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40年前後在校園騎腳踏車並在同一地點留影
1985年，龍應臺在《野火集》出版時寫道：“寫這本書要付出的代價是，以後不會有人學而優則仕請我做官了。”
1999年，龍應臺的預言第一次被打破，她做了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2012年，她不但再次“出仕”，而且官越做越大。2月，勝選的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推出新一任行政班子名單，龍應臺赫然在列，出任“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主委，被稱為“預料中的黑馬”。由於臺“文建會”將於5月20日之後轉制為“文化部”，龍應臺若在此之前不被撤換或辭職，便有望成為臺灣首位“文化部長”。這位曾經在華人世界捲起漫天烽火的著名“縱火者”，又一次站上風口浪尖。
啟蒙之火
或許是因為龍應臺這個名字太過中性，臺灣某圖書館曾經鬧過一個笑話：想當然地將龍應臺曾經使用的筆名胡美麗認作本名，把龍應臺當成筆名。
這樣的錯誤當然只會發生在龍應臺成名之初。後來，在她高產的文字和鋪天蓋地的專訪中，關於她的一切已讓人如數家珍。
父親姓龍，來自湖南，職業軍人；母親姓應，來自浙江；孩子生於臺灣，因此取名“龍應臺”。1952年出生的龍應臺，輾轉成長于臺灣中南部的農村、漁村。和其他在臺灣各領域叱吒風雲的“外省第二代”一樣，“因為沒有田產遺產可以依靠，沒有家族網路可以救難，沒有祖蔭和社會地位可以壯膽，沒有在地的語言和知識可以運轉”，所以父母孤注一擲地投資下一代的教育。“他們知道，只有教育，能讓人突圍，突圍階級的、經濟的、社會的甚至政治的種種封鎖和捆綁。”父母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知道讓她背《古文觀止》。
在化名胡美麗寫的《龍應臺這個人》一文中，龍應臺曾這樣描述自己：讀臺南女中的時候，她就是個思想型的人。對功課不怎麼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卻很用心地看羅素、尼采的哲學書，半懂不懂地看——“就怕別人不知道我深刻”。
中學畢業後，龍應臺考入有“北臺大、南成功”之名的成功大學外文系。填志願的時候，她本想報新聞系，但父親不允許，說女孩子做記者，要拋頭露面，那你還不如去當妓女呢——這是當時臺灣社會對女記者的看法。
龍應臺的大學生活似乎很愜意。同樣是借胡美麗之口，她透露自己那時追求者甚眾，因為“長相並不嚇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來，又是一副有點‘深度’的樣子”。在成大榕園，龍應臺拍攝過一幅至今看來仍很時髦的黑白照片。照片中，她留著蓬鬆短髮，身著圓領衫，騎著腳踏車，露出燦爛笑容。40年後，成功大學80年校慶邀龍應臺回校演講，她再次騎上腳踏車在校園中繞行並在同一地點留影。她說：“我知道這對自己很殘酷。”朋友則說：“沒有女人會做這種事。”
1974年，龍應臺赴美留學，8年苦讀，獲得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係博士學位。1983年回到臺灣，在大學任教，很快靠一支健筆在臺灣文壇乃至華語文壇颳起了一股“龍捲風”。
龍應臺的第一部作品是1984年出版的《龍應臺評小說》，用一種非常不婉轉、不客氣的方式談小說，一上市就售罄，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以“龍捲風”喻之。後來，“龍捲風”一說被移植到龍應臺名滿天下的作品、1985年出版的《野火集》身上。雖是以訛傳訛，但用來形容《野火集》引起的轟動倒也貼切。因為該書出版後，一個月內再版24次，號稱每5個臺灣人中就有兩個人讀過。
《野火集》中最著名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言辭犀利、火氣很大。“在臺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接著，龍應臺曆數佔道經營的攤販、往淡水河裏倒垃圾的住戶、地下水及空氣的污染、橫衝直撞的計程車司機、老外不敢喝的臺灣飲料，以及那些身在惡劣環境中也不生氣或認為生氣也沒有用的中國人。
在上世紀80年代的臺灣，龍應臺為了“切中時弊且又能為當局的最後底線所容忍”，以留在影響力最大的主流媒體中，頗費了些心思。“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裏的一條蛀蟲。”她做到了，依靠大眾媒體無孔不入的特性，龍應臺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自己理念的社會化和普及化。
毀譽之爭
文名最盛時，龍應臺結婚並隨德國外交官丈夫移居德國。“秋天是帶著籃子採蘋果的，夏天是帶孩子到草園裏採花的。給孩子把屎把尿的日子，下雪的半夜裏起來給孩子哺乳的日子，孩子發燒徹夜為他用毛巾抹身的日子……我透徹地過過，而且喜歡那過程裏的每一分鐘。”
當然帶孩子的她也沒放下手中的筆，並且盡情展現其作為女作家溫情、細膩的一面。從《孩子你慢慢來》到後來的《目送》等一系列以家庭、親情為主題的文集裏，龍應臺讓讀者領略了她怒髮沖冠和壯懷激烈之外的柔情。不過，她的丈夫——兩個兒子的父親始終沒有出現在她的文字中。任憑別人怎麼問，龍應臺只答“這是我的私生活”。2003年，她在作品《銀色仙人掌》中透露自己已經離婚。
