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媽媽：勇敢抑或無奈
有人每日重復勞作丟失自我 有人逐漸遠離職場捨棄社交
全職媽媽：勇敢抑或無奈
● 每年有大批職業女性辭掉工作，做回全職媽媽。她們回到家裏，不是為了逃避職場壓力，不是為了休息享受，而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 回歸家庭後，女性最擔心的問題是“失去社交圈，與社會脫節”
● 對準“生不起、養不起”的痛點，提供充分的托幼服務，給生孩子的家庭提供相應的補貼與產假，降低家庭養育孩子的成本
□ 本報記者 趙麗
“30年前養一個孩子就是多一雙筷子，現在養一個孩子要花掉半輩子的積蓄。”
“孩子還沒上幼兒園，開銷已佔我們夫妻倆工資的一半；上了幼兒園，每個月的學費和興趣班的花費可能用完我倆一個月的工資。”
說話者有年薪20萬元、女兒1歲半的30歲職場媽媽；有零收入、女兒1歲4個月的全職媽媽，她們在講述自己養育孩子的故事時，言語中有無奈、有不甘。
這些無奈的背後，是高昂的養育成本，是養育一個孩子所面臨的各種困境。《法治日報》記者近期將視角聚焦在那些因養育難題而無奈選擇做全職媽媽的母親，傾聽她們所遭遇的教與養、工作與生活中的諸多問題。
高強度重復勞作
失眠已成為常態
2020年底上映的獨白劇《聽見她說·失眠人的夢》，在全職媽媽中得到了共鳴，因為刻畫相對真實——她們或是同樣受困于家庭，或是因難以平衡工作和家庭，面臨是否成為全職媽媽的糾結。
高強度的重復勞作，職業生涯中斷，缺少價值感，社交圈縮減帶來的孤獨，與社會脫節，家人的長期忽視……短片中的女主角被無止境的重復勞動一天天消磨，長期失眠。她也曾喜歡看書，喜歡交響樂，而現在她的世界裏，都是徒勞的瑣事，一遍遍把丈夫扭成麻花的牙膏捋平，把廁紙對齊，擦拭孩子的玩具。
“我是在深夜看了這部片子，看的時候淚流滿面，但必須收拾好心情，因為明天還要繼續今天的事情。”來自北京市的33歲全職媽媽王曉說，真實的全職媽媽的生活其實更讓人心累。
《2019年度中國家庭孕育方式白皮書》顯示，中國年輕父母全職在家的比例逐漸上升，佔比58.6%，其中“95後”全職媽媽佔比已達到82%，她們更多集中在低線城市。60%的全職媽媽有副業夢，但只有35%的人付諸行動。
保姆+保潔+陪護+幼師+廚師，這是王曉給自己身份的總結。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王曉還要去做網課規劃師、兒童心理師。
“這些身份是一個都市中合格的‘全職媽媽’所必備的。”王曉說，“但是全職媽媽的貢獻卻被人們嚴重低估了。”
“每天一睜開眼，就開始忙碌，兩個孩子無休止地吵鬧，一會兒打一會兒哭……原來帶一個孩子時沒覺得這麼心累，現在不過多了一個，就完全受不了了，每天他們嘰嘰喳喳，我的腦袋都快崩了。”辭職做全職媽媽的第135天，也是北京市民杜宇(化名)連續失眠的第10天，她把原本和記者約好的視頻採訪改成了微信語音採訪，原因是“懶得化粧，化粧也遮不住憔悴”。
持續睡眠不足和帶娃的繁瑣壓得杜宇喘不過氣來。“每天都有讓我崩潰的瞬間，比如老大剛才又把廁所門反鎖了，可是他人在外面，是怎麼將門反鎖的？我研究了半天都沒有打開門，頓時就來了怒火，抬手就打了他一巴掌，讓他以後不要再動門了。”杜宇說，她最近總是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太壓抑了，特別希望能有一天的時間是屬於自己的，“哪怕去搬磚、扛水泥，只要能清靜就好”。
結婚之前，杜宇的性格很開朗，和誰都能聊得來；結婚生了孩子以後，她辭職在家帶孩子，和外面的人接觸越來越少，她也越來越不敢說話，害怕和外面的人交流。
害怕和人交流的一個原因是，自己沒有工作，沒有收入，無法證明自己的價值。“在別人眼裏，我就是一個帶孩子的，給別人的感覺就是不掙錢。”杜宇說。
杜宇這樣描述現在的狀態——穿著隨意，是一位很“土”的中年婦女，每天的時間都花在了孩子身上，沒有精力讓自己變漂亮了。
工作家庭難兼顧
職業生涯被中斷
由智聯招聘發佈的《2019年職場媽媽生存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職場媽媽重返職場的原因中，有71.3%是因為“不想和社會脫節”，59.9%是因為“想保持良好的自我狀態”。
但即使如此，每年還是有一大批職業女性辭掉工作，做回全職媽媽，她們回到家裏，不是為了逃避職場壓力，不是為了休息享受。全職媽媽，可能是她們無可奈何的選擇。
自媒體“一條”曾經對職場媽媽做過一次訪問，被訪者李鑫然生活在北方的一個四線城市，懷孕前是一家500強企業地方分公司的金牌銷售。
生娃後，她過上了連軸轉的生活，白天上班，孩子由婆婆照看，自己上午、下午各抽出半小時回家哺乳，晚上再接婆婆的班。但是這樣的生活令她非常疲憊，晚上帶娃休息不好，睡眠不足，工作上難免有掉鏈子的時候，領導開始對她不滿，經常性的請假缺席也讓她失去了升職的機會。
而每當孩子生病或者有一點小磕碰，婆婆就會格外自責、情緒極度不穩定。這樣的情形下，李鑫然不得不辭職帶娃。
