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9日）
我們兩國的領導人就香港問題達成協定，為各自的國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香港問題已經有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這個問題不解決，在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總是存在著陰影。現在這個陰影消除了，我們兩國之間的合作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前景光明。
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這個構想是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提出來的。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香港問題，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臺灣問題。只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而採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是說，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問題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制”，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臺灣問題開始的。一九八一年國慶前夕葉劍英委員長就臺灣問題發表的九條聲明[19]，雖然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但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兩年前香港問題提出來了，我們就提出“一國兩制”。
我們提出這個構想時，人們都覺得這是個新語言，是前人未曾說過的。也有人懷疑這個主張能否行得通，這就要拿事實來回答。現在看來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國人堅信是行得通的，因為這兩年的談判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構想在解決香港問題上起了不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構想。再過十三年，再過五十年，會更加證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的。人們擔心中國在簽署這個協議後，是否能始終如一地執行。我們不僅要告訴閣下和在座的英國朋友，也要告訴全世界的人：中國是信守自己的諾言的。
一位日本朋友問我，你們為什麼還有一個“五十年”，即一九九七年後還要保持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你們根據的是什麼，是否有個什麼想法？我對他說，有。這也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中國現在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在兩個十年內，即到本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準。就是達到了這個目標，中國也不算富，還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這只能算是我們雄心壯志的第一個目標。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不是說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末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準，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離開了這個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同樣地，到本世紀末和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也需要一個穩定的臺灣。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兩種制度，這就是制定我們國家政策的一個想法。如果懂得了這點，知道我們的基本觀點，知道我們從什麼出發提出這個口號、制定這個政策，就會相信我們不會變。我還對日本朋友說，如果開放政策在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不變，那末到了後五十年，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更不會變了。
我還想請首相告訴國際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地區是十億人口，臺灣是近兩千萬，香港是五百五十萬，這就有個十億同兩千萬和五百五十萬的關係問題。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我們對外開放二十來個城市，這也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是主體這個前提下進行的，不會改變它們的社會主義性質。相反地，對外開放有利於壯大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來源 中華海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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