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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上半年，國家網際網路應急中心(CNCERT)監測發現，大陸地區外的木馬控制端IP有98230個，其中來自中國臺灣的佔到65%，高居榜首。
他們沒有名字，只有代號；他們沒有聲音，只有行動；他們沒有傳記，只有傳說。這些神秘的人，被稱為“間諜”。
自1949年以後，兩岸之間的間諜暗戰從未中止過，其戰況之激烈，曾經不亞於任何一個真正的戰場。近年來兩岸間關係有所緩和，時至今日，臺灣間諜已不再是過去電視劇中凶神惡煞的“特務”形象，其“工作”形式和內容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暴力色彩漸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和更為專業的情報戰。
據臺灣《聯合報》報道，國民黨20多年前派遣特工到大陸蒐集情報，承諾“如有失事，從優撫恤”。17名被捕特工出獄後要求國民黨賠償及撫恤。臺北地院2011年3月11日判決國民黨應賠償280多萬美元，折合新台幣為8600多萬元。
神秘“軍情局”
1949年，蔣介石退守臺灣後，仍唸唸不忘“反攻大陸”，他提出了“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1950年5月16日，蔣介石在臺灣廣播電臺發表《為撤退舟山、海南國軍告大陸同胞書》，對“反攻大陸”的規劃，提到：“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同時招募大批特工人員，組織他們“打回老家去”。處於敵對時期的兩岸，由此成為最活躍的情報戰場之一。
在臺灣眾多情報機構中，“軍事情報局”是派遣間諜的主力。“軍情局”前身是蔣介石統治時期大名鼎鼎的“軍委會調查統計局”(軍統)，這個誕生於北伐戰爭時期由戴笠領導的特務組織。
1946年，“軍統局”改名為“國防部保密局”，後變身為“國防部第二廳”。1954年臺灣當局對情報部門進行調整時，又將其名稱改為“國防部情報局”。1985年，“國防部情報局”與“國防部特勤室”合併為現在的“軍事情報局”。
“軍情局”下設七個處、一個“情報研究中心”和一個“秘密交通中心”，其活動主要是收集大陸政治、軍事情報，情況需要時還可以策劃破壞、暗殺，對大陸沿海地區進行襲擊、騷擾、心戰等活動。除此之外，臺灣“軍情局”的主要任務還包括：適時在大陸建立和發展“敵後武力”，對大陸軍隊進行策反和軍事“攻心”，配合臺軍的戰略性行動等。直至今日，“軍情局”仍是對大陸情報工作的首要部門，幾十年來大陸的臺諜事件，幾乎都與其有關。
上世紀50∼70年代，臺灣情報機關對大陸的工作重點是“政治顛覆，內部策反，敵後遊擊”，暗殺、爆炸等暴力手段成了其最主要的活動方式。“軍情局”大量招募情報人員，多次策劃刺殺中共領導人的大案。
1955年，臺灣“國防部情報局”(“軍情局”前身)由毛人鳳坐鎮，組織策劃了企圖謀殺周恩來總理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爆炸事件，周總理和中國代表團因臨時改變路線，才倖免于難。事後，臺灣當局極力否認策劃爆炸事件。但40年後，當年參與並策劃該事件的原國民黨“保密局”退役少將谷正文在臺灣《中國時報》上公開承認，該事件的確是國民黨特務買通香港啟德機場清潔工安放了炸彈。
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軍情局”還通過空投或迂迴方式派遣間諜潛入大陸從事“敵後工作”。他們利用廣播電臺，晝夜不停地向大陸廣播，煽惑群眾，指揮潛伏特務和策動殘余反革命分子進行暴亂等破壞活動，準備在中國沿海地區建立“遊擊走廊”。
除了在沿海地區襲擾外， 臺灣情報部門也派遣特務深入大陸進行間諜活動。1964 年10 月， 大陸試爆成功第一顆原子彈後，“國防部情報局”立即派遣多名特工從香港潛入內地，展開“神斧行動”，刺探原子彈相關資訊。
另一方面，臺灣經過“肅清匪諜”的白色恐怖運動，抓捕和處決了他們所說的“大量共諜”；如電視劇《潛伏》中余則成的原型——“密使一號”吳石就因此被捕犧牲。
兼職的“編外間諜”
