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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財長定調財稅改革:將提取財政收入實施再分配

2013年04月02日 13:36 來源:中國新聞網 字號:       轉發 列印

  不論是偏于高稅——平均主義,還是偏于低稅——福利主義,都無法形成可持續性和包容性增長,都會歸於“不歸”之歧路、死路。政府應更多關注發展機會的創造、鼓勵人人奮鬥,在市場中謀求發展而國家適當提取財政收入和實施適當的再分配

  3月24日,北京釣魚臺一年一度的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新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作了題為“包容性增長中的財稅改革”的發言。

  此主題乍看是落在財稅改革的討論上,大前提卻是與“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意旨相通的“包容性增長”,這是一個由亞洲開發銀行首先提出、已在中央高層獲明確肯定、學界也對之探討了若干年的大概念,屬於全局戰略命題。

  “中國抉擇”的戰略取向

  財政是服務於全局的“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分配體系,要處理財政問題,首先要“跳出財政看財政”。在這個意義說,財政部門的領導者,首先必須具備統觀全局的高水準戰略思維,而樓繼偉在離開財政部常務副部長崗位五年多之後,重回財政部並出任財長之際,正是在這個“首次演講”中,以清晰的思路展現了他的戰略思維:面對事關國家前途、民族命運、民生福祉、“中國夢”可否成真的歷史性考驗,中國應在實現現代化“包容性增長”的基本路徑上,作出何種理性抉擇?

  他首先點明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市場和政府在資源配置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還有政府稅收、預算安排所體現的公共資源配置機制應如何正確設計。

  隨後,樓繼偉列舉出三種較有代表性的關於增長途徑抉擇的理解:一是以高財政收入佔比,支援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再分配,追求“結果的公平”,這會導致壓縮市場作用、就業不足和人民奮鬥意識不足,幸福感並不見得高而經濟增長率較低;二是政府更多關注發展機會的創造、鼓勵人人奮鬥,在市場中謀求發展而國家適當提取財政收入和實施適當的再分配,其結果會是就業充分、人民幸福感強、經濟增長率高;三是國家走低稅收、高支出、高福利之路,擴大赤字和債務,個人付出較少努力享受更多福利,結果會是最後靠通貨膨脹取“平衡”,實際上使低收入人群和地區更為困難,陷入惡性迴圈和中等收入陷阱。

  對這三種理解所代表的三種抉擇,樓繼偉鮮明指出:第二種理解是實現包容式增長的可持續的正確道路,遺憾的是第一種和第三種理解卻“總是很有市場”,頗得擁護。政府部門對自身“干預能力”的過分自信和社會公眾的大多數雖認同機會公平、但遇到了實際機會不均等的情況,使想少付出、多享受福利的人,比重上升,並且輿論環境也會惡化。他隨後的一段話概括得非常簡潔、到位:“第一和第三是不歸之路,我們並不是沒有滑向這些歧途的可能性。第二條是艱巨的改革之路,也是走向包容性增長之路,中國正在力爭擺脫滑向第一、第三的可能,力爭走第二條路”。

  “政府萬能”與“福利趕超”皆不可取

  為什麼只有選擇第二條路才是可持續的正確道路?

  大政府、高財政收入佔比、過度注重結果均平的第一條路,哲理層面屬於陷入“政府萬能幻覺”的歧路,把政府調控看得總是有理和有效,資源高度集中,進而對微觀經濟活動施加十分強力、極為迅速的措施。

  正如樓繼偉所說,這裡的實質是不相信市場自身的修復能力,而引出的苦果是干預措施往往適得其反,製造波動,壓縮市場作用換來的是活力低,從而使就業率、增長率也走低。這個方向上的實證表現,可以從傳統體制的“高度集中”弊端窒息活力、放大宏觀決策失誤的痛苦教訓,和轉軌中反覆表現的種種“政府萬能”幻覺的負效應來認知。所以,對這一取向的虛妄性質,仍須作出深刻的反省,哪怕在表像上,這條途徑的支援者多麼正面地強調其帶來的“結果的公平化”,實際上其誤置的政府總是強于市場的內在邏輯,必然毀壞發展中的活力基礎,無法為人民帶來可持續的幸福水準的提升。

