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投稿作品，作者：峻昆
近日，臺灣新黨主席郁慕明再次怒嗆“臺獨”傾向人士，他指出只要交出臺北故宮珍寶和黃金，“我號召所有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同胞，帶著黃金和故宮文物一起走，大家一起回大陸！”
這樣的無奈和悲涼之語，透露著目前臺灣社會似乎難以容下一切帶有“中國元素”的東西。但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紐帶，豈能簡單歸結為有形國寶和黃金？
新黨主席郁慕明
尤其是，兩岸血脈相通，而1949年後從大陸去臺的200萬軍民，早就在臺灣落地生根，其中更是不乏全國科學、教育、文化界的學術精英，甚至包括部分國寶級學術大師。去臺的這批學術精英為臺灣的科學研究和大學教育事業起到了奠基者和開拓者作用，更為臺灣各行各業培養了大批人才，這才有臺灣科教事業的興旺和80年代經濟騰飛。因此，人才和知識資源才是中國大陸對臺灣最大的財富輸入。
1949年國民黨敗走臺灣，蔣介石考慮除了把國庫的黃金儲備以及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等的圖書文物運往臺灣外，更是計劃要把大陸高級知識分子轉移到臺灣, 即所謂“搶救大陸學人計劃”。 該計劃上需要“搶救”去臺灣的學者包括：一是大陸各大專院校的負責首長;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須限令離開大陸的高級知識份子;四是在國內外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搶救”的名單上幾乎全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大師級知識份子。儘管這個“搶救計劃”並不十分成功，但在國民黨的鼓動以及以政府名義脅迫下，仍有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大學校長在內的大批一流教授和學者去臺。
以中央研究院為例，中央研究院是當時民國最高學術機構，有人曾這樣評價當時的中研院：“生物組接近世界最高水準，數理組與世界頂尖水準不相上下，人文組幾乎達到世界一流水準。” 而在中央研究院當時擁有院士81人中，直接遷至臺灣的就有胡適、傅斯年、淩鴻勳等9人，而去國外的吳大猷等11位院士，後來也有部分先後去臺任教任職。除院士外，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數學所等機構及其科研人員也成建制遷臺。
1949年，遷臺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一個倉庫中開始辦公
光復初期的臺灣千瘡百孔，各種物質和文化條件及其匱乏。大學僅有一所為日本殖民統治服務的臺北帝大，在日籍人員撤走後完全是一副爛攤子；而高水準研究機構更是空白。大陸去臺的學者在臺灣各大高校或學術研究機構任職任教，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開始創業，積極投入到中央研究院等學術研究機構重建擴展，在臺學校改制和大陸高校在臺復校等工作中，為後續臺灣的科學文教事業發展奠定了極高的基礎。當前，隨便翻閱臺灣哪個大學的校史，都不難發現大陸去臺的學者在其發展初期的奠基貢獻。
臺灣師大的大師——絕大部分是大陸去臺學者
伴隨著國民黨政府、學術機構和大陸學人遷臺，臺灣傳承和繼承的是整個中國的有形無形科教資源及財富，這包括：
（1）傳承了大陸一流大學的先進學術思想和育人理念
大陸去臺教授及學人把當時中國一流大學的先進學術思想和育人理念帶到了臺灣，臺大和新竹清華的發展即是最好的例證。傅斯年于1949年1月任臺灣大學校長，把北大的自由主義校風帶到臺灣大學；在他任校長的兩年裏奠定了臺灣學術根基及自由傳統。他提出臺大的校風應包括自由的思想、規律的行動、求學的志願、求真的信心和師生相愛的誠意，並指出大學不僅是產生思想的地方，更是激發理想的地方。正是在他的推動下，臺灣大學成為以自由學術精神為基本原則的一所大學，發展為臺灣最高學府與學術中心和華人世界頂尖學術機構。清華校長梅貽琦主持清華在臺復校，在島內延續清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脈，更重要的是，梅貽琦 “所謂大學，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教授治校”，“通才教育” 等先進的治校思想和理念也在新竹清華得以傳承。臺大校園裏的傅鐘和傅園，新竹清華校園裏的梅園，無不彰示兩位先生為臺大、清華的發展做出的奠基性成就。其他在臺復校的交大、中央、東吳等，也傳承者大陸高校的文化和精神。
臺大的傅鐘，每次只敲二十一下。以紀念傅斯年認為“每天只有二十一小時，餘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2）繼承了大陸研究機構及高校的部分聲譽、地位和資源
