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其名著《風險社會》一書中所揭示的,在後工業化時代,人類正步入“風險社會”。當今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資訊化、市場化、國際化交織的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遭遇社會轉型拐點。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教育、醫療、住房、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徵地拆遷、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生態環境等熱點領域不斷積聚能量,群體性事件和惡性極端事件增多,消極腐敗現象和嚴重犯罪活動影響嚴重,還有一系列天災人禍給公眾內心帶來的顛簸、震動,無不令中國人對於“風險社會”的體味更加深刻。
而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的不協調、不科學、不可持續的負面效應和社會斷裂,集中投射、釋放于社會層面,對社會管理的壓力重負不言而喻。我國社會管理體制能否及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穩定的發展局面,幾乎決定了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期的中國發展前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有著超高的風險系數。
一面是無“主管機構”的新單位、社會人不斷增加,人口流動加劇,網路行為活躍,需要大幅增加社會管理和服務資源投入;另一面是社會管理體制中多頭管理與管理真空並存,管理隊伍“質”、“量”告急。
一面是徵地拆遷、勞資矛盾、就業壓力等社會矛盾大量產生,社會階層固化、對立趨勢漸成,部分社會成員道德失范、年輕一代價值取向“神馬都是浮雲”;另一面是社會管理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會用,執法無力與執法暴力、行政傲慢與行政無能並行
面對現實,要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需要首先弄清社會管理事務中哪些是政府該管的,哪些是不該管的?該管的用什麼方式管,該放的肯不肯放,放了交給誰?還有,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中哪些價值觀念應該繼續秉持?哪些管理方式可以率先起效,起到減壓閥、出氣口的作用?
從另一個維度看,政府已然無法延續“一方獨大”的管理模式,需要社會力量及時融入,使“大社會”名副其實。但政府放權了,社會力量能頂上嗎?這也需要政府給予時間、空間,孵化、扶持、培育,扶開工再送一程,分散的社會力量才能實現健康有序的“自組織”,其間還不可缺少精英階層的實際參與。
也許,通過摸爬滾打,在社會管理實踐中能摸索出一些有效手段、技術,但這還不等於就擁有了社會管理的智慧,讓人民順心。
相對於“管理”,老百姓更需要的是“服務”。俯下身去傾聽,人民群眾會告訴我們,大家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管理服務,怎樣才能管理好社會。“誠意+技術”,才是開出社會管理智慧之花的基礎。 (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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