臺灣向大陸派遣間諜人數不少，但暴力突擊行動收效甚微。丁渝洲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透露，“這一行動終因‘同志’受損太多”，至上世紀70年代末戛然而止。但是，“軍情局”派遣情報員赴大陸蒐集情報的工作並未停止。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持續21年的金門炮擊也在這一天停止。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海峽兩岸交往日益增多，臺灣“軍情局”亦不失時機地改變了自己的策略，其工作重心由暗殺等轉為“心戰、策反、煽動”。光在1985年，大陸截獲臺灣情報部門從香港、日本、美國寄到大陸院校的“心戰”宣傳品就達600多件。
週邊諜報人員被吸收進“軍情局”並源源不斷地派赴大陸，他們或以參觀、旅遊、探親的名義短期蒐羅情報，或以商人身份出入大陸，表面從事商業活動，實則從事間諜行動。
這些諜報人員往往不是“軍情局”編制內間諜，也沒有經過專業的情報訓練，臺灣前情報部門副處長陳虎門在接受《深圳衛視》採訪時說，當時工作人員廣泛地從士農工商中選擇，“只要有意願肯冒險，肯為臺灣做事就行”。
實際上，一些人是“被迫”成為臺灣間諜的。谷正文就曾在臺灣雜誌《獨家報道》上爆料，臺灣著名歌星鄧麗君是臺灣國民黨“國家安全局”的秘密情報工作人員，隸屬於“臺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當年，15歲的鄧麗君因需要去新加坡演出向臺灣有關部門提出出境申請，但臺當局以批准出境演出為交換條件，要求她進行情報工作。
《國際先驅導報》曾報道，香港商人姜建國也是在“軍情局”的威逼利誘下成為兼職“間諜”的。1985年5月，他從大陸購買一批蠶絲運到臺灣，卻被臺灣當局扣押，對方以此要挾他為“軍情局”服務。
急於拿回貨物的姜建國“稀裏糊塗”就成了“軍情局”特工。經過一週的突擊培訓後，他正式開始了間諜生涯。但僅過了一年，他便被大陸國安部門抓獲而鋃鐺入獄。
像姜建國這樣的“門外漢”間諜不是個例。2003年∼2005年，在大陸“失事”的情報員，有些就是像他這樣的“編外間諜”。這些“編外人員”可以隨時被犧牲掉，在臺灣情報人員的名單上，也幾乎不會被提起。
重創臺灣間諜網
兩岸關係緊張時期往往也是臺灣間諜的活躍時期。有趣的是，大陸對臺灣間諜網路的重創恰恰源自臺灣地區領導人自己的“泄密”。
1995年至1996年“臺海危機”爆發，大陸對臺軍演，據新華網報道，李登輝為了“安慰”島內居民，炫耀說“大陸所發的導彈不是實彈，而是空包彈”。
這一“空包彈”的言論，引起了我安全部門的高度警惕，由此順藤摸瓜地揪出潛伏多年的解放軍大校邵正宗和少將劉連昆。
劉連昆案發前為解放軍總後勤部軍械部部長，策反劉連昆是臺灣“軍情局”最重要的項目，代號“少康專案”，該方案曾被曾任臺灣“軍情局”局長的丁渝洲稱為“軍情局”的“鎮山之寶”。通過一位“臺商”間諜張志鵬，臺“軍情局”將邵正宗策反，隨後又將劉連昆拉入該組織，向臺灣提供了重要情報。
在該間諜案中僥倖漏網的臺灣間諜張志鵬逃回臺灣後，聲淚俱下地斥責李登輝一句話害得間諜組織“全軍覆沒”，並表示要控告李登輝。但這次狀告李登輝最終不了了之。張志鵬向臺灣安全部門提出一億新台幣的賠償要求，也遭拒絕。
同樣的烏龍事件在2003年再度上演，使得臺灣在大陸的間諜系統損失殆盡。
陳水扁為求勝選連任，推動導彈“公投”，在高雄“扁友會”成立大會上得意地指出，大陸在沿海600公里範圍內部署了496枚導彈，其中在江西樂平、江西贛縣和廣東梅州各部署96枚，福建永安144枚，福建仙遊64枚，且部署數量一直在不斷增加。
陳水扁如此“精確”的情報立即引起了大陸安全部門警覺。他們很快鎖定了一批行動詭秘、出入異常的“臺商”。半月之後，安全部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36名涉案間諜，將“軍情局”上校李運溥建立的間諜網連根拔起，另一名解放軍少將劉廣智也因涉案其中被捕。劉連昆、劉廣智“二劉”臺諜案，也被視為建國以來軍隊最嚴重的間諜案。
“被死亡”的諜報人員
據《環球時報》報道，自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守臺灣至今，從早年的“神斧行動”、“班超行動”、“光武行動”、“三民行動”、“海狼行動”、“長風行動”，到近年的“威遠行動”和“定遠行動”等秘密情報行動中，總計有3000多名臺灣特務“以身殉職”。
但如果把大陸涉案人員及被捕關押的間諜計算在內， 人數不止這些。“究竟有多少人，兩岸均未公佈數字”。
由於情報人員大都是單線聯繫，一旦失事，很難進行統計。丁渝洲在其回憶錄中透露，半個多世紀以來，因失手被捕、死亡、失蹤的臺灣諜報人員，多達1.9萬餘人。
