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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共一大召開時間之謎

時間:2012-07-06 14:13  來源:人民政協網

  中共一大會址

  20世紀80年代之前,關於中共一大召開的日期竟有20多種不同的說法:蘇聯B·H·庫秋莫夫等說是1921年6月,張國燾、李達等說是7月1日,馬林、周佛海說是7月,陳公博說是7月20日,陳潭秋說是7月底,臺灣的郭華倫說是7月27日……

  1978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倡議編寫一套多卷本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不久,在解放軍後勤學院(解放軍後勤指揮學院前身)從事中共黨史教學的教師邵維正接到通知,從解放軍後勤學院臨時借調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編寫組。

  邵維正承擔的任務是起草黨的一大這部分書稿。他對浩如煙海的史料進行梳理,按寫作時間、刊載日期、作者姓名、發表出處和開會、閉幕日期的不同說法等,對25種既類似又有不同的意見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

  1979年4月,邵維正開始了對中共一大的考證工作。

  訪問親歷者包惠僧

  當時在世的一大親歷者有包惠僧、劉仁靜和王會悟,他們都是80歲左右的老人,而且身體欠佳,對他們訪問帶有搶救活資料的性質。訪問包惠僧不算太困難,他當時任國務院參事,住在西便門機關宿舍,對來訪者熱情而健談,雖然已是85歲高齡,談起往事滔滔不絕。

  “我多次訪問過他,交談內容十分廣泛,從他的青年時代、建黨前後的活動直到晚年如何從澳門回到北京等等。去的次數多了,他記住了我的名字,進入他的家門,包老就幽默地說:‘老朋友又來了,今天談什麼話題?’我最後一次訪問是在6月20日,當時他精神還挺好,不料12天以後,他內臟血管突然破裂,來不及搶救,與世長辭了。”邵維正說。

  對包惠僧老人的多次訪問收穫不小,蒐集到的有些內容直接用到了考證材料上,其中許多細節增加了邵維正對建黨活動的感性知識。

  訪問親歷者劉仁靜

  為了尋訪劉仁靜,邵維正費盡了週折。好不容易找到劉仁靜在北京白雲路的新居時,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謹,對邵維正提的幾個問題都是一句同樣的回答:“年齡大了,記不清了。”

  對此,邵維正冷靜想了想,又覺得可以理解——劉老一生坎坷,幾度磨難,對人對事十分敏感,尤其是對涉及歷史、政治方面的問題更是謹小慎微,這大概是他不願開口的內在原因。

  於是,邵維正一次又一次造訪,從拉家常說起,與他夫人和兒子都熟悉了。逐漸,老人也受到感染,了解到邵維正真是為研究歷史而沒有別的目的,思想上戒備少了,開始說上一兩句話。當邵維正問到“您是怎樣從北京到上海去參加一大”時,劉仁靜沉思片刻,冒出一句:“我記得好像先去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後去的上海參加一大。”再細問動身和到達的日期,劉仁靜又說“記不得了。”

  就是這麼難得開口的一句話,給邵維正提供了一個寶貴線索,他決心以此為突破口,追根溯源,舉一反三。

  尋找原始資料《少年中國》

  回憶是重要的,但沒有原始資料印證又往往是不可靠的。當得知當時有個《少年中國》雜誌時,邵維正受到了鼓舞,接連跑了幾天檔案館、圖書館、資料室,但都沒有找到,原來這份刊物後來沒有影印出版。最後,只有靠尋找留存的孤本原件了。

  經過反覆打聽請教,跑了不少路,找了不少人,邵維正終於在一個圖書館的書庫中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國》。邵維正一頁一頁地小心翻動著這本塵封了68年、紙張已經發黃的刊物,在該刊第3卷第2期找到了對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年會全過程的詳細記載,上面明明白白地寫著劉仁靜于7月2日由北京到達南京。這次年會開了3天半,劉仁靜有兩次發言,而且在“會員消息”中記載:會後劉仁靜赴滬。這與劉仁靜的回憶相符,邵維正十分激動,認為劉仁靜到上海只能是7月6日以後。

  邵維正把刊物中劉仁靜的活動記載以及他兩次發言的原文摘抄一份,又一次訪問他。料想不到自己68年前的發言記錄又展現在眼前,劉仁靜激動得兩手發抖,借助放大鏡一字一句地讀起來。劉仁靜熱淚盈眶,感慨萬千,也引發了許多回憶,話開始多起來。

  邵維正說:“隨後的幾次訪問,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他不僅談了建黨前後的情況,還詳細說起自己在蘇聯的經歷、到土耳其去見托洛茨基的過程,留下了不少難得的活史料。我建議他寫些回憶,把親歷的事情作為歷史見證留存下來。一提到寫回憶,劉老又有顧慮了。我反覆向他介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思想路線,希望老一輩對歷史負責,把經歷留給後代。幾個月後,劉老終於寫了一篇《一大瑣憶》,經我推薦收入到知識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一大回憶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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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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