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要減的是對教育的急功近利之心
“雙減”要減的是對教育的急功近利之心
■本報記者 樊麗萍 張鵬
暑假已經過半，如何過好假期的“下半程”，讓孩子放鬆心情、以更好的精神狀態迎接新學期？對廣大家長來說，眼下不妨靜下心來，做好“思考題”：日前，關於“雙減”工作的文件已經落地，面對所有“新政”，家長準備好了嗎？叫停“校內減負、校外增負”，家長應該如何與學校一起攜手，共同助力打造良好育人環境？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備受各界關注。如同環境治理需要打出“組合拳”一樣，在不少教育界人士看來，應聲落地的“雙減”工作標本兼治，多方聯動的特徵同樣明顯：讓學校教育回歸本位、不斷提高教育教學品質；通過從嚴治理，加強對校外培訓機構的規範管理；緩解家長焦慮，同時引導家長以一顆平常心對待孩子的教育。
作為重大民生工程，“雙減”工作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而重磅政策要真正落地、取得實效，家校之間默契合作、達成共識尤其重要。正如不少專家所言：面對“雙減”，恐怕真正要“減”的是對教育的急功近利之心！
減少對教學秩序的干擾，為學生減負也為家長減負
“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1年內有效減輕、3年內成效顯著，人民群眾教育滿意度明顯提升。”在一些學者看來，“雙減”工作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一些嚴重干擾學校正常教學秩序，侵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到了必須整治的時候了。
教育部有關負責人在就《意見》答記者問時提及，通過對10個省份100個區縣1.86萬家培訓機構、68萬名學生和74萬名家長的大數據評估顯示，受功利驅使和資本裹挾，為數不少的中小學校外培訓機構深度“綁架”了家長和學生。
一位初中校長反映，有老師對學生進行摸底調查，發現新學期新課還沒有開始上，學生的學業已經參差不齊。原本，課堂教學本應該對標教學大綱，但如今，教師卻進退維谷。“教得淺顯了，學生都在外面學過，課堂裏沒人聽；教得深了，那些沒有上過補習班的孩子基礎知識還需要學。”
關於這一點，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顧明遠有一則深刻洞見：許多家長被培訓機構裹挾，認為如果不送孩子上校外培訓班，就會比其他學生落後。這使我國的中小學教育變成了兩軌制：一軌是學校的免費義務教育，一軌是收取高額學費的校外培訓機構教育，不僅衝擊了學校教育秩序，而且擴大了教育不公平。
減少過度培訓引發的成長“透支”，為青少年心理減壓
超綱超前教學，不僅嚴重衝擊學校的教學活動，衝擊素質教育，更長遠地看，對中小學生的創造力、創新能力培養也是弊大於利。
在大學，不少老師也為班級裏的“學困生”而憂慮。“在課堂上，這些學生顯得很安靜，主動提問的不多，明顯缺乏興趣；還有少部分學生更讓人惋惜：有的考上大學就迷茫，無心學業、沉迷遊戲，直至留級、退學。另外，部分院校面向新生的心理普查也發現，學生裏有心理問題的不少，有些甚至需要去專業機構治療。”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張端鴻和不少同行交流過，發現很多高校的“學困生”都有類似經歷：考上大學前接受了過度培訓，進了大學就開始鬆勁。
“按照人才培養的規律，大學期間是一個人的研究能力、創造能力集中爆發的時候，本該在人生賽道上衝刺的選擇了放慢速度甚至停下，這意味著他們錯過了人生發展的‘黃金時期’——無論是對個人、對家長還是對承擔人才培養的大學來說，這都是損失，也是遺憾。”張端鴻說。
過度培訓，也透支著部分青少年的陽光心態。“坦率地說，我們有一些家長對孩子的期待過高、要求過高，導致孩子承受了這個年齡階段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從教47年，上海市特級校長、靜安區教育學院附屬學校張人利結合自身參與教育改革的經歷說，孩子的人生是長跑，潛力很重要。在基礎教育階段，“打基礎”是第一位的，學校和家長要同向同行，為孩子的終身發展積蓄能量，而不能僅僅追求一兩次“短跑”的成功，“並非只能靠搶跑才能提升學業成績，教育要遵循其規律”。
上海市特級校長、風華初級中學校長堵琳琳也揭示了一則容易被不少家長忽視的教育心理學規律：在兒童時期，“遊戲”是孩子社會屬性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而現在，家長看不得孩子玩，應該做遊戲的孩子都被“挪”去補習。
減少對教育的焦慮，義務教育階段的高選拔性將降溫
確實，在很多人的印象裏，減負不是一個陌生詞。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國家和地方層面已出臺多道“減負令”，引導中小學育人方式的改革。而此次“雙減”工作之所以讓人期待，一種觀點認為，它將連同更多已出臺的政策、連同未來更多細則的落地，產生政策疊加效應，為重塑教育生態帶來全新契機。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主任黃忠敬說，“雙減”工作在頂層設計層面，特別聚焦教育的公平性、均衡化以及高品質發展。“很多家長對這份重要文件的認知，目前可能還暫時停留在一些諸如規範校外培訓等具體的內容條款上。其實，比起具體舉措，建議家長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從總體上把握文件的精髓。”
不少學者都和黃忠敬持類似觀點：“雙減”工作可視為“減負令”的一個重要環節，將和既往出臺的政策一起形成“組合拳”，形成疊加效應。
復盤近年出臺的“減負令”：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堅決禁止應試、超標、超前培訓及與招生入學掛鉤的行為；2019年，國務院再發文件，強調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招生納入審批地統一管理，與公辦學校同步招生；今年1月以來，教育部相繼出臺文件，對加強中小學生手機、睡眠、讀物、作業、體質管理等“五項管理”作出部署……
“相信很多家長已經感到，在政策疊加效應下，義務教育階段的高競爭性、高選拔性將繼續降溫，優質均衡發展是未來目標。而這其實也是讓教育回歸常態、讓家長回歸平常心、讓人才培養順應規律的一個明確信號。”張端鴻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