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要“進城”，我們怎麼辦？如何共存？
野生動物要“進城”，我們怎麼辦？
本報記者楊金志、董雪、王默玲
當荒野中的野生動物進入人類棲息地，甚至是車水馬龍的城市，我們該怎麼辦？
近期，15頭亞洲象一路北上進入昆明市域，東北虎“完達山一號”闖入村莊，一丘之“貉”在上海一些小區“落戶”。面對這些現象，我們不得不思考：野生動物“進城”有哪些新動向？兩者如何共存？記者走訪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探索城市野生動物管理的王放教授團隊，一起尋找答案。
城裏來了不少“動物居民”
在上海，一場關於“動物居民”的調查正在進行。12個調查區域、300個紅外相機專門為野生動物而設，在上海市林業局等相關部門的支援下，王放團隊希望通過一兩年的跟蹤觀察，得到城市野生動物管理的示範方案。
“城市裏的野生動物，不只是保護那麼簡單。”王放研究發現，部分野生物種在城市的數量快速增加，分佈範圍也在擴大。以國家二級保護動物貉為例，2015年，上海在40余個小區發現了貉的身影，到2020年，上海有貉的小區數量達到150余個，增長超過2倍。
“動物居民”增多後，人與動物的接觸和衝突相應增多。研究表明，每公頃的貉在2隻以下時，人們幾乎不會感受到貉的存在，但當這一數字超過5隻時，就會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據統計，2020年，上海12315關於野生動物擾民的投訴達到千條左右，其中有人被貉的排泄物和噪聲困擾，也有人被貉驚嚇。除了貉，市民還對於蝙蝠的存在感到不安，2021年又出現了針對赤腹松鼠毀壞花園等情形的投訴。
與此同時，貉的習性也悄然發生著變化：從獨居到群體活動，從晝伏夜出到晝夜都活動，從怕人到主動接近人。“最大的改變是它們對人和人類世界的態度。”王放說，“貉過去隔著三四米遠看到人馬上就跑，但如果出現主動投喂等行為，它們會主動追著人要食物，也有可能驚擾到老人和兒童。”
貉在上海的變化，與野生動物在全球其他城市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王放舉例說，“比如歐洲的赤狐、美國的美洲黑熊和浣熊，都呈現出了快速城市化的特點，貉的變化方向是我們能預料到的，但變化速度之快讓我們吃驚。”
它們為什麼會“離家進城”？
野生動物為什麼要離開原本生存的環境進入城市？王放認為，野生動物的世界處在快速變化過程中。上海的貉出現明顯變化，西雙版納的大象一路“象”北，南京的野豬衝擊奶茶店……為什麼是這個物種在這個城市出現？隨機因素佔的比重很大，但值得關注的是，隨機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遷移是野生動物的本能需求，沒人能把野生動物限制在保護區裏，動物遷移目的包括但不限于食物、水源、配偶、躲避天敵、尋找更好的棲息地。
“然而大家容易忽視的是，當棲息地變得破碎之後，很多動物失去了遷移的機會和遷移的能力，再次恢復遷移行為往往需要幾十年去探索重建。包括亞洲象在內，很多物種都在經歷這個過程中，它們會試錯、會衝突、會跑到看起來‘不該去’的地方，但是這些過程是符合自然規律的。”王放說。
其次，相比于荒野和城鄉接合部，城市環境的恢復速度更快。截至2020年底，上海市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高達40%，不僅有大面積的森林和濕地，還有街心花園、口袋公園等小而美的生態區域。這時候，城市會像一個熱點，把周邊的動物吸引過來。
最後，城市的環境給一些野生動物提供了庇護。貉、松鼠、黃鼠狼等動物的生活方式非常靈活，它們善於根據城市的特點調整，城市裏沒有天敵，只要能適應城市生活和人類，它們就幾乎不會遇到威脅。
如何在衝撞中共存？
野生動物“進城”，城市居民會經歷一個學習的過程。從最開始的好奇，到不滿，再到各退一點逐漸習慣，城市居民與野生動物之間會形成新的秩序，人們離生物多樣性也會比以前更近一點。
王放認為，秩序的建立離不開對野生動物的了解和對城市管理的研究。在過去一年裏，王放團隊在上海開展廣泛研究，基本掌握了貉在城市裏的變化，除確定每公頃數量閾值外，還建立棲息地模型進一步分析驅動野生動物發生變化的機制。
“我們發現，貉不需要大片的森林和綠地，影響它們分佈的兩個主要因素是灌木叢和水源。它們還喜歡中小型的公路，白天公路上車來車往，夜裏就成了動物們的‘高速通道’。”趙倩倩是王放團隊的一員，她前前後後共為5隻貉戴上有定位等功能的頸圈。
在不妨礙社會正常運作的情況之下，城市野生動物的多樣性是需要保護的。截至目前，各地政府和市民都對野生動物“進城”保持著很大程度的容忍，不僅幫助闖入村莊的東北虎回歸山野，還承受了大象“觀光”造成的數百萬元經濟損失。
但也不排除必要時採取適當的干預舉措。據王放介紹，2020年7月，上海市一個小區的數十隻貉群體性行為失常，造成很大干擾。為此，上海市開出了第一張野生動物狩獵證，將小區內的貉捕捉後安全轉移到了野外環境。
王放還表示，解決野生動物“進城”問題，最好的辦法是做好野生動物生存環境的保護和修復，保留城市緩衝帶，儘量減少野生動物與城市的直接衝突。
“城市首先是人生活和工作的場所，城市野生動物管理永遠沒有最優方案，衝突會一直存在。不管多好的制度，都需要持續調整，進行可持續地管理。在這方面，上海等城市做出了大量探索，經驗異常珍貴。”王放說。 (參與采寫：劉一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