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位於大同縣北部山區的巨樂鄉東閣老山村，這裡75%的人口收入在貧困線以下。
與放鞭炮慶祝成為“貧困縣”的地方相比，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顯得內斂，他只是在辦公室傳閱文件。
“身份特殊”的大同縣已“覬覦”貧困政策十幾年。
與“跑”下貧困縣對應，在以小康為政績的年代，大同縣申請到“小康縣”稱號。此後的十多年中，與其他縣比，大同縣發現，戴著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頂貧困縣的帽子，不僅意味著大量資金、項目，還有來自各方面的支援。於是，大同縣看著“鄰居”藏富，自己開始了“逐貧”，並終於成功入列。
“跑下來了。”2013年1月21日，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將一份山西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的文件，遞給辦公室的每個人看。
在成為“小康縣”16年後，山西大同縣終於開始享受“貧困”待遇。
這紙文件明確，大同縣享受“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同樣待遇。
在王漢斌看來，得到這一紙文件，像跑贏了一場競賽。
其實大同縣在2011年底已經贏了競賽。2011年底，國家確定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涵蓋貧困縣679個。大同縣被列入其中的“燕山——太行山”連片特困區，進入了國家扶貧對象的行列。
此後，2012年3月19日，大同縣新組建了一個部門——扶貧開發辦公室。原為大同縣開發辦主任的王漢斌，成為了縣裏的首個扶貧辦主任。
王漢斌認為，劃入連片特困區，是大同縣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
貧困縣能帶來的扶持，大同縣已艷羨了十幾年。如今，終於“後退”到了和鄰縣相同的起跑線上。
“小康”帶來求助難
“小康縣哪會缺這麼點錢？”大同縣退休幹部梁斌龍說，小康的帽子總是會把獲得幫助的門關上
“你見過這麼窮的小康縣嗎？”1月13日，一名高姓計程車司機反問。
大同縣城面貌“簡陋”，由一條南北大街和一條東西大街構成主框架。大街兩邊是三四層的樓房，後面是成片平房。
大同縣距離大同市20公里，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申請到“小康”頭銜，是大同市東部六縣中唯一的小康縣。其他五個，陽高、田鎮、廣靈、渾源、靈丘都是貧困縣。
大同縣認為自己是“窮人戴著地主的帽子”。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介紹，大同縣18萬人口中，有近6萬是貧困人口。北部農業人口貧困發生率在75%以上，南部65%以上。即便縣城所在地的西坪鎮，農業人口貧困發生率也在四成以上。
大同縣委黨校前校長梁斌龍介紹，大同每次尋求幫助，“小康”的帽子都會把門關上。他舉例，2000年左右，因房屋破損嚴重，他去省委黨校申請修繕資金，得到的回答卻是“小康縣哪會缺這麼點錢？”
“當時我跟省黨校領導吵起來了。”梁斌龍說，他把領導拉到縣裏看了看破房子，才申請下來。“其實我也理解他們，給貧困縣是名正言順，而給小康縣，怕有人說閒話。”
王漢斌說，他任大同縣開發辦主任時，申請項目、申請資金處處碰壁。“只要是小康縣，就沒有政策扶持。小康縣甚至沒有扶貧辦，連和省市扶貧辦對接的單位都沒有。”
大同縣巨樂鄉東閣老山村黨支部書記贠天貴也受過“小康”的傷。
他說，1999年前後，省計生協會有政策，做節育的家庭給扶貧資金以示獎勵。贠天貴統計了村裏名單，往縣、市、省一頓跑，對方同意給12萬元。他謀劃著要用這筆錢發展養殖業，帶動村民致富。一切就緒，到省扶貧辦辦手續提錢時，工作人員一核查，說小康縣不能享受扶貧政策。
贠天貴於是甩手回了村裏。十多年過去了，贠天貴的養殖村的夢想還沒實現。
贠天貴說他總在想，如果當時事情辦成了，東閣老山村應該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大同縣“自力更生”的同時，對於靈丘等貧困縣享受著不同待遇，都“看在眼裏”。
得“貧困”者多助
與大同縣相比，“貧農”靈丘一直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幫助，給錢，給物，給項目
對比大同縣，靈丘縣城顯得要“發達”。商業街上，有了各種國際品牌的體育用品專賣店。當地有人把靈丘縣城稱作“小香港”。
大同縣戴著“地主的帽子”，靈丘則一直是“貧農”。1985年，靈丘被山西省政府列為重點扶持的多災貧困縣。1991年1月，靈丘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2001年，靈丘被國務院核定為新時期扶貧開發重點縣。
靈丘等貧困縣會得到“輸血式”扶助。貧困縣享受專項扶貧資金、各部門的資金傾斜和定點幫扶、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優惠等等。
還會得到中央對口扶貧。靈丘縣的幫扶單位是團中央。公開報道顯示，1998年8月20日到2003年底，五年中，團中央為靈丘各項建設直接投入資金500多萬元，捐贈汽車、電腦、藥品等各類物品價值530萬元。組織實施各類項目140多個。
山西各省級機關則負責幫助靈丘縣下轄的貧困鄉鎮。1996年3月15日，山西省委為靈丘派駐扶貧工作隊，省體改委、建材局、貿易廳、地稅局、團省委、機電廳、科協7個廳局每個廳局幫扶1個貧困鄉。至2000年的五年期間，山西省委7廳局扶貧工作隊總投資1355.10萬元。
大同市委從1996年開始派出工作隊，市發展計劃局、財政局、民政局等約20個單位在靈丘縣定點包村扶貧。
這個時期的大同縣，剛剛戴上小康的帽子。不但與扶貧政策無緣，小康縣的各項配套支出還帶來沉重負擔。
貧與富的歷史伏筆
當年別的縣沒要小康“榮譽稱號”，但大同縣要了。由此，不同的政策“命運”開始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縣”帽子，大同縣很多人覺得是當時的領導為了政績“瞎胡鬧”。
退休幹部梁斌龍回憶，大同縣約在1996年成為小康縣。大約1995年的時候，時任縣委書記申報的，批下來的時候已是新的縣委書記繼任。
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國颳起的小康風，小康縣是典型，成為小康是一種榮譽和面子。
王漢斌回憶，當時大同縣的日子確實比鄰縣好過一些。大同縣是純農業縣，每人平均耕地較多，從農業收入看，要高於鄰縣。大同縣另外的收入來源是煤炭。因靠大同市東側，大同縣成為煤炭輸出交易重地，境內有兩個煤檢站。大同縣人搞運輸和倒賣煤炭，收入頗豐。
按《山西統計年鑒》，1996年，大同縣國內生產總值4.6億元，處於當時東部縣的中游。大同縣人口少，每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2861元，在大同市轄的7個縣中排名第二，僅次於煤炭大縣左雲。
梁斌龍回憶，按統計數字，在一些主要指標上，當時大同縣確實達到了小康標準。例如當時小康的每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標準規定的是2500元。不過他也認為，當時小康縣的16個標準中，有一些大同縣是不符合的，但當時的統計數據都迎合了小康。
1996年，大同縣地方財政收入3738萬元，支出6590萬元。收不抵支。
梁斌龍回憶，當時各地小康縣也有名額指標，陽高縣也是小康縣的候選。雖然按統計數字，陽高縣當時每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2190元，處於小康標準之下。梁斌龍說，當時陽高縣繼任的書記堅決沒有要小康縣的稱號，而大同縣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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