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還是“海待”：今天，我們該如何看待出國留學
作者：本報記者 陳鵬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04日 07版)
兩個月後，劉毅坤將從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碩士畢業，他打定主意回國就業。此時，他正在上海一家公司實習，一邊實習，一邊繼續海投了十幾份簡歷。2021年末的最後一週，他參加了6個面試，實習和面試“輪軸轉”，仍在“等待好消息”。
又是一個求職季，在疫情影響下，歸國留學畢業生們的未來面臨不確定性。在豆瓣上，有個小組聚集了大量歸國留學生。他們吐槽求職時的遭遇，自嘲為“海歸廢物”。發言者不乏常青藤名校畢業生，他們無一例外暫時遇到了挫折：有人抱怨自己由於常年在海外生活，回國後獲取的資訊並不對等；也有人感嘆自己並未預料到求職困難；還有人後悔沒有掌握過硬的本領，回國後空有一紙文憑，卻沒有公司要。
歸國留學生走過哪些求職經歷？在出國留學已經常態化的今天，社會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留學人才？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定位過高”“經驗不足”，海歸求職兩大困擾
2017年，劉毅坤赴英國留學，進入斯旺西攻讀本科。4年後，考入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攻讀碩士，碩士和本科都是學習金融專業。
為了申請碩士，他曾長達一年多在圖書館埋頭苦讀。本科和碩士學校在“2022QS世界大學綜合排名”中分列440名和35名，“付出很多心血，才完成這樣的跨越”，劉毅坤坦言，“國外的學習生活，沒有一些人想像的那樣輕鬆，挑燈夜戰也是常有的事”。
對於回國就業的決定，這是他一早就做好的人生規劃，出國留學只是為了“體驗多元文化”。雖然，金融行業一直火熱，但是他感覺自己在學歷上擁有“硬通貨”，“問題不大”。可參加多次面試後，卻發現“過度樂觀”了。
新東方旗下公司“前途出國”剛剛發佈《中國留學白皮書2021》顯示，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和疫情控制得當，2021年意向歸國留學生對國內就業環境更加有信心，選擇畢業後馬上回國就業的佔比31%，較上一年增長6%。
該數據還顯示，留學生對於求職的期待過於樂觀，“對自己定位過高”和“相關實習/工作經驗不足”成為兩大主要問題。尤其是“對自己定位過高”，三年來一躍成為最受留學生困擾的求職問題。
劉毅坤參加了多個國內企業和外企的招聘，發現兩者風格迥然不同。“說說你的實習經歷”和“遇到這種問題，你怎麼做”，在他看來，“這兩個問題代表著國內企業和外企招聘的兩種思維。”
“前者幾乎是國內企業面試官都會提的問題，國內企業看重留學生工作和實習經歷等‘硬技能’，希望從你的實習經歷去考查應聘者水準。而外國公司則對後一問題更感興趣，他們更加看重個人性格等‘軟技能’。還有些外國公司會要求現場生成性格分析報告，根據報告結果安排崗位，善於社交的人去做銷售，善於組織活動的人去做公關。”
劉毅坤“高估”了學歷在招聘市場上的含金量，因為缺乏相關實習經歷，在性格測試中又無法匹配到合適崗位，他最近的幾次應聘都以失敗告終。
在很多人眼裏，這些歸國留學生找工作是一片坦途，入職後即是白領，進出高級寫字樓，用流利外語處理公司業務。
可從目前看，歸國留學生馬斌的職場生涯可能不是這個樣子。馬斌在上海找了一圈工作後，決定回老家合肥，“想像和現實差距太大，競爭者不僅多，而且他們學歷還特別高”。儘管出國留學四年，最後還是在家長勸說下，準備報考公務員，願意進入體制內工作。
2021年底，廈門中小學校園招聘優秀畢業生簽約名單陸續公佈，有一批歸國留學生成功入圍，包括康橋大學、倫敦大學學院、愛丁堡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
海歸的光環逐漸淡化，他們選擇體制內工作，成為教師、公務員等情況，經過媒體報道後，總能引發關注。根據《2020海外留學趨勢報告》，在調查樣本中，將近一半的留學生歸國後進入體制內工作，其中21%進入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25%任職于國企。
薪資無優勢，出國留學性價比下降
在豆瓣上，一名用戶發帖問：“研究生回國工資6000元起步正常嗎？”
該用戶介紹，他投了30個簡歷，只參加了3個面試：遊戲廣告優化師、海外市場運營專員、跨境電商廣告投放管理，工資基本為5000元到10000元。
該網頁下跟帖者眾多，語氣中似乎帶有不解：相比其前期留學時在經濟與時間上的投入，一些海歸越來越覺得“不值得”。
“出國留學不再與高薪呈強相關聯繫。”一位中英留學生求職機構負責人王志奇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在英國留學一年制碩士的費用中，學費約為20萬元，生活成本約為12萬元，整體成本約為40萬元一年。
“在入職的初期階段，國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崗大約是12萬元。而國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已經是歸國留學生能夠找到的最好工作之一了。” 王志奇說。
2021年第12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刊發《“新生代海歸”就業品質的影響因素研究》一文顯示，整體上學歷越高，收入越高。但通過與2019年國內全國高校不同學歷畢業生的平均起薪相比，海歸本科、海歸碩士和海歸博士分別高出3512元、2944元、1244元，優勢呈明顯下降趨勢。
