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志高控股董事局主席李興浩在接受媒體專訪時，結合自身在基層農村的工作經歷談及了“農村改革問題”。他認為，南海區去年全面鋪開的“政經分離”，改變了以往直接由村委會主任或村黨總支部書記兼任經聯社班子成員的局面，有望為城鄉一體化破題，並希望南海農村改革成為全國試點。此番言論，引起輿論關注。
來自佛山南海城鄉統籌部的數據顯示，南海下轄8個鎮（街）、224個村（居），農村集體資產總額500多億元，農村集體在管合同達7.5萬宗，總標的金額達422億元。伴隨如此龐大集體資產而來的，是農村財務監管的巨大壓力。監管不善，很可能成為誘發農村不穩定因素。
南海農村改革中的“政經分離”制度設計，配套了農村集體資產交易平臺和財務監管平臺，在將集體經濟組織從自治組織中剝離出來的同時，強化農村集體“三資”（資源、資產、資金）處理的公開性和透明性，讓農村財務“乾淨”，“村官”清白。
怪象
財務出問題事後才能查
2011年8月16日，西樵鎮財務監管中心主任霍麗儀收到手機短信提醒，某村有一筆1000萬元的款項支出異常，霍麗儀隨即登錄財務監管平臺進行跟蹤調查，並通過該村現場了解發現，該村兩委幹部集體會議決定，向一傢俬人企業借出1000萬元。由於風險過高、程式違規，西樵鎮財務監管中心及時制止了這一行為。
“以前做不到這一點，往往是錢支出後，出現收不回等問題，才被發現。”霍麗儀錶示，等到發現問題時，往往已經晚了，造成的集體資產流失，則成為村民不滿情緒的集中宣泄點。
而財務監管平臺的建立，則有效避免了上述情況的出現。
西樵鎮太平社區資產辦主任區玉芳介紹說，在財務監管平臺建立之前，村一級的財務出納只要有印章，就可以到銀行出具和兌現支票，“出了問題，錢可能就收不回來了，村民意見很大，村幹部也說不清楚”。
這種“財務出問題，事後才能追查”的困境，成為此前南海農村問題的一個縮影，由此引發的“財務不‘乾淨’”和“‘村官’不清白”的狀況，也成為南海農村工作的一大難題。南海區委城鄉統籌部副部長劉錦枌告訴記者，目前南海農村集體在管合同達7.5萬宗，村組兩級上線運作的賬套數達2933個，“資金、票據、合同、資產等，一旦監管不善，就容易出大問題”。
求解
“三資”納入財務監管平臺
如何破解這種事後監管的困局，保障農村集體資產和財務安全？南海選擇以農村財務監管平臺配套農村集體資產交易平臺的運作模式，將農村財務監管“前移”，對“三資”（資源、資產、資金）實行線上實時監控。
2011年3月，西樵鎮被確定為南海區農村財務監管平臺試點，啟動農村財務監管平臺研發和建設工作，隨後西樵鎮又被確定為全省試點。當年6月，平臺投入使用，西樵鎮全部村（居）、組（社）所有賬套均納入財務監管平臺，以進行實時線上監管。2012年1月6日，南海全區的農村財務監管平臺也全面開通運作。
劉錦枌介紹，財務監管平臺對全區224個經聯社1934個股份經濟社進行財務監管，涉及資金、票據、合同、固定資產、會計核算、資源管理等多個方面。如今，村（居）每一筆款項的支取都要通過監管平臺，經過相關審批，超過一定數額還需提交到鎮（街）一級審批。
“村裏的合同到期了，監管平臺會監測到，並自動提交到集體資產交易平臺進行公開交易，交易完成後，數據又自動回財務監管平臺。”霍麗儀說，這樣監管核查工作也高效很多，“以前經濟總量大的村，光是票據都有上萬份，現在自動生成電子票據報表。以前要花10多天才能完成集體經濟財務核查工作，現在在系統裏只花10分鐘就搞掂”。
保障
“政經分離”確保村民權益
“搞了財務監管平臺，其實斷了很多村幹部搞小動作的念頭。”西樵鎮太平社區居民黎女士告訴記者，農村集體資產交易平臺讓村裏的土地、物業得以公開招租，集體資產增值大幅提升，財務監管平臺則又保障了財務規範運作，而村民理財小組則定期查看、監督，“村民很支援”。
實際上，為了從源頭上預防因集體資產處置不透明和財務不夠公開等造成的鄉村亂象，南海還從制度上設計了“政經分離”的農村改革模式，即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從自治組織中剝離出來，形成村（居）黨組織、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三駕馬車”齊驅的局面。
“以前村黨（總）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和經聯社社長往往是一個人‘一肩挑’，現在是按職責進行了專門的分工。”劉錦枌介紹，目前南海各村（居）均已實行“政經分離”，形成“社長主抓經濟村長專做服務”的格局，黨組織則進行全盤統籌、協調，“這樣從機制上防止‘三位一體’帶來的權職混淆、暗箱操作等各類問題，保障村民股份分紅等權益”。
統計數據也顯示，在農村集體資產交易平臺和財務監管平臺的作用下，南海不少農村的集體資產出現20%-50%的大幅提升，個別村（居）集體資產增幅甚至超過80%。太平村黎女士告訴記者，去年村裏的每人平均分紅增長了大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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