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兩會已經過半，不少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已經在媒介中獲得了大量表達，對於他們中的不少人來說，開兩會是這十幾天的一個特殊角色，他們是名人，是忙人，這份人民代表人民委員的角色又該怎麼承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視角，自己的關注。
接過記者手裏的礦泉水，楊瀾迅速喝下了大半，兩會期間密集的活動為她稍有沙啞的聲音找到了理由。做主持人，經營公司，辦活動，楊瀾的職業角色很複雜，做了8年政協委員，她已經有自己的心得。
楊瀾：做政協委員這八年，我的提案會越寫越具體，因為寫得越具體，它越容易讓執行的部門給你明確的反饋，這件事能做還是不能做，不一定要用大和小來衡量一個提案品質的高低。但是，委員們的確需要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
記者：可能大家對委員、代表的寬容度應該更大？心態更平和一些來看待他們？
楊瀾：那我倒不這麼看，我覺得這種壓力是好的壓力，對比幾年前，現在的代表、委員在寫提案的時候壓力比過去大，我覺得這是好事兒。既然國家拿出錢來讓你們聚在一起，開了這十幾天的會，你們應該拿出一點好的意見。
楊瀾今年的提案關於“流動青少年的職業教育規劃”，她說所關注的這部分群體是已經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但尚未投入工作的年輕人，他們身上的職業教育與和人生教育往往缺失。
楊瀾：我覺得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不僅在於大學生、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也在於基層的勞動者，他們是不是有自己的技能，他們是不是也能有一定的職業規劃，其實也是這個國家競爭力的很重要的部分。另外，國家給予職業教育的一些補貼，這些流動青少年也享受不到。其實，在14歲到16歲之間，需要一個很好的在教育上的投入。
記者：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可能因為它現在的確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存在著。
楊瀾：對。
記者：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學業中止了的孩子談“職業規劃”，可能恰恰是挺奢侈的事兒，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推動一個這樣的提案去前進，可能會遇到一定阻力和障礙？
楊瀾：我恰恰不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實行的提案。我在提案當中提到了具體的三點建議，第一，在流動青少年、打工子弟比較集中的學校，應該在初二、初三年級就開始所謂職業生涯培訓課程。第二，希望他們能夠部分或全額享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一些補貼。第三，其實政府完全可以用比較低的成本，讓公益機構去做這件事，不必都攬在自己身上。
記者：可能只是需要給他們搭建一個橋梁？
楊瀾：沒錯。
作為政協委員，楊瀾也說，自己初上兩會是寫了不少龐大話題的提案，現在看來都不太切實，兩年前，她和一批政協女委員一起，提出聯名提案，建議實行彈性化的女性退休年齡。這個話題今年在兩會中再次得到熱議，楊瀾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
楊瀾：其實一個人到了五十歲上下的時候，正是工作的黃金時期，特別是處於中高層管理階層的人，更是非常寶貴的。
在這個問題上，她特別為一些管理階層的女性鳴不平。
楊瀾：我覺得根據某種不同的領域的確可以實行某種彈性化的過渡。那些以智力勞動為主的，那些以智力勞動為主的，還有企事業單位，女性是否可以彈性選擇自己的退休年齡。
在兩會的女性代表、委員當中，楊瀾的出現總能搶得關注的鏡頭，有媒體給她的照片起標題說“忙碌不失風采”，而楊瀾自己說，今年開會，關於“幸福”的探討讓她更想表達。
楊瀾：幸福是一個水漲船高的過程，我想整個社會我們不斷地去培養一種能力，去了解老百姓想些什麼，然後怎麼樣讓一個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公平，讓環境變得更好，所以我覺得幸福應該有社會和個人這兩個層面讓我們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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