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青熹
● 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筆談
“四個全面”既是習近平總書記根據時代背景對國家未來改革方向、發展道路的系統思考，又是其對我們黨在新時期治國理政方略的總體部署。中央多次提出要深入學習“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深刻領會習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並將其貫徹到日常工作中去。我們認為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難點在於分寸的把握，實踐中需著力把握好四個平衡。
創新和初心的平衡。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學習、引進、借鑒和創新西方現代化的生產生活方式，中國的國家實力和人民生活水準都有了極大提高，但與此同時，西方政治理念和社會思潮的涌入，激起了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激烈交鋒和震蕩。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試錯成本太高。
“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善始慎終殊為不易，難就難在人們常常因走得太遠，而忘記自己為什麼出發。改革開放的目的是要讓人民富裕、讓民族振興、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不能把提高國力的手段與推行改革的意圖混為一談。轉型期的諸多社會問題也充分證明：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國家治理過程中盲目的拿來主義必然會導致水土不服，只有不忘初心，方能得以始終。“四個全面”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強調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又通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從嚴治黨，強調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藉此堅守希望黨永不變質、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初心。
地方和中央的平衡。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通過政績考核和政策扶持來調控和激勵地方，形成了晉陞錦標賽式的央地關係。由於經濟績效排名對地方官相對政治位置、財政激勵及控制權收益的影響立竿見影，而“四個全面”則是一項長期、艱巨、觸及地方利益的工作，成效難以量化。因此，有人認為把精力投入政治工作會直接影響任期收益，還有人認為韆鞦功過最終還是以老百姓收入是否增長為準。這種央地間視角的差異正是政令推進過程中，運動式響應、模糊化解讀和間歇式推進現象時有發生的原因。
“四個全面”的提出，反映了中央對地方考核標準的變化，即考核指標由單一的經濟排名向著對黨忠誠、人民擁護、綠色生態和經濟績效並重轉變。單指標的制度設計容易將地方工作重心片面化，只關注局部利益，而“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則為全體官員指明瞭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看問題的全局觀，表明瞭中央意在錘鍊地方幹部“功成不必在我”的氣度和胸懷。為增強實效，實踐中應著重從全局高度進行制度創新，加強黨政間、央地間、區域間的協同。
私利和公權的平衡。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等價交換思想的驅使下，公權力開始被定價，成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易籌碼。有人認為自己所勞大於所得，額外拿點是合理的；有人認為大家都這麼做，不做就是吃虧；甚至還有人認為正是因為有了利益刺激才有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管的太緊就沒法開展工作。都認為公權私用是大問題，都認為亟需整改，但一旦真觸及自身利益，就發現：部分人的改不是真要廢除公權交易，而是要廢除交易過程中的定價不一致。這也正是“四個全面”推行過程中部分基層幹部撂挑子不作為、缺乏工作熱情的深層次原因。
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四個全面”的意義在於提醒每個黨員幹部：對公權力應時時抱有敬畏之心，不能忘記權力來自於人民，你的才華和能力之所以被認可是因為人民給予了你展示的平臺。當然，在推行“四個全面”的過程中，在嚴肅公權力的同時，也要正視黨員幹部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並通過激勵和問責並用的方式把它們控制在適度範圍內：一方面，在利益分配上不搞一刀切，可以參照工作實績，用多樣化的利益杠桿進行激勵；另一方面，規範監督和問責機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
關係與制度的平衡。關係文化是中華文化深層結構的一部分，借關係談感情、借感情談事情、借事情來完成利益交換已成為全社會司空見慣、深惡痛絕卻不得不做、甚至會主動去做的行為。久而久之，不走關係辦不成事的思想深入人心，逐漸形成各種團夥幫派和利益集團，並進一步混淆了整個社會對合理與不合理的評判標準。在此形勢下，推行“四個全面”面臨兩難選擇：制度過嚴，大家不適應，影響工作積極性，制度過寬，缺乏威懾力，很容易晚上想想千條路，早上起來走原路。
科學化是新時期各項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方針，也是平衡關係和制度的理想抓手，落實到“四個全面”過程中：一是標準要科學，要結合國外現代化的治理經驗和現實的國情黨情，拿出實實在在、易於落地、便於量化的考核標準；二是執行要科學：要結合中央治理現代化的具體方針，將原有各項工作進行流程再造，層層落實主體責任；三是考核要科學：要把考核與問責結合起來、一視同仁，不搞過場化考核，做到真嚴、敢嚴、長嚴；最後，還要時時警惕以科學化為名，形成新的更隱蔽的潛規則和圈子。
（作者單位：江蘇省委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郭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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