認達賴喇嘛本人也發生了變化？他不是想去恢復西藏封建的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貴方這樣對達賴喇嘛極度的不信任和猜疑，原因是什麼？指責達賴喇嘛在搞分裂祖國的活動，說2008年拉薩騷亂幕後的煽動者或者主謀就是達賴喇嘛，中方有什麼證據嗎？達賴喇嘛強調要有一個真正的自治，並不是要分裂祖國，而且他在勸阻或約束一些有暴力傾向的年輕人。
朱維群：您剛才肯定了中國這些年包括西藏在內發生了巨變，承認了達賴喇嘛代表的舊西藏實行的是封建農奴制，我想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觀點一致。但是我們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您認為達賴喇嘛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我認為他沒有本質性的變化。首先我要重復地講，達賴喇嘛當初為什麼跑出去？1959年他跑出去是因為他反對西藏的民主改革。實際上，當時中央為了照顧西藏上層的利益，已經明確把民主改革往後再推遲，而且要徵求達賴喇嘛的同意。但是達賴喇嘛為了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永遠不變，寧可發動武裝叛亂。
達賴喇嘛叛逃出去以後，從1959年一直到整個60年代，在某些西方國家的支援下，對我們的邊境地區進行了長達十多年之久的武裝、流血的騷擾。這個事實，我希望有些朋友不要忘記，或者故意抹殺。到了70年代末，由於他的搗亂破壞、武裝騷擾屢遭失敗，也由於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達賴喇嘛聲稱不搞“西藏獨立”了，改行“中間道路”了。但是他的“中間道路”仍然是“半獨立”，“變相獨立”，本質上仍然是“西藏獨立”那一套，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這一點早在80年代初我們中央領導同志接見達賴喇嘛派回國內的參觀團的時候，就已經明確指出。近幾年我和我的同事們在許多場合多次解釋，為什麼說“中間道路”本質還是“西藏獨立”。
中央對達賴喇嘛一直是留有出路的，他叛亂出逃之後，中央把他人大副委員長的職務一直保持到1964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達賴喇嘛表示願意和中央接觸商談的時候，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又開始了和他的接觸。但是，達賴喇嘛這些人完全辜負了中央的好意。一是公然向中央提出了所謂的“大藏區”、“高度自治”，二是在西藏策劃了一系列的分裂主義活動和“打、砸、搶、燒”犯罪活動，在1987年、1988年、1989年這種活動達到高峰，導致拉薩1989年不得不實施戒嚴。從去年3月14日事件發生，到北京奧運會結束，他們的這種搗亂破壞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去年之所以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很清楚，就是企圖以綁架奧運會為要挾，迫使中央在所謂“實質性問題”上對他作出讓步。但是他們的這個圖謀，眾所週知，完全破產。三是在搞亂藏區沒有效果的情況下，達賴喇嘛在國際上到處去進行所謂的“訪問”，蓄意使中國和有關國家關係產生緊張。我們希望達賴喇嘛發生您所說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不應該僅僅是口頭上的，而應該是實際的。我們始終沒有看到這種變化。
至於您剛才問到拉薩發生“打、砸、搶、燒”事件，說是達賴喇嘛策劃的有什麼證據？我認為事實是很清楚的。第一，這個分裂主義集團包括所謂“流亡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違反中國法律的，本身就是動亂的根源。第二，從2007年開始，也就是在我們籌備奧運會期間，達賴集團特別是它的“藏青會”等極端組織策劃了一系列擾亂西藏的計劃，其中包括所謂的“西藏人民大起義計劃”。後來在拉薩發生的很多暴力犯罪事件，都和“西藏人民大起義計劃”有著密切的聯繫。第三，達賴喇嘛雖然很注意把自己的手洗乾淨，但他還是按捺不住，多次公開講話，對“3·14事件”中少數人的暴力犯罪活動給予支援，企圖煽動更大的事件。比如他曾經這樣說，無論藏人在何時何地做何事，都不會要求他們停下來。比如他多次散佈，說拉薩的“打、砸、搶、燒”事件是中國當局、中國軍隊幹的，嫁禍于藏族。一直到今年4月24日他在美國還造這個謠。再比如，去年4月6日，達賴喇嘛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的時候聲稱，“拉薩大部分被燒的漢人商店，是有從事賣淫活動的場所，是有妓女的場所。”把人家商店燒了還誣衊人家是妓院，把人家人燒死了，還誣衊人家是妓女。有一個商店被壞分子一把火燒死了5個女孩子，都是18、19歲的青年人，其中還有一個是藏族，達賴喇嘛有什麼證據說她們是妓女？這像是一個佛陀弟子說的話嗎？像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說的話嗎？我這裡僅僅列舉了達賴喇嘛很少一部分言論，但從這些言論可以看出，達賴喇嘛到底是在滅火，還是在火上澆油？是在約束暴力，還是在鼓吹、縱容暴力？
