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寶塔山下的抗日騎兵。斯諾 攝（解放軍報資料照片）
民族的覺醒 民族的自尊
——寫在抗日戰爭勝利65週年之際
■金一南
也許今天我們這些人，已經很難體會當年抗日戰爭勝利所帶來的強烈震動、巨大歡欣與無比喜悅了。“半世紀的憤怒，50年的屈辱，在今天這一天宣泄清刷了。8年間的死亡流徙，苦難艱辛，在今天這一天獲得了報酬了。中國人民驕傲地站在戰敗了的日本法西斯者前面，接受了他們的無條件投降，這是怎樣的一個日子呀！誰說我們不該歡喜得發瘋？誰說我們不該高興得流淚呢？”這是當年《新華日報》聲情並茂的社論，暢快淋漓地道出當年迎接勝利時人們的心聲。
中國不自辱，哪國能辱之？
100多年來，在反抗東西方列強的侵略中，中國人民第一次取得這樣的勝利。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藉25條軍艦、1萬餘步兵就迫使清政府簽定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開始了近代中國割地賠款的恥辱歷史。
20年後，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1.8萬人、法軍7200人，如此兵力就長驅直入中國首都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
34年後，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又是慘敗，一紙《馬關條約》把臺灣及附屬各島割讓日本，還賠償日本軍費白銀2億兩。
僅僅過了6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不但獲得空前的4.5億兩白銀賠款，更讓已經陷入苦難的中華民族到了絕望的境地。
一部中國近代史，恥辱連著恥辱，災難連著災難。不但自己落為“東亞病夫”般的孱弱，而且驕縱出別人“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的癲狂。
危機就這樣日積月累地堆積起來了。以至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1.9萬兵力，就敢對19萬東北軍發動軍事政變，兩天佔領瀋陽，1個星期佔領遼寧，3個月佔領東三省。1937年7月7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又以不到8000的兵力，對擁兵10萬的國民革命軍第29軍發動盧溝橋事變，1個月使華北淪陷。當時日本統治集團認為中國已經不堪一擊，以6個師團3個月之內可以征服中國。
侵略者的驕橫狂妄，與舊中國的積貧積弱，形成極其鮮明的對照。中華民族的命運再次跌入歷史的谷底。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佈投降，抗戰持續14年之久，我們最終勝了，為什麼？
國內各種力量的團結一致、武裝力量的英勇奮戰、反法西斯聯盟的有力支援等等，都是重要原因。但其中最重要、最關鍵的，是中華民族的真正覺醒。
這個民族曾經深深地沉湎于自我封閉的原有社會體系框架之中，不知世界變化所帶來的巨大危險已經來臨。
有兩段文字頗值得我們思索——
一段是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澳門一家報紙評論：“中國之裝備，為普天之下至軟弱的極不中用之武備，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謊而已。國中之兵，說有70萬之眾，未必有1000人合用。”
另一段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策劃事變的元兇、關東軍大佐板垣徵四郎對部下的訓話：“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它是一個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一個自治部落的地區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
這兩段文字所揭示的中國武備落後、一盤散沙的現狀，成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反覆被侵略、被宰割的兩大致命弱點。中國不自辱，哪國能辱之？
苦難中凝聚與艱辛中勝利
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使我們這個民族最終覺醒。
從1861年的洋務運動到1898年的戊戌維新，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覺醒。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覺醒。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則發展為中華民族的整體覺醒。而最後的這種覺醒最為深刻、也最為徹底。儘管這一進程中也出現汪精衛這樣著名政治人物組織傀儡政權、周作人這樣著名學者接受日軍保護和偽政權任命、甚至出現百萬以上為虎作倀的偽軍，但是更多的中國人在空前的災難和空前的歷史考驗面前，結成了一個日益堅強的整體。
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在這場或者勝利或者滅亡的殊死戰鬥中，鳳凰涅槃般地覺醒、再生。這種覺醒與再生鮮明地表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對的不再是一個軟弱猶豫的國民黨政府，而是整個中華民族。所以，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總體的勝利，共同的勝利。真正挽救中國人的，是覺醒的中國人自身。
