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三年間，微博這種“自媒體”從無到有，風生水起。
今年3月，國內最大的兩家微博運營商宣佈：其用戶總數分別突破一個億。在一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公眾如何把握手中權利，為社會傳遞積極力量，已成為微博發展中亟須面對的議題。
近年來，與微博相關的新聞事件層出不窮，其中不乏令人感動的瞬間。
2011年春節期間，由中國社科院學者于建嶸教授所發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得到了網友的普遍關注，近100萬名網友加入了此次“微博打拐”的行列。網民的關注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傳播力量，並吸引了多家傳統媒體跟進。
“在此次事件中，全國各地的網友們自發展開打拐行動。雖然民間力量仍顯得較為分散而非專業，但通過微博的凝聚力，這股力量與公安部門、媒體、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等多方力量‘匯合’，對整個事態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除此之外，在日本大地震中，微博之力也不容小覷。
2011年3月11日13時46分，日本發生芮氏9.0級地震。微博成為第一時間發出聲音的媒體。通過某微博網站，由東京發出的消息數量曾一度達到每分鐘1200條。
“由於最初發佈的許多資訊是未經核實的，一部分微博用戶又自覺承擔起了揭露不實資訊的責任。”竹立家說，“比如，在地震發生當天核電站並未爆炸，但卻傳出了所謂‘日本核電站發生爆炸’的視頻，並被大量轉發。隨即就有網友指出，這其實是日本某地一煉油廠的爆炸視頻，謠言頓時被擊破。”
隨後，在大地震發生次日，中國國際救援隊也通過微博第一時間確認其赴日救援的消息。之後的5天內，該微博共發佈300余條資訊，給關心救援行動的公眾吃了一顆“定心丸”。“在之後的搶鹽風潮中，諸多微博用戶也通過不斷轉發有關‘中國食鹽庫存充足’和‘盲目補碘無助於防輻射’的消息，與傳統媒體‘合力’辟謠。”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昌鳳說。
對於微博帶來的“正效應”，來自內蒙古包頭市的退休教師王江深有體會。
2007年，因為雙上肢及左下肢殘疾，王江提前離開了工作多年的教師崗位。“這幾年來，一個人呆在家裏，我經歷過很多次心情沮喪、失落的時候。”他說。
2011年5月，在朋友的鼓勵下，王江開通了個人微博。“我的本意只是想通過微博打發時間。在瀏覽很多公眾人物的主頁時，我無意中看到了張海迪大姐的界面，便對她加了‘關注’，並多次給她留言、傾訴生活中的不便和痛苦。”他說。
讓王江意外的是，5月27日，他收到了一封來自張海迪的回信。“在回信中，她一再鼓勵我要快樂地生活。她告訴我說‘對於病痛和困難，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耐心去克服。健康人也會有巨大痛苦。所以我們要好好活著，並讓生命有意義。’幾個月來，她不厭其煩地開導我，對我的鼓勵很大。”
對此，張海迪坦言，“我寫部落格六年了。每當看到那麼多朋友關注自己並給予問候，我總會非常感動。今天的社會人與人之間更需要溫暖的友誼，心靈的關懷。我認為微博是生活的另一扇窗口。在中國殘聯工作，我很重視微博裏的一些殘疾人的聲音。我們要努力把殘疾人工作做好，讓殘疾人兄弟姐妹看到未來的光亮。微博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渠道之一。”張海迪說。
“在微博這個扁平化的世界裏，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擁有了更多可能。在這個事例中，如果沒有微博，他們的人生可能不會有任何交集。這也是微博所帶來的積極效應之一。”竹立家說。
“由於微博具有的‘核裂變’式的傳播效果，我們更應當關注如何將這股‘能量’轉化為‘正效應’。事實上，近年來我國諸多部門、行業都已逐漸跟上微博發展的步伐，良性互動日漸增多。在微博領域真相和謠言的多次角力中，我們曾多次目睹理性用戶和負責任的經營者擊破謠言的情況。我們期望微博世界能出現更多令人感動的美好瞬間。”中國網際網路協會秘書長助理石現升說。
微博的積極效應在政務公開中也有所展現。據近日發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3月20日，全國範圍共有實名認證的政務機構微博1708個，政府官員微博720個。
在“網路問政”日益受重視的情況下，諸多公眾選擇通過這一途徑與政府機構、官員進行互動。以公安系統為例：2010年2月，廣東省公安系統開設我國首批公安微博群，3個月內，粉絲總數便超過10萬人，評論總數超過3萬條；此後，“平安北京”黨政機構和官員微博在新浪網開通，20天訪問量即突破210萬人次。
“通過網路這個開放式平臺，公眾得以將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表達出來。網路意見中存在各種聲音，我們看到更多的批評和建議。民意得以多元化表達，是公民社會的良好開端。”張海迪說。
“目前，微博的發展還談不上成熟。由於發佈資訊門檻較低、監管仍不夠成熟，微博在推動社會事件良性發展的同時，也多次發生網民盲目追逐未經核實消息的事件。比如在‘金庸被去世’、‘出血性大腸桿菌入侵北京’等負面事件中，微博的使用者和經營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竹立家說。
“網路傳播的低門檻可能導致諸多問題的出現,這些都是社會管理中面臨的新課題。這個140字的開放性平臺決定了參與者的多樣性，必然會出現言論的多樣性。但無論如何，我們肯定微博存在的積極意義。這個公眾交流的平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會減壓閥’的作用。”張海迪說。
“技術發展為公民行動提供了廣闊的舞臺，見證了公民意識成長。但我們仍需要時間學會善用手中的‘麥克風’。”石現升說。(記者 駱沙 實習生 趙魯倩)
[責任編輯：芮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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