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影響著公眾的利益、大眾的生活，也離不開民眾的參與、群眾的支援，這兩方面，共同構成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現實中，一些政策的調整和出臺，卻經常受到質疑、遭遇阻力。
其實，很多引來“反彈”的政策，本身不一定有問題。但政策的出臺、實施、執行與反饋是一個全鏈條，任何一環都可能影響到其公共性。這當中，既有公開與溝通的問題，也有“時、度、效”的問題；既有利益群體協調的問題，也有輿論誤解誤判的問題。資訊時代、轉型社會，公共政策必須面對這些問題。
本版今起推出系列評論，從決策者、參與者、監督者和社會公眾等多個側面，探討如何增強“公共性”，讓公共政策能夠“行穩致遠”。
——編 者
與公眾情緒“交流”、與社會輿論“對話”、與利益群體“溝通”——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有目的性、有引導力、有對象感、有效果意識的“公開”
“網約車合法了！”7月底，隨著計程車改革方案與網約車管理暫行辦法的出臺，圍繞計程車改革這一“改革硬骨頭”的眾多爭議和猜測基本塵埃落定。與此前很多人擔心的火爆場面不同，全球第一個國家層面的網約車監管法規亮相可謂波瀾不驚。
我們總說，改革進入深水區。深水區，顧名思義，“水很深”。一個問題背後，會有過去種種情況的累積，會有現實種種利益的交疊，也會有未來種種路徑的考量，就如同計程車改革，既需要革除傳統出租汽車管理的歷史積弊，又需要規範網路約車發展，還要平衡好乘客、駕駛員與公司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格局之複雜令人頭痛。深水區因而也絕非一眼能看到底，很多事情如果不認真對待，不僅可能“難以說清”，而且可能“一說就錯”。如何實現資訊公開的及時與充分，如何做到各方溝通的有序與有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把關鍵的“過程資訊”壓在箱底，只擺出一個簡單的結論，並非好的選擇。近年來，從多地抵制PX項目，到垃圾焚燒站引發“鄰避效應”，再到圍繞“禁摩限電”的爭論、菜市場動遷激起的輿情，面對公眾的疑問、訴求與焦慮，一些職能部門澄清的聲音往往顯得既微弱又遲緩。在該說話的時候失聲、該對話的時候回避，只會錯失增進互動、凝聚共識的良機，久而久之，難免讓人“習慣性質疑”。
應該說，“公開”一詞，已成共識。從新世紀初開始，這一概念就慢慢植入了中國的政治運作中。2003年的非典，無論對公眾還是政府，都是一次大範圍“啟蒙”。10餘年過去，從政府資訊公開條例到新聞發言人制度，從政府資訊網站到政務微博、微信，公開的理念、方式都在升級。另一方面則是，公眾對權益的敏感、對公開的要求、對資訊的把握，也今非昔比。公開的步伐與公開的訴求在賽跑，如果“群眾都過河了，你還在摸石頭”，難免就趕不上趟，不僅尷尬，而且被動。
不可否認，相比以往，現在的資訊來源更加蕪雜，資訊品質也是泥沙俱下。也正因此，人們更需要權威而不裝腔作勢、專業而又通俗易懂的“官方回應”。這類資訊一旦供給不足，就會產生“資訊逆差”，讓那些片面、偏激，甚至是虛假、錯誤的資訊佔據了輿論市場。這啟示我們，僅僅是“公開”還遠遠不夠，更需要與公眾情緒“交流”、與社會輿論“對話”、與利益群體“溝通”——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有目的性、有引導力、有對象感、有效果意識的“公開”。
誠如中央領導強調的，主動做工作，說錯一兩句話，是可以原諒的。如果遇到重大問題靜默失語，不主動做工作，不敢擔當，造成更嚴重的輿論誤導，那才是不可原諒的。的確，要相信公眾的理解力，也要相信社會的承受力，更要相信人民群眾的善意。如果政策出臺確實是為了公共利益、長遠利益，公眾的信任、支援甚至是奉獻，也需要建立在合理補償與耐心疏導的基礎上。機動車限牌、房產限購，曾在多個城市以“民間傳聞—官方辟謠—政策突襲”的套路上演，如果謠言總成“遙遠的預言”，再怎麼用盡心思，也難免弄巧成拙。
圍繞計程車改革，從前年7月開始，交通運輸部就著手調研，不僅分赴全國21個不同類型城市深入了解情況，而且研究了美、日等國和我國香港、臺灣等地的計程車法律法規和政策，召開了數十次不同範圍不同層次的座談會、論證會和諮詢會。去年10月，管理部門又就改革草案公開徵求意見，蒐集到了10個方面6000多條意見和建議，並吸納進正式版本，為“有爭議”變成“挺滿意”奠定了紮實基礎。摒棄“我說你聽”的單向傳播，注重“我說你評”“你問我答”的雙向溝通，把公眾視為平等的對話對象，正是消除資訊不對稱，增強公眾安全感與獲得感的最基本途徑。
公開也好、交流也罷，說到底是對公眾的“預期管理”。有研究者坦言，“真正意義上的穩定是一種心理期許，先決條件是透明、公正與公開”。轉變思路，放下身段，以“政府不發言，輿論就發炎”的自警自省，做好政策發佈前的說明、遭到質疑後的解釋，才有可能在不斷改善的政民互動中，找到獲取公眾信任的最佳“打開方式”。
[責任編輯：王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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