中國人絕不允許外國干涉我國內政
記者：如果中方如此肯定達賴喇嘛和他的一些支援者是去年“3·14”事件背後主謀，那為什麼中國不能請一些國際人士去蒐集相關的證據。如果來龍去脈搞清楚的話，國際社會一些人的猜疑，不就可以打消了嗎？
朱維群：我理解您提出這個問題出於好意。但是，我們中國人辦事有一個原則，就是我們的內政不受外國的干預，包括外國人，也包括外國的機構。西藏的事情純屬中國的內政。我們會向外國朋友介紹有關的情況，解釋有關的問題，包括請您到西藏去採訪，但是我們不會允許外國人、外國機構來插手，干涉我們內政，在中國事務上充當什麼中間人，充當什麼道義的執行者。中國人站起來已經60年了，事實證明了我們中國人完全有能力解決好我們內部的一切事務。外國人插手中國內部事務，給中國人帶來了什麼？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可以說得再清楚一點：1840年以後的100多年當中，中國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受害者。受害者的感受和加害者的感受是不一樣的。在中國人心目中，外國干預者的道義形象並不如同他們自己想像的那般美好。
記者：不好意思，我並不是要質疑中國處理自己內政的事務的能力，我只是想說，是不是可以借助國際上的一些機會，讓大家能夠對達賴喇嘛去神聖化，揭開他身上神秘的面紗。在西方很多國家，達賴喇嘛擁有非常多的同情者。
朱維群：我知道一些外國人和外國機構十分熱烈、十分迫切地想介入到我們和達賴喇嘛的關係中來，介入到所謂的“西藏問題”中來。我再次說，沒有這個必要和可能性。
至於說達賴喇嘛在一些國家有眾多的所謂“同情者”，這是這些國家的當政者和新聞媒體自己造成的。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在1989年以前，達賴喇嘛在西方有多少支援者和同情者？甚至有多少人知道這個喇嘛？達賴喇嘛是被西方一些人作為整治中國的工具而抬高的。包括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實際上是1989年西方國家“制裁”中國的行動的一部分。
但是，這種狀態一旦形成了以後，想要改變這種狀態就有點麻煩了，這就給有關國家後來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帶來了一個很不利的因素。當這些國家當政者認識到需要改善與中國關係時，卻不能不受到達賴喇嘛“同情者”的牽制。這個問題是這些國家自己造成的。希望有些國家從中汲取一些教訓。
我們並不想把西藏的門對世界關上，西藏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它的門應該是向世界敞開的。我們歡迎大家到西藏來旅遊，來幫助建設，來進行採訪，但是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會歡迎外國人到我們這裡來指手劃腳。我舉一個例子。不久前我會見一個國家的政要，他說：我們向中國索要十幾個關於“3·14”事件以後被捕者下落的個案，而中國只提供了少數幾個，我們感到很不滿意。我告訴這位朋友：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我們沒有義務向外國提供屬於我們主權範圍內的刑事案件的處理情況。我們之所以向你們提供了若干個案，是因為我們兩國關係不錯，而不是因為我們負有這種義務和責任。我告訴他，如果由我來決定這個事情，我一個都不提供！
記者：您可能知道，中國的威望因為西藏的問題已經受到損害，西藏很長一段時間是封閉的，不允許我們記者自由前往去採訪。您不想利用這個良機，向世界的輿論公佈您對某國要人所要求的個案的調查結果？
朱維群：向某國政要提供幾個個案情況，是看在兩國關係不錯的份兒上。但是提供什麼、提供多少、什麼時候提供，乃至最後提供不提供，這都是我們主權範圍內的事情。在主權範圍內，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不做，一個最根本的原則，就是要符合我們中國的利益。您剛才說到的，我們西藏對於外國新聞媒體一段時間以來實行封閉。其實只是加強一些管理措施，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關過門，“3·14”以來始終有外國記者經過允許到西藏去採訪。現在，我們正安排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去西藏，包括您在內。但是西藏的門開多大，說到底，我們要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從西藏穩定、發展的需要出發。中國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先生講過一句很重要的話：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我們當然希望更多的外國朋友了解西藏，也希望外國媒體說我們的好話。但是，多說幾句好話、少說幾句好話畢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利益不能受到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