正是這場深重的戰爭災難真正喚醒了中華民族，也正是這種全新的民族精神狀態，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最終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我們第一次通過民族的集體覺醒獲得民族的集體自尊。如同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所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盤散沙，不戰自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團結凝聚，才堅不可摧。
災難中獲得的力量，是支撐民族思想大廈的棟樑
有人說中華民族的歷史包袱太重、悲情意識太重，應該放下包袱，輕裝前進。有人說歲月能撫平一切，包括苦難，包括傷痕。
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李秀英，當年不甘受辱與日本兵殊死搏鬥，被刺37刀，鼻子、嘴邊、眼角、臉頰到處是觸目驚心的刀傷。1995年77歲的李秀英老人接受採訪時說：“我年輕的時候，臉上這些刀痕是很嚇人的”，“現在58年過去了，皺紋已經掩蓋了刀痕”。老人2004年在南京病逝，歲月連她的生命都已掩去。
都知道不應該忘卻。但現實在迫使人忘卻。
老人在逝去。遺跡在消失。記憶在淡忘。新誘惑、新追求、新概念、新夢想層出不窮。今天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的人們已經少有發問：為什麼抗日戰爭爆發地不在邊關而在盧溝橋？中國人是怎樣一忍再忍、最終才忍無可忍的？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城市，“出於與時代接軌的考慮”和“學習新時代英雄的需求”，已將《狼牙山五壯士》從學生的課本中撤出。《大刀進行曲》這樣的歌曲，也被認為不利於發展和改善國家間關係，最好少唱，或者不唱。
歲月的皺紋，就這樣無情地、默默地淹沒著歷史的刀痕。我們還能不能保持曾經獲得的覺醒和自尊？
2010年上海世博會，德國館作為最熱門的場館之一，展示一些特殊物件，給人留下至深印象。那是一些巴掌大小、閃閃發亮的黃銅板，每一塊上面銘刻一位猶太人的姓名及簡歷，星星點點鑲嵌在今天德國一些城市的馬路上，提示經過的路人，路旁住宅曾經居住過哪個或哪幾個猶太人，他們的最終歸宿是逃向美洲、非洲、亞洲，還是死亡于哪個集中營。駐足端詳鑲嵌在地面上這些小銅板的人們，即便對那段歷史毫不了解，也會被這種身臨其境的現場回顧所震動。德國人除了在世博園展示他們的國家科技實力，還展示了他們對歷史的記憶和思索。他們通過如此頑強的方式，阻止歲月的皺紋淹沒歷史的刀痕。
對一個民族來說，災難中獲得的力量，是支撐民族思想大廈的棟樑。
我去過耶路撒冷猶太人的“哭墻”。那是一段幾十米長的殘破墻段，兩千年前被羅馬人毀掉的以色列聖殿的遺跡，今天以色列人的聖地。一批又一批以色列人來到這裡，尤其是那麼多面孔稚嫩得像五月鮮花一樣的年輕人，虔誠地站在這段象徵他們祖先遭受巨大苦難的“哭墻”面前，把自己的頭輕輕抵在被兩千年歲月風霜磨礪得粗糙不平的墻面上，許久許久，默默地祈禱。那時候作為旁觀者的我，突然覺得這些向“哭墻”傾訴心聲的以色列年輕人，一定也從這段殘破墻面的石縫之中，傾聽到從歷史中傳來的遙遠回聲。
這是他們的精神聖地。他們在這裡進行心靈洗禮。這些年輕人也會老去，歲月的皺紋也會悄悄取代他們鮮花一樣的容顏。但當他們年復一年、代復一代地到這裡一次又一次完成精神與心靈洗禮的時候，誰還能遏制這樣民族的活力和生機？誰還能毀滅這樣民族的意志和生命？
一個自強的民族，必然千方百計呵護自己的精神財富
民族自尊，是一個民族尊重自己，不向別人屈求的意識和習性。它從來不是養尊處優中的自我欣賞、自我陶醉與自我炫耀，往往是在民族命運經受大挫折、前進之途充滿艱辛、生命集合體面臨大苦難時期的精神歷練與展示，是在最黑暗時刻和最低谷境遇中對自己信念的執著與堅守。
有了民族自尊，才有民族自信，才有民族自尊與民族自信結合成的民族凝聚力，才有繁衍不息的民族生命力，最終才有民族自強。一個自強的民族，必然是千方百計呵護自己精神財富的民族。
在黑龍江撫遠三角洲，一位邊防團長給我講了這樣一件事：到黑龍江和烏蘇裏江對岸的哈巴羅夫斯克市訪問，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該市無名烈士墓旁，看見幼兒園老師領著一群孩子，老師給孩子們講故事，老師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團。
幼兒園的孩子，懂得多少歷史？竟然在烈士墓前潸然淚下。關鍵是了解歷史的老師流淚了，孩子們看見以後也跟著流淚。一個民族有在烈士墓前講故事的老師，有在烈士墓前流淚的孩子，有向烈士墓連袂獻花的新婚夫婦，這樣的民族怎麼可能墮落，怎麼可能被黑暗吞沒，怎麼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
從這個意義上審視，中華民族對抗戰勝利的隆重紀念，就是對先烈的崇敬，對苦難的追思，對未來的警醒。這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分享作為中國人的尊嚴的時刻，這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分享勝利者榮光的時刻！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在奔騰不息的光陰長河裏面，這些命題還將長久縈繞著我們：關於歷史與現實，關於覺醒與自尊，關於記憶與忘卻，關於歲月的皺紋和歷史的刀痕。在這一過程中，尋找我們的精神流向，開拓我們的精神家園，才能養育並堅守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作者係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少將）
[責任編輯：王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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