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圖:張芳曼
上左:湯維建在調研中。
上中:賈康(中)接受集體採訪。
上右:李嶸(中)和界別群眾在一起。
下左:周漢民(左二)委員為綠色發展忙調研。
下右:楊玉成(左二)調研新農村建設。
資料照片
製圖:李姿閱
我為創新鼓與呼
全國政協委員 賈 康
以“創新發展”為“第一動力”引領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歸宿于實現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的“共用發展”,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條理化表述的現代發展理念。作為身負“參政議政”責任的政協委員,理應高度關注創新,身體力行創新,滿懷熱情地為創新鼓與呼。
我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已進入第九個年頭,深感參政議政必須抓住創新驅動這一基本取向,以創新意識、創新能力和創新建議來為現代化事業盡綿薄之力。
首先需要有強烈的創新意識。中國正在經歷自近現代以來最為波瀾壯闊的現代化轉軌和最為激動人心的追趕—趕超過程,我們必須在全球化時代以創新為靈魂的國際合作與競爭中,實現超常規發展和平崛起,所以創新意識已成為決定政協委員參政議政格局、境界和品質的基本要素。
其次,應自覺地努力提升自己的創新能力。近些年來,我以委員履職為壓力和動力,積極參加調研、專題討論,並結合自己多年從事科研工作的心得體會,有重點地增強一些經濟、社會、政治生活重要方面的認識、思辨能力,進而有益於正確把握創新要領,形成創新的方向感和思維能力。正是在這樣的努力中,我擔任政協委員期間形成了以“新供給經濟學”框架實現理論密切聯繫實際重大創新的研究方向和初步成果。
同時,還應積極提出建設性的創新建議。我擔任政協委員以來,秉持中肯、可行、建設性的原則,在各次會議的發言、歷年所交的提案、參與寫作的研究報告以及回應媒體的訪談之中,都力求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建議,先後涉及宏觀調控、財稅改革、司法公正、金融創新、環境保護、收入分配、科研激勵等方面。
為迎接今年全國兩會,我正反覆修改關於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引領新常態的文稿,準備提交政協會議,並且已起草今年的提案,這些都要落到必要的建設性意見建議上。社會責任重如泰山,我願為國家、社會的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和科技創新繼續鼓與呼。
協調發展助農村騰飛
全國政協委員 楊玉成
38年前,作為一名少年學子,我走出了封閉落後的太行山區,走進了繁華都市的一所農業大學求學。那時候,親身感受到的城鄉巨大差距敲擊著我的心靈,我時刻提醒自己要學好專業,以便將來能為農村發展做些事情。
30多年來,我當過高校教師,培育了一批批農牧業技術人才,也取得了一系列有關農業的科研成果;我擔任過地級市政府負責人,為推進農村農業發展盡心盡力;轉到政協工作後,所關注的重點依然是如何加快農村發展步伐。
城鄉協調發展,才是實現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而實現城鄉協調發展,最關鍵的是補齊農村發展的“短腿”,把更多力量用在農村建設上。
近幾年,我針對農村扶貧問題,深入調研思考,通過提案、在報刊發表文章,積極建言獻策。去年9月,全國政協圍繞“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精準扶貧”主題召開雙週協商座談會,我應邀出席,並作了《燕山—太行山片區扶貧應“抱團發展”》的發言,其中一些建議被該片區多個地方政府納入扶貧開發規劃。
前不久,我到太行深山區調研。一位鄉黨委書記反映,農民外出務工經商日益增多,全鄉38個行政村中,常住人口500人以上的只有1個,不足200人的16個,100人以下的8個,最少的一個村僅有5人留守。他說:“幾年的新農村建設下來,路通了、水通了、電通了、通訊信號通了,卻是青山綠水伴著‘老兵殘將’。談發展,人力都成了大問題。鄉里只能一邊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環境,一邊抓招商引資及吸引外出的人力人才回鄉創業。”
不得不看到,這種困境並非個例,在許多欠發達地區的農村普遍存在。落實協調發展的理念,推動農村邁開發展大步,要抓住病根綜合施治。進一步加強政策支援,把美麗鄉村建設與推進城鎮化政策緊密結合。各級政府還應研究出臺鼓勵、吸引城市工商資本向農村、農業流動的政策,研究支援農村外出人才回鄉創業興業的措施辦法。比如,對大學生、退役軍人、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給予資金、信貸、技術、能源、稅收等扶持和優惠。
今年全國兩會將開啟“十三五”新征程。相信協調發展的理念,將為農村騰飛插上翅膀,使全面小康的步子邁得更實、更好。
綠色應是發展底色
全國政協常委 周漢民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把“綠色發展”作為新發展理念之一,充分體現了中共中央對人民福祉、民族未來的責任擔當。
圍繞綠色發展持續發出有感悟的聲音是我近些年提案的重點。2011年全國兩會上,我提交提案,建議把2010年10月31日,也就是上海世博會閉幕之日定為世界城市日。2013年12月6日,這一建議成為聯合國的決定。這是聯合國成立以來,唯一一個由中國人提出設立的世界日。聽到這一消息,我內心澎湃,作為政協委員的榮譽感與責任感濃烈地交織在一起,激勵我繼續圍繞綠色發展建言獻策。
近年來,綠色發展離公眾期望尚有一定距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法律未對有關環境的行為給予足夠的規範和制約。以與群眾安全最為密切相關的土壤為例,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缺少立法規制,我參與過專題調研,一位老專家用痛心疾首的語氣對我說:“所有的污染最終都會進入土壤,完善法律制度刻不容緩啊!”不僅是土壤方面,現行環境保護的有關法律普遍存在比較原則,可操作性不強,處罰力度低,往往滯後於實際需要。
現實生活中,由於違法排污的罰款額度遠低於治污成本,又缺乏有效的經濟引導措施,企業寧願交罰款也不主動治污的情況屢見不鮮。公民在綠色消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個人消費比較分散,難以管控,現行政策中也極少有針對居民消費方面的環保措施。
