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IP地址定位的攻擊源往往只是一個“替罪羊”，一個被“上級”操控的“打手”，一個無能力反抗的“受害者”。
相對於于法國戛納召開的G20峰會和陰雲密布的歐債危機，11月1日在英國召開的倫敦國際網路大會聲響不大。在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因母親去世而不能到場發表主旨演講後，本屆大會的最大看點也隨之消失。經過了兩天交集不多的討論後，英國外交部長黑格在閉會時宣佈，大會釋放出“打擊網路犯罪和保護智慧財產權至關重要”的清晰訊號。這個訊號也可被解讀為會議未能達成任何共識。
近些年，西方媒體繪聲繪色地描寫出一些關於中國駭客的“獨家報道”。在他們的故事中，來自浙江紹興、山東藍翔技工學校的中國學生“成功入侵”了美國國防部、美國國會、谷歌公司、美國海軍學院等機構戒備森嚴的網路，“盜取”包括F35戰機設計圖、美外交政策等機密文件，甚至可能是造成2003年美東北部大停電的“幕後黑手”。這些聳人聽聞的故事說多了，自然會有不少西方聽眾信以為真，甚至包括不少知識淵博的政治精英。本次大會中，“中國駭客威脅論”也成為話題之一。為平息眾議，身為主辦方的黑格不得不為中國“圓場”，稱“無任何明確證據”表明網路攻擊源頭來自中國。
西方大肆炒作“中國駭客威脅論”，固然有他們冷戰思維作祟、“黃禍”偏見殘留、打擊中國崛起等主觀因素，但中國已成為網路犯罪和駭客行動的重災區也是事實。由於網路安全管理和公眾教育的原因，中國網際網路的系統安全相對脆弱，駭客或病毒攻擊造成大面積網路癱瘓的事件屢有發生，數以百萬計的電腦被木馬操控淪為“肉雞”，其中半數以上的木馬操縱者來自海外。每年由於網路犯罪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千億元，盜號、郵件木馬等低層次的網路犯罪行為更是司空見慣。中國並非駭客行為的主要發源地，卻為全球駭客提供了規模巨大的“攻擊資源”。
駭客行為不同於傳統犯罪，罪犯行蹤無法通過簡單的地理定位來確定。根據IP地址定位的攻擊源往往只是一個“替罪羊”，一個被“上級”操控的“打手”，一個無能力反抗的“受害者”。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駭客威脅論”是一個偽命題。駭客是一種國際性行為，其參與者並未帶有明顯的國家屬性，其攻擊目標是世界各地存在安全漏洞的網路系統。因此，管控駭客行為並非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責任，這是全球80多個國家需要聚集一堂商討網路安全大計的根本原因。
可以預見的是，“中國駭客威脅論”短期內不會消失，仍將繼續成為西方政客攻擊中國的託詞之一。但是，中國網路安全系統建設的步伐卻不應因來自外界的非議而止步。在一個網際網路連接全球的趨勢已無法逆轉的新世紀，如何應對這種全新的威脅和挑戰已成為中國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之一。中國應當也有能力參與到網路安全的全球治理之中，向世界證明“中國駭客威脅論”只是一個獨斷的臆想。
首先，積極參與網路安全的國際合作。參與國際合作為中國提供讓世界了解中國打擊網路犯罪努力的機會，也有助於增進溝通、消除誤解，尤其有利於減少旁觀小國對我偏見，不給西方留下中國置身事外的話柄。
其次，著力加強國內網路安全系統建設。美國《網路空間國際戰略》中認為，國內網路系統安全是抵禦網路戰打擊的核心因素。中國境內數百萬“肉雞”不僅不能成為抵禦外國網路軍隊進攻的“盾牌”，反而可能被駭客利用成為攻破中國網路防線的“投敵者”。通過加強對國民的網路安全公眾教育，倡導使用正版及安全軟體，加強網路架構的防護能力，強化網路安全監督部門對國家重要網站進行安全監督的權責。這樣才能減少網路攻擊造成的損失。
再有，繼續完善相關法律建設，打擊網路犯罪。2009年的刑法第七次修正案中，已將網路駭客犯罪列入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二款、第三款。幾年來，數位知名駭客因觸犯此條入獄。但是，駭客通過網路搜索引擎、電子商務平臺、手機短信等方式傳播駭客技術的情況仍屢見不鮮，其根本在於法律並未明確傳播相關資訊的網站或通訊服務商所應承擔的責任。另外，利用駭客行為進行網路勒索，通過雇用網路打手進行不正當商業競爭行為仍難受到法律懲處，也是網路駭客利益鏈仍能持續的重要原因。
同時，大力發展網路安全產業，鼓勵技術人才創業。雖然中國已成為全球網民第一大國，但網路安全產業仍遠落後於美俄等國，缺乏具有知名度和公信力的著名企業。中國每年培養超過20萬的電腦專業大學畢業生，若他們不能學有所用，很容易流入“駭客利益鏈條”成為一枚棋子。因此，如何營造網路安全經濟對抗“駭客利益鏈條”成為“轉黑為紅”的關鍵因素。
倫敦網路大會雖無果而終，但在2012年的匈牙利、2013年的韓國，更多敏感議題將會擺上桌面。當網路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連結”愈發緊密，恐怖分子已可通過病毒進入美軍無人攻擊機系統，網路安全不再是保護銀行賬號、遮罩垃圾郵件等稀疏平常的事情，而是確保國際社會和諧穩定的緊要問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 李崢)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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