另一位全職媽媽朱園園說，兩代人在育兒觀念上會有衝突，但雇傭保姆和育兒嫂花費高昂，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因此，當雙方老人無法幫忙照顧孩子，必須有一個人全職在家的時候，往往都是女性做出“犧牲”。
來自北京市的全職媽媽金莉(化名)最怕夜深人靜時自己一個人待著，她總會想“有一天女兒不再需要她時，她是誰”這個問題。
金莉做全職媽媽的原因是為了女兒的教育。“我加了一個‘牛娃群’，這個群裏的牛娃，每一天、每一種課程，甚至每一個小時都被媽媽精心安排，看了人家密密麻麻的日程表，再想想自己每天加班到晚上九、十點，每天有半個小時跟女兒說說話已經不錯了。”
彼時，金莉的丈夫在事業上也頗有起色，相比之下她的工資低，又經常加班。“如果必須有一個人放下工作主抓女兒的學習，只能是我。”金莉說，現在她正式加入“雞娃媽媽”的行列，給女兒報了8個培訓班，為了接送女兒上培訓班，她把以前的高跟鞋全收起來了。
放棄自己的事業，全力托舉女兒，金莉的內心是掙扎的，她最怕別人問：“你做全職媽媽是不是太浪費了？誰都能做，何必要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去做呢？”
“走一步算一步吧，哪個全職媽媽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金莉說。
無奈失去社交圈
逐漸與社會脫節
雖然長期承擔著高強度的勞作，全職媽媽得到的保障卻很脆弱。婚姻法並沒有條款明確保護家庭主婦的權益，一旦遭遇離婚，她們毫無優勢。除非孩子年齡還小需要母親照顧，否則經濟更好的一方更容易獲得撫養權。
有律師指出，幾乎所有離婚訴訟中，男方即使是凈身出戶，在離婚後也能迅速積累財富，因為男方多年來持續在事業上的積累，保證了他們的職業素養、收入水準。而男方在職場日益精進背後，離不開女方在婚姻中承擔了大量的家務勞動。男方的職業素養、地位、名聲，是獲得可持續財富的基礎，是女方無法分走的無形資產。離婚後，幾乎喪失職業經驗的全職媽媽，所附帶的自身資產為零。
“自從有了寶寶之後，我就換了工作，我需要尋找一個朝九晚五的穩定工作，因為需要把更多的時間精力放在孩子身上。”90後李聰(化名)曾是一名新聞從業人員，有了孩子後，她和丈夫的工作壓力都增大了，但在工作上她的選擇要比丈夫被動許多。
此前，有招聘網站就“二孩政策”對女性職業機會的影響進行調查，結果顯示58%的受訪者認同在職場上女性比男性更辛苦。孩子年幼時的撫養、陪伴和教育佔據了母親大量的時間，同時中國的教育資源不平衡，教育競爭堪稱軍備競賽，孩子的教育不僅費錢，更需要家長全面關注和時間配合。調查發現，僅“孩子放學時間與職場媽媽的下班時間不銜接”，就讓很多女性在求職時對“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非常關注。
全職媽媽的壓力還來源於不被理解。
“社會大環境其實是不認可女性回家的。父母接受的也都是女性要自強的教育，他們無法理解，自己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最後卻選擇做毫無技術含量的家庭婦女。”金莉說，她辭職後，父母就回老家生活了，“他們覺得我辭職是件很丟臉的事，在老家人面前只字不提，甚至都不讓我在暑假帶著兒子回家。”
記者還注意到，回歸家庭後，女性最擔心的問題是“失去社交圈，與社會脫節”。
全方位綜合施策
降低成本是關鍵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涉及生育政策的內容包括：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準，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無論是‘優化生育政策’，還是‘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都是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組成部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說。
在南開大學經濟學院老齡發展戰略研究院教授原新看來，我國政府在減輕一些家庭負擔方面已經做了諸多工作。比如，個稅6類專項附加扣除相關政策，延長產假以及丈夫陪護假等政策。
但一些“不買賬”的公眾認為，這些政策力度，對於現在生育、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來說，還遠遠不夠。近年來，也有一些人大代表在討論，是否把9年義務教育延長到12年，爭論的焦點是往高中階段還是學齡前階段延長。
陸傑華建議，要對準“生不起、養不起”的痛點，提供充分的托幼服務，給生孩子的家庭提供相應的補貼與產假，降低家庭養育孩子的成本。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施策。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幾乎涉及全生命週期。”陸傑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