綠色發展要落到實處,需要法治保駕護航。加快完善生態文明法律法規體系,才能保護好神州大地的“綠水青山”。有破有立,清除制約綠色發展的制度桎梏,才能形成激勵與約束並存的綠色發展制度體系,引導綠色發展闊步前行。
每年的全國兩會都被譽為“春天的約會”,是舉國上下春光裏的期待。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在這樣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早春時節,必將凝聚起更強大的綠色發展正能量,讓綠色成為發展最基本的底色,迎來更多的碧水藍天,使人民群眾擁有更多的獲得感。
開放新格局給出新機遇
全國政協委員 李 嶸
去年6月,我隨團到雲南德宏、臨滄調研邊境經濟合作區建設。在邊境城市瑞麗,銀翔摩托車裝配廠的負責人告訴我們,生產線上每2分鐘就會有3輛車組裝下線,待泛亞鐵路西線正式通車後,這些摩托車可以直接從瑞麗通過鐵路運輸到緬甸仰光,進而轉運到東南亞、南亞和非洲地區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這在幾年以前是難以想像的。長期以來,“山間鈴響馬幫來”“溜索渡江”“人背馬馱”是雲南交通的生動寫照,給人們留下的深刻印象。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一種全新的開放格局得以確立。正是得益於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曾經被崇山阻隔,遠離海洋的雲南,逐漸從邊陲末梢轉變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開放前沿。
與披荊斬棘的先民相比,借助便利的現代化交通,我們更容易融入“一帶一路”。但在去年的調研中,我們也發現,“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的一些企業同時面臨諸多問題,例如:不熟悉當地法律、風俗習慣,不了解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甚至在當地面臨諸多安全問題。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於雖然道路通了,但是人心相通還有待加強。要真正融入“一帶一路”,道路相通是基礎,人心相通是關鍵,遍佈世界的華僑華人就是我們與“一帶一路”地區人心相通的橋梁和紐帶。
據統計,東南亞是海外同胞最為集中的地區,居住在該地區的同胞約佔全球海外同胞的80%。海外同胞具有資金、科技的優勢、融通中外的優勢以及民間使者的優勢。在促進經貿合作、服務國內企業“走出去”、暢通民間交往等方面具有獨特的作用,這是我們融入“一帶一路”戰略最為寶貴和獨特的資源。
海外華僑華人是我國實現跨越發展、建立對外開放新體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應竭力發揮好分佈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僑胞的優勢和作用。而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將繼續密切聯繫界別群眾,反映他們的訴求與呼聲,為國家進一步提升開放層次和格局建真言獻良策。
共用貫通法治之路
全國政協委員 湯維建
我國社會各領域的發展都離不開共用理念的指引,法治發展也不能例外,共用型法治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顯著特徵。
首先,共用是一種道路。我國要建立的法治國家,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建設的方方面面,都要體現共用的發展理念,法治發展的成果,要能夠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切實感受和享有,如今司法改革試點已全面鋪開,司法改革的成果逐漸顯現。
共用還是一種參與。共用的法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靠坐等就能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實現的,而是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親自參與、親自創造。只有人人起來為法治中國奮鬥努力,法治中國的目標才能如期實現。在法治中國建設的各個層面,都應當完善體制和機制,盡可能地創造條件,克服障礙,讓人民群眾參與到立法、執法、司法和普法之中。
共用是一種奉獻。共用是連結全部社會主體的關係詞,“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共用的真諦,當你在享受他人勞動成果的同時,按照權利義務的一致性法則,你必須得付出,使他人能夠享受你的勞動成果。因此,共用的社會,是人人奉獻的社會,共用與奉獻是硬幣之兩面,不可只享而不共。上海高院的鄒碧華法官為了司法改革的精準落地嘔心瀝血,任勞任怨,就是為了人民群眾更好地共用司法改革的成果而做出的無私奉獻。
共用是一種底線。2015年,立案審查制得以改變,調低了人民群眾接近司法的門檻;法律援助法目前正在制定中,將為貧困者打官司亮起法律上的綠燈。醞釀已久的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也邁開了“破冰之旅”。
以司法改革來看,2016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它將在繁簡分流、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以及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等方面深入推進,各項司法改革舉措將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以共用為理念和價值追求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將日益煥發出內在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責任編輯：梁行]
京ICP證130248號京公網安備110102003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