北京大學副教授沈文欽對此表示認同：“如果純粹只算經濟回報的話，出國留學的性價比正在降低。但是留學經歷對個人的成長、品格的塑造等等的作用，卻無法用金錢衡量。”
“用歸國留學生入職初期的工資對比留學總花費，得出要很多年才會回本的結論，不太合適，因為出國留學不能僅僅盯著‘回本’。”陳遠是浙江一家國際高中的管理者，這所學校每年有近百位學生選擇出國留學。
年輕人的薪資不是一成不變的，往往隨著工作年限增加會有較多漲幅。一些民企大廠的股權激勵和獎金激勵的受益員工主要是年輕人，其中不乏海歸。陳遠所在的國際高中也會招收不少有留學經歷的求職者，“以我做招聘的感受為例，學歷只是敲門磚，真正還是看入職後的表現”。
有一個趨勢十分明顯，陳遠坦言，“歸國留學生的薪資和國內大學畢業生相比，已經沒有太多優勢可言了。除非是進外企或者國內比較國際化的民企大廠，否則海歸背景並不能成為用人單位招聘時的加分項。況且，相比前幾年，這些民企大廠的招人節奏放緩了。”
“還有一個容易被遮蔽的事實。”沈文欽提醒記者，一般來說，出國留學生大多來自城市的家庭，他們在選擇就業的時候，目光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大城市裏好工作的競爭程度通常也是最激烈的。
歸國留學生還面臨著一個問題——畢業流程與國內招聘單位的時間不匹配，形成了“就業時差”，導致求職機會減少，求職時間延長。
王志奇舉例介紹：“英國一年制碩士留學生2021年9月入學，他們的畢業時間大多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當你2022年底完成學業拿到畢業證回國時，可能會錯過2022年國內秋招的黃金時期。”
出國留學，能力培養最重要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為66.21萬人，當年學成回國人數為51.94萬人，回國佔出國留學人員比率達到78%左右，較2010年前後50%左右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2019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首次超過70萬人。和早期出國留學相比，不管是總人數上，還是留學目的地的數量上，都達到了一個頂峰。在出國留學常態化背景下，我們不得不考慮一個問題：社會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留學生？
薛孟從美國一所設計學院畢業後，在美工作了三年。因為疫情緣故，半年前他準備回國，通過參加線上招聘，成功入職上海一家設計公司。找工作時，他把在美留學時參與過的城市設計項目和翻譯一本該專業專著的經歷寫入了簡歷。線上面試後的第三天，他就獲得了這家公司的加盟邀請。
工作對薛孟來講，“不僅是一個養家糊口的差事，還要能得到成長”。他入職後，立即參與到了一座南方城市濱江風光帶的設計工作。“我們上班不用打卡，氛圍寬鬆，公司也支援員工的創意和探索。”
無論從生活狀態、收入、職業成就感，還是個人成長空間上，薛孟都“感到滿意”。只不過，他還不習慣國內加班的節奏和不太使用郵件溝通工作的做法。
在歸國留學生中，這樣的故事不是鳳毛麟角。
“以前留學生回國不是很多，現在國外拿到本科和碩士學位的留學生，基本都會回來，還有不少在國外拿了碩士學位的學生申請國內的博士學位，這種情況也越來越多。”沈文欽表示，“從國家的角度看，出國留學依然是培養尖端人才的渠道之一，畢竟在有些領域，我們和西方國家依然存在明顯差距，例如數學、電腦和社會科學。我國最急需科技類精英人才。”
近日，教育部公佈《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5337號建議的答覆》稱，教育部堅持以“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新時代留學工作方針為指引。
教育部表示，將提高線上服務能力，加強國內創新創業環境和相關政策的對外宣傳，引導和鼓勵更多的留學人員回國就業創業，持續為留學人員回國發展和項目轉化牽線搭橋。
“從人力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留學生和國內學生相比不一定有明顯的優勢。”沈文欽舉例，以碩士生教育為例，英國碩士一般是一年制，學制比較短，不要求寫學術論文。“他們在碩士期間所積累的知識和技能，和國內頂尖大學三年制的碩士生相比，沒有優勢可言，甚至可能處於劣勢的位置。”
“從家長和學生角度看，國內優質高校資源競爭非常激烈，考上北大、清華、復旦的難度，不亞於上國外名校。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們選擇出國留學，考上較好高校的可能性反而較大，對於經濟寬裕的家庭來說，出國留學依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沈文欽坦言。
對於很多人，出國只是留學的第一步，在國外學習，又應該著重培養哪些能力呢？“對於留學生的培養，我們比較看重語言能力，不能出國幾年外語還不行，得能夠用外語進行工作；做事要獨立靠譜，能夠自己思考、獨立處理和解決問題，並善於協作溝通。”陳遠表示，“學習能力要強，還要願意嘗試新事物，接受新想法。”
《“新生代海歸”就業品質的影響因素研究》還得出一個結論，在中西部地區就業的海歸普遍擁有更積極愉快的就業體驗。該文建議，海歸應該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念，調整好心態，更看重自身發展空間、崗位的發展潛力及崗位的社會價值與意義，可以適當把目光投向中西部地區或者二三線城市。同時，學有專長的“新生代海歸”可以拓寬就業視野，在一些新型知識領域，如法律金融、新型醫療醫藥、文化傳媒、電腦資訊技術等，從事新技術、新產品研發。
(本報記者 陳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