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11月30日發表社論說，臺灣“監察院”以五比五的平手比數，未通過對“檢察總長”黃世銘的彈劾。回想兩個多月前，黃世銘將前“法務部長”曾勇夫以“接受關說”為由鐵面移送“監院”；誰料，形勢瞬息萬變，今天接受公審卻是黃世銘，最後僅以毫發之差身免。這樣的變化，何其諷刺！
黃世銘雖暫時躲過一劫，卻仍未逃過朝野“立委”對他的集體追殺；除此之外，他還要面對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評鑒委員會等“司法”及行政關卡的大刀。臺灣政治的詭譎多變，豈是一句“造化弄人”或“豬羊變色”足以形容？
整起關說事件的發展，黃世銘由民眾眼中的“青天大人”變成政客口中的“大姦大惡”，終致在這場他發動的“正義之戰”中節節敗退，主要原因，是他犯了多項錯誤。第一，他高估了特偵組的威望，更高估了臺灣地區領導人的權力、智慧與手腕。第二，他高估了社會對“關說”的痛惡，卻低估了政治勢力的反撲力道。第三，他和特偵組未能站穩行使偵查權過程中的每一步基石，加上特偵組在程式上和應對上的邋遢表現，引發泄密和濫權監聽的疑義，造成社會信任流失，致兵敗如山倒。
除了上述幾點，黃世銘更大的錯誤，是當初未能一口氣將王柯關說案偵辦到底，卻在捕捉到若干監聽事證後即決定打住，以“行政違失”從輕處置此事。這樣的一念之差，不僅為黃世銘自己帶來無窮後患，更為社會增添了“憲政”、“司法”和信念上的各種劇烈挑戰與波折，代價實在太大了。
黃世銘何以將王柯關說案僅僅定調為“行政違失”即為已足，我們無從得知；從前後的發展研判，可能的原因是：從負面看，他貪功躁進，以為手上證據已足使王金平和柯建銘一刀畢命；從正面看，他有維護大局的考量，不想把事情辦到太過齷齪。不管是前者或後者，都暴露了黃世銘這個“司法硬漢”的“政治盤算”，那是他的軟弱面；而錯也錯在這裡，他或許試圖為政治預留餘地，但政治對他卻毫不容情。
事實上，在最初特偵組舉行記者會宣佈關說案的處分時，本報社論即指出，黃世銘除約談檢察官林秀濤，並未偵訊關說或被關說人，即以“沒有對價關係”及“不涉刑責”簽結，是一大“敗筆”。因為，如此一來，除了王、柯的電話通聯紀錄外，其間一些情節便易“流於推斷”；只要當事人極力否認，便可能橫生枝節。沒想到，事件後來的發展果然如此，事態一路摧折，甚至演成太阿倒持而無以收拾的地步。
設想當初黃世銘若一本“司法人”的初衷，對關說案本質之法律要素鍥而不捨，辦得更加徹底、周延；事實一攤開來，誰是誰非即黑白分明，王、柯等人豈可能有那麼多的辯飾和反撲空間？而且，若事證確鑿無可抵賴，就算馬英九在政治處理上不夠圓熟，也不致整個社會輿論都跟著翻倒。簡單地說，黃世銘最大錯誤，是他沒有站穩“司法人”的法律立場，卻思前想後試圖借政治的力量來收拾這樁關說案；沒想到，這片灰濛濛的政治大地卻是邪神當道，反將他吞噬。
觀察這次臺灣“監察院”處理黃世銘案，從分案起便暗潮洶湧，包括消息提前曝光，都充滿政治派系運作色彩。此一情狀，和“立院”跨黨派“立委”聯手挺王挺柯的態勢，竟有幾分相似。最後五比五的平手錶決，也只能說是千鈞一髮；否則，黃世銘的職務便得提前出局。
然而，此案最可悲之處也在於此。目前關說案的本質已無人關切，如何防堵現有政治關說“司法”的制度漏洞也乏人聞問，“立院”紀律委員會甚至認定柯建銘未關說；而如今的政治氛圍，竟只是圍繞在如何逼黃世銘早日下臺走人，為政治“除害”或“棄車保帥”以求止血。包括“司法體系”的磨刀霍霍，欲將黃世銘祭旗以回報他逼走曾勇夫的“加倍奉還”，無處嗅不到政治硝煙。如果日後的發展竟走到此一地步，那不僅是黃世銘大輸，也是臺灣社會與價值的慘敗。
不管黃世銘是“一念之仁”或“一念之愚”，一個“司法人”對政治心存儌幸的結果卻落至這般田地，堪視為留給所有“司法人員”的深刻警惕。近十年，吳英昭、陳聰明和黃世銘三名臺灣“檢察總長”任期均難善終，其實不是宿命，這要歸於臺灣政治的橫行霸道，而“司法人”卻甘於向它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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