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張聞天在整風日記中,曾寫下這樣一段話:“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這是一個重要親歷者對遵義會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如實評價。
遵義會議前,黨內軍內對“左”傾錯誤危害的認識日益清楚
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央紅軍先後經歷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長征初期的一連串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之後,紅軍廣大指戰員對“左”傾錯誤的不滿和質疑到了頂點,一些曾經支援“左”傾錯誤的黨和紅軍高層領導,開始重新認識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在朱德和周恩來的推動下,會議破例請毛澤東參加。毛澤東在會上力主實行戰略轉兵,改變紅軍行動路線,向西進入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以爭取主動。這一建議得到與會多數同志贊同,但博古、李德等人仍然堅持原定的向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
紅軍究竟該向哪走?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仍在繼續。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接受毛澤東的主張,決定改變前進方向,到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創建新蘇區。
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軍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12月20日,中央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張聞天、王稼祥商議支援毛澤東出來指揮。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傳開,大家紛紛表示贊成。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貴州猴場召開會議,重申黎平會議決定。隨後,紅軍渡過烏江天險,于1月7日佔領遵義。
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多數與會同志支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這次會議被永遠載入史冊。
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洛甫(即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紅1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紅3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紅5軍團政委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的伍修權列席會議。
會議中心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失利的教訓。
在第一天的會議上,博古首先作主報告,他片面強調失敗的客觀原因,而沒有認識到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指出失敗和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同時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意見,作了反對“左”傾冒險主義軍事錯誤的報告。張聞天的發言邏輯嚴謹,措辭激烈,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
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一系列錯誤,具體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當前應採取的軍事方針。
王稼祥隨後在發言中也嚴厲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表示支援。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多數與會同志的發言,都不同意博古所作的主報告,支援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意見。
遵義會議後,“新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
1月17日深夜,遵義會議閉幕。會議做出了四項決定:一是選舉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三是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進行調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根據會議決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調整,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協助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決議》從正反兩方面總結了紅軍反“圍剿”作戰的經驗教訓,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基本作戰原則,嚴肅指出博古、李德要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負主要責任。
隨後不久,中革軍委設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決定,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也被稱為“新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
遵義會議,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歷史上的一次偉大轉折。
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遵義會議集中糾正了“左”傾軍事錯誤和宗派主義組織錯誤,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長達4年之久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黨重新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
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重大問題,標誌著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完全可以獨立地承擔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從此,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路線,開始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為奪取長征的勝利,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馬衛防、楊茹、婁思佳)
[責任編輯：李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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