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逐年推進 最大規模富民工程啟程

　　“我不同意‘方案沒出來，就算是沒改革’的說法；同樣，我也不認為方案一齣臺就萬事大吉了”

　　3月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這一包括提高個稅起徵點內容的草案，經進一步修改後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同日，山東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6%，最高檔工資標準為每月1100元；廣東也開始執行新的最低工資標準，其中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提高18.2%，增至1300元，暫居全國之首。此外，現已承諾年內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還有上海、吉林、寧夏等地。

　　收入分配是今春全國兩會上最熱的話題之一。而在此之前，一些實質性動作已對此進行了預熱。統計數據顯示，去年中國30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月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幅度為22.8%。

　　“按照國際上通用的‘社會平均工資法’計算，月最低工資一般是月平均工資的40%∼60%，而我們現在各省的標準也就達到20%左右”，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對《瞭望》新聞週刊說，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提高職工工資的手段之一就是最低工資標準，“現在來看，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而且，多位參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制定的專家告訴本刊記者，他們對正在準備出臺的方案“很有信心”。

　　舉國“解題”

　　3月2日，已經連續2年攜帶收入分配相關提案上會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又帶著兩份相關提案來到了北京。在“把民富優先列入國家發展規劃的政策目標”的提案中，遲福林提出，1978年中國消費率為62.1%，2009年降到48%，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十二五”期間要初步形成消費主導的趨勢，主要取決於能否儘快啟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整整一年之前，由國家發改委操刀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國務院退回的消息傳來，輿論為之譁然。這個方案發端于2004年，在2007年∼2009年間前後經歷了6次徵求意見討論會，後來不斷傳出“以家庭為個稅徵收主體”、“強調工會工資集體協商職能”等令人興奮的改革細節，但就在許多分析人士都猜測2010年可能是“收入分配改革元年”之時，國務院認為這份方案需要重新修改，其全貌至今依然神秘。

　　2003年以來，作為民生領域的核心問題之一，收入分配逐漸成為高層和基層一致關心的重大問題，由此形成的社會大討論氣氛也日益濃重。在此背景下，除國家發改委的方案之外，圍繞縮小貧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的多項調研和政策建議，源源不斷地匯至中南海。

　　“就我了解，在2004、2005年前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也在負責對收入分配問題進行調研。”楊宜勇回憶，當時有十幾個相關課題同時推進，中央高層都拿出專門的時間來聽取這些政策建議。

　　具有國家立法權和重大事項決定權的全國人大也在發力。2010年8月，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王萬賓介紹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形成的國民收入分配問題專題調研報告，及與之相關的促進就業問題和社會保障工作的專題調研報告。這是全國人大圍繞編制“十二五”規劃綱要開展的一系列專題調研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主黨派亦同步提出建議。2011年1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盟中央經濟委員會主任鄭功成，向外界介紹了民盟中央2010年收入分配調研報告。這份報告建議深化國企、戶籍、就業三大體制改革，強調大力調整財政、稅收、社保三大宏觀政策，建議從就業品質、最低工資、社會保險、職業福利、工資談判五個方面扭轉勞動者報酬偏低、初次分配利益失衡的格局。

　　楊宜勇透露，民盟的這個報告得到了高層領導人的親筆批示，發改委的14個相關部門隨即參與了對這份報告的“學習研究”。

　　此後，“改革提速”再次成為有關國家發改委方案的最新消息。2月底，國務院辦公廳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轉來《發展改革委關於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報告審議意見的報告》。報告表示，有關部門將在深入分析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基礎上，抓緊研究出臺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指導意見。

　　3月1日，當本刊記者見到方案的深度參與者楊宜勇時，他笑著說：“出臺時間表現在還不能說，但我們對目前的方案還是很有信心。”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