  而高赤字、高舉債、高福利的第三條路,理論考察是直接違反了財政分配的“三元悖論制約”,實證考察則前有一些拉美國家由“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蹶不振幾十年的前車之鑒,近有歐債危機中一些南歐國家在歐元保護傘撐不住後險象環生、經濟社會滑落于紊亂動蕩的重蹈覆轍,代價和教訓可稱慘痛。

  但這一傾向在當下的中國,卻隨步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的矛盾凸顯而露出端倪且往往披上了“民意外衣”。如以改善民生的導向為標榜而不講其基本、非基本之別和理性程度,提到民生就好像站在道德高地上而忽視其滿足條件的匹配與漸進,在不少民生政策上已帶有樓繼偉直言的“制度不完善,沒有約束”的特徵——在這後面,隱含著“吊高民眾胃口而不持續”之憂患。

  但在政治家的定位上,卻往往自然而然、有意無意地回避捅破這層窗戶紙,有關部門也常常由於不肯做得罪人的表態、甚至是只想得到叫好之聲,而對與之相關的艱巨的配套改革與管理難題拖而不議、議而不決。樓繼偉在援引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原則之後,坦率地說:“我們應該幫助窮人,而不應該幫助懶人,我們制度中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應當說,從“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的動力源泉和“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的生產目的看,伴隨我國“三步走”現代化趕超戰略的實施而追求民眾的“福利趕超”,自是題中應有之義。但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的一項巨大挑戰卻是:人民群眾對福利改善的預期被進一步激活和加速之後,卻極易超前于政府可調動資源(包括通過深化改革增加制度機制支撐力)來提供有效供給的現實能力,其危險,便是民眾與當局在一段時間內,“改善民生”取向可能有蜜月般的互相呼應、互相激勵,而一旦後勁跟不上,“福利趕超”就會很快從雲端跌落塵埃,而跟著跌下來的,可就是整個經濟成長、社會發展勢頭頓失。

  一旦如此,在中等收入階段痛失好局後想再重拾升勢,經驗證明難上加難。遺憾的是,在此中等收入階段,政策環境、制度建設、社會正義機制都還不大到位的情境下,民眾“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壓力,是很容易逼迫當局實施超越客觀、幫助懶人的“福利趕超”的。在這個視角上說,後發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改善民生福利過程中的主要矛盾方面,就是“戒急”之難。不能戒急,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危,“減稅、嚴控債務和大舉提升福利三者不可能一併兼得”。

  第一條路和第三條路,取向形似不同,但在輕視市場作用而誇大政府調控作為方面,卻殊途同歸,不論是偏于高稅——平均主義,還是偏于低稅——福利主義,都無法形成可持續性和包容性增長,都會歸於“不歸”之歧路、死路。

  “真正讓市場起作用”

  既然力求避免的前述兩條歧路,偏差都是輕視市場,那麼回到十八大報告和全國人大剛剛通過的《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所強調的核心問題上來,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以及政府與社會、公權機構與公民、中央與地方、局部與全局、短期與長遠等關係,以“真正讓市場起作用”為大前提,處理好以財稅分配服務於“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深化改革、優化政策事項。樓繼偉在列舉了一系列關聯財政背景或實為財政問題的熱點之後,強調了要把創造機會均等、維護社會正義,放在最為突出的位置,既加快財稅自身的改革,又積極支援配合相關改革,著重建立機制、促進包容的基本思路,並上聯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會正面處理的改革頂層設計與部署。

  千頭萬緒的改革、攻堅克難的突破創新,在邏輯原點、理性認識的大前提上,無非是怎樣看待市場和怎樣使當局與民眾理性互動,以機會公平為重點,著重鼓勵激發活力、創造力而支撐民生改善與人民幸福。正如樓繼偉所言,過去30多年中國堅持市場取向的持續改革中,財稅體制起了突破口與先行軍的作用。儘管今後的改革和政策調整任務仍非常艱巨,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方向既然明確,亦有一定的經驗和理論的準備,完全有理由期待新一輪財稅改革和配套改革取得更為長足的進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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