嚴肅的時候，龍應臺疏淡的眉眼顯得冷峻剛硬；笑起來時，則頗具中年婦女的平和、溫暖。就像她的寫作，可以犀利地批判，也可以溫情地催淚。不過，批判始終是她的最愛，有人說她“走到哪，就要把火點到哪。有問題要批判，沒有問題創造問題也要批判”。
1994年，龍應臺在臺灣《中國時報》上發表《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經新加坡媒體轉載後引起當地眾口一詞的批判，幾乎使她成為新加坡的“人民公敵”。新加坡人寫道：“我們厭惡不負責任的批評。”“從龍應臺的行文中得知她對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卻提出不客觀的議論。龍應臺若是秉著高級知識分子的真誠與冷靜，應該是以較負責任、較有善意的態度提出意見，不應該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手法來引人注意。”
2003年龍應臺定居香港後，對香港的政治制度改革、文化保護和國際交流等公眾議題都有評論，並出版了《龍應臺的香港筆記》一書。對此，香港本地文人調侃：“其實根據龍應臺在臺灣、新加坡和上海的‘縱火業績’，若說她會在香港安靜沉默地度過兩年，誰都不會相信。”
對待批評，龍應臺的反應是：“我只管什麼東西觸動我，讓我生氣或讓我流淚。我負責的只是透過最好的漢字，把我的思想表達出來。到此為止。至於文章從我的書桌出去以後，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以至於我被如何定位，都不是我的事情。”
不管喜歡或不喜歡她，贊同或不贊同她，不能否認，龍應臺的每一次出手，都彈無虛發、迴響無數。大陸網友說得好：“恰恰覺得她的成功，在於她的感性。感性，所以好讀，觀點鮮明，雖然主觀，但比四平八穩的文章有人氣。”
為官之道
就是這樣一個感性的人，1999年，在時任臺北市長馬英九三顧茅廬的誠邀下，從德國回臺，擔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
這一過程被龍應臺生動地記錄在《孟子和小科員》一文中。當工作人員表達了馬市長對她的看重，希望她寄履歷過去時，龍應臺的反應是：“我又不跟你們求職，幹嗎要寄履歷給你們？需要認識我的話，去書店買我的書啊！”當工作人員希望她能到法蘭克福馬市長下榻的酒店一談時，她告訴人家：“哪有‘士’去見‘王’的道理？歡迎市長來我家一談。”於是，馬市長長途跋涉來到她德國鄉下的家。
後來，經歷了公務體制洗禮的龍應臺反思自己當時“知識分子的傲慢”，自嘲“多麼不食人間煙火，多麼自視清高”。
“文化局長”任內，龍應臺最得意的，是樹立了“文化局能獨立行使職權，不是市長的化粧師，只對市民負責”的觀念。而最讓龍應臺心力交瘁的，是為了預算與議員們鬥智鬥勇。“每天坐在議會裏四五個小時接受議員輪番問政。議員發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耳朵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我總是在半眩暈的狀態下回到辦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
很多人認為，以龍應臺的個性，幹不了幾天就得下臺。龍應臺也掙扎過，因為做官太“苦”了。“基本上你早上醒來，眼睛張開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會不會被媒體批判。”“但是我很清楚我為何為官——為臺北市的文化遠景打基礎。如果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必須彎腰，我當然彎腰。我可不是為了表現個性而去當官的。要表現個性我就該留在作家的位子上，不當官了。”
3年為官，龍應臺的體會是：“在這裡做事的複雜度和難度，超出我原來的想像……要達成一件事情，80%是在於與人的協調上。這個基本道理，我到50歲才認識到。”
轉身之惑
2003年，龍應臺挂冠而去，定居香港，任教著書。她也經常回臺灣，2005年還與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龍應臺基金會，致力於臺灣公民社會的培育。正當人們認為她不太可能再回到公務體制中時，龍應臺的名字出現在新班子名單中。
對於她的再次“華麗轉身”，公眾倒也並不驚奇。傳說2008年大選時，她就是馬英九文化政策白皮書的操刀人，並多次被傳為“文建會”主委人選。而此次連任後的馬英九政府，需要一個眾望所歸的“文建會”主委和“文化部”部長，她顯然是合適人選。
對此次龍應臺的轉身，輿論普遍持認可態度。文化界也多表示肯定，只是指出臺灣文化事務龐雜，龍應臺要多聽各界的聲音，不可一意孤行。不論外界如何評說，龍應臺始終沒有露面，僅通過基金會發表聲明：咬牙下決定之後，已嚴重失眠，每天心情沉重，好像戴著頭盔要去當兵，或者是高空跳水。深感責任艱巨，滿心忐忑，需要社會的“加持”，希望文化有機會和財經或防務一樣，成為社會、媒體、政治所關注的主流。據說，擁有香港居留權的她，為了避免未來不必要的紛擾，已經申請放棄香港居留權。
2012年2月6日，臺灣新一任行政班子走馬上任，集體亮相拍全家福。龍應臺因在港處理未盡事宜未到位。她新官上任後的第一把火將燒到哪？各界都在看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