由於新中國成立後，西方國家拒不承認。遷臺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在西方世界中代表中國政府，相應的學術研究機構也在國際社會中成為代表中國的學術機構。如遷臺的中央研究院仍繼承了大陸時期參與的國際科學聯合總會（ICSU）等國際學術團體的會籍，並代表中國與美國國家科學院等機構進行“中美科學合作會議”， “中美人文社科合作”等國際合作研究項目。
在臺北召開的中美科學合作會議
而“在臺復校”的大部分高校，雖然實際為重建，但也繼承了大陸高校聲譽甚至是經濟資源。“在臺復校”的大陸高校繼承了大陸高校的校名、校訓、校歌、校園文化等無形聲譽資產，成為很多在臺及海外校友以之相依的母校，得到了廣泛捐贈和支援。甚至還直接繼承了大陸高校的部分經濟資源，比較典型的就是“清華基金”。眾所週知，清華大學建校源自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而由於美國當時仍承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臺灣清華成為這筆基金的繼承和使用者。1949年，清華校長梅貽琦前往美國處理“清華基金”保管運用事宜。1956年，清華在臺建校，梅貽琦借用清華基金利息補貼教授薪水，並興建宿舍。清華基金的經費來源，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代管庚子賠款的紅利等。百年後，這筆款項仍在運作，即使到現在，新竹清華每年還收到庚子賠款支票。
（3）海外華人、華僑學者的資源和支援
1949年後，由於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隔絕，臺灣成為大部分旅居海外華人華僑唯一可以回到的祖國土地。在這種情況下，臺灣的科教事業也得到了海外華人華僑學者的大力支援，因為在他們眼裏，回報臺灣，即是回報祖國。包括楊振寧、李政道在內的大批海外華人華僑學者應邀到臺講學甚至任職任教，並大力推動和促成了臺灣科學機構與國外機構的交流和合作。如1956年新竹清華復校伊始，袁家騮、吳大猷、鄧思黎、錢家騏、陳省身、孫觀漢、傅瑞雪、馬祖聖、徐賢修等海外華人學者就應聘到新竹清華任教。這些海外華人華僑學者搭建了臺灣與國際科學界溝通和交流的橋梁，也為臺灣學生到國外留學提供機會和便利，對臺灣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功不可沒。
從臺灣光復之初一所大學發展自目前159所大學（其中公立51校、私立108校）；從高水準學術研究機構空白到現在擁有中央研究院、中山科學研究院等大批一流學術研究機構。目前，臺灣的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水準相較于大陸各省仍處於較為領先地位。
但如果當前臺灣仍不能以開放的心態看待兩岸關係，並將自身的發展立足於全中國發展的基礎上，其領先優勢必將逐漸消失甚至落後，這主要由於以下幾方面：
（1）生源
目前臺灣的高校呈現“粥多僧少”狀態，人每人平均可上大學；而目前臺灣高校僅有限開放給陸生，且還有健保等方面的歧視政策， 因此臺灣高校的選材不能像大陸高校一樣，廣泛延攬全國的優秀生源。從長遠來看，其人才的儲備和後續科研後備軍也將受限。
（2）格局
中國以東方雄獅之姿屹立於東方，無論是燦爛悠久的歷史，豐富多樣的自然人文環境，還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各項問題，都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環境，也為學者提供了寬闊的活動舞臺。倘若不能融入中國大家庭，將學術眼界和是為局限于一島，無論是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將大為受限。
（3）環境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各項國家級工程，如載人航太、高速鐵路、大飛機、航空母艦等不斷推進，以資訊技術、網際網路、智慧製造為代表高科技公司的不斷涌現，為中國科研機構和高校提供了巨大的事業平臺，通過參與這些大型工程和各項技術攻關項目中不斷提升科研水準和實力。而臺灣的高校和科研單位當前還不能借力於這樣的平臺，其高校畢業生也沒有這樣的就業環境。
新竹交大校史中曾記到 “國之不可無史也，猶家之不可忘祖，唯校亦然”。如果說黃金和國寶仍可計數，知識、人才和教育的財富是不可估量的；當今臺灣科教事業的興旺發展，理應追本溯源，飲水思源。無論世事變遷，民粹風起雲湧，臺灣都不應遺忘歷史，斬斷自己的科教和文化之根。
注：本文參考和引用了周為筠： 《在臺灣：國學大師的1949》；臺灣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成立八十週年紀念》，以及部分網路資料，不再一一列出，謹向原作者致謝。
[責任編輯：何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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