這些間諜往往沒有“名分”，這也意味著，如果他們因在大陸從事間諜活動被曝光，他們並不能獲得臺灣當局的保護。即使有些人僥倖存活並歷經艱險返臺，也往往受到打擊。
早在1975年，一大批臺灣特務被大陸特赦釋放，但他們中大多數人卻被臺灣當局拒之門外。回到臺灣的姜建國本以為會被當作英雄接待，然而，“軍情局”只承認他的身份，卻沒有給他任何補償。
上海紀實頻道紀錄片《特務》中有一段間諜岳正武的故事。1992年回到臺灣的間諜岳正武，也有著相似的經歷。1960年他和其他4人由“中美聯合情報中心”派遣空投到青藏高原，進行情報蒐集。然而他既沒有得到臺灣的俸祿，回到臺灣後，也沒有得到補償。
一些臺灣間諜，甚至面臨著“被死亡”的困境。
一些失事被擒的臺灣間諜，很快就被臺灣當局宣告“死亡”。即使有一天，這些“起死回生”的人重新在社會出現，他們也不會被臺灣軍情部門接納和承認。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臺前“立委”林正傑的父親林坤榮1956年在大陸從事間諜工作被擒入獄。但當林坤榮還在廣州受審時，他的妻兒已接到了他的死訊。1960年9月13日，蔣介石和陳誠簽發了1265號旌忠狀，他的名字，進了忠烈祠。
1980年前後，被特赦的林坤榮輾轉回到臺灣後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烈士”，臺灣當局對他的家人不聞不問，家中妻小過著艱難的生活。
同樣被“犧牲”的還有因在大陸從事間諜活動被判處無期的臺灣間諜李俊敏，當其在大陸被釋放，“死而復生”準備返臺時， 卻遭到當局種種刁難。
一些遭遇不公的間諜們憤而選擇了抗爭。3月12日，臺灣《聯合報》報道，臺北地院判決國民黨賠償17名臺灣特工280多萬美元。20多年前，這些特工被派到大陸蒐集情報時，國民黨曾有“失事”補償承諾；結果被捕、出獄後卻得不到任何賠償和撫恤。他們寫信給國民黨領導人，也一直沒下文。他們便將國民黨告上法庭。
臺海諜戰之變
即使是兩岸關係緩和改善的當代，兩岸諜戰仍在上演，其手段也不再囿于傳統方式，電腦網路成為新的必爭之地。“網軍”尤其是“駭客”成為臺灣情報部門的另一股力量。
2008年上半年，國家網際網路應急中心(CNCERT)監測發現，大陸地區外的木馬控制端IP有98230個，其中來自中國臺灣的佔到65%，高居榜首。
“網路特務”漸漸成為國安部門監控的重點之一。2008年，國安部門罕見地通過媒體發聲，指名道姓地對臺灣“軍情局”的一名網路間諜李芳榮提出警告，並稱“只要緝拿歸案，一定嚴懲不貸”。 此事在媒體透露後得到國臺辦例行記者會證實。
30歲不到的李芳榮是臺灣“軍情局”派駐俄羅斯莫斯科的職業間諜。在俄期間，他利用駭客技術，控制了大陸多個伺服器，並通過木馬程式大肆實施網路竊密活動。
據《環球時報》報道，臺灣諜報機關還制訂了一系列網路專項計劃，在全球設立了數十個網路情報工作據點，以大陸周邊國家為主陣地，採用狼群戰術進行網上竊密和情報滲透。
此外，臺灣間諜會潛伏在一些軍事網站和軍事論壇上尋找可能提供情報的人員，以期“將他們發展成間諜”。如他們常以某國際問題研究機構招駐華代表的名義，向這些人約稿，或讓他們提供一些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內部資料、原始資料，並許以豐厚薪金等。
2003年，軍事發燒友馬培明就是這樣“被拉下水”的。他最初只是喜歡在軍事論壇上發表評論，後來一名“軍情局”間諜以向他約稿為名逐步將其吸收為間諜。
近幾年，兩岸交流持續增溫。臺灣情報部門高層直言，“現在兩岸情勢這樣，大家都不願意碰這個”。據透露，甚至連臺“國安局長”蔡得勝都曾在內部坦言，如有需要未來也“不排斥”到大陸訪問。
據《環球時報》報道，2009年，臺灣安全系統傳出消息稱，目前兩岸關係緩和，臺“國安”高層因此要求負責統合聯繫各情治機構的“國安局”調整工作，停止對中國大陸的情報人員布建工作。隨後臺高層機構出面否認了這一消息。但無論是“國安”情報系統或軍方內部，都似乎更強調做好內部保密。
對大陸的網路駭客入侵，比之前有了降低，2010 年，國家網際網路應急中心監測發現的境外木馬控制端IP，臺灣佔到4.8%。
2010年年底，臺灣“軍情局”退休人員一行19人，在前“國安局”中將徐炳強、前“軍情局”少將黃其梅帶隊下，組團前往大陸浙江省江山市戴笠故鄉參訪。這是兩岸開放以來臺灣情報界正式訪問大陸的首例。
臺灣某媒體消息說，一些臺灣情報官員說，雖然兩岸關係有了緩和，布建仍是取得情報的“非常重要手段”，目前並未收到停止敵後布建的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