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中國革命開天闢地的一件大事。在我們黨波瀾壯闊的革命史詩中，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長征正是推動我們黨走向成熟的重大歷史轉折之一。以遵義會議為標誌，“中國共產黨站起來了”，開始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逐漸向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演進，奠定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堅實基礎。
一、長征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每當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偉大勝利和飛躍時，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一次偉大實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又一次新的重大突破。長征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總體是在曲折中艱難、緩慢前進的。當時黨內就中國革命道路問題，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在黨內，最早開始深入思考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探索具有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正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道路選擇上，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嶄新道路。在理論問題上，明確提出了反對本本主義，深刻批判了黨和紅軍中廣泛存在的教條主義。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思想為全黨所認同卻歷經曲折，長征前，由於“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佔據主導地位，毛澤東甚至受到了批判和排擠。“左”傾錯誤給黨造成極大危害，使黨的白區組織幾乎喪失殆盡，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直接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開始了戰略性的大轉移。長征初期，毛澤東同志先後與“左”傾錯誤路線開展了七次爭論，核心就是“行軍路線對不對，不在於是誰決定的，現實情況才是最好的說明”。正是經歷慘痛的失利和教訓，在革命瀕臨絕境的情況下，全黨開始認真反思長期以來的路線錯誤，特別是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大部分曾犯有“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在這個歷史緊要關頭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毅然轉變支援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同時，在遵義會議前，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聯繫中斷，這正好為中國共產黨人自主決定自己命運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毛澤東在後來談到，自從遵義會議之後，黨才真正懂得了獨立自主。
可以說，長征大大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進程。我們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認識上不斷昇華、不斷深刻的過程中，長征，特別是遵義會議，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從自發到自覺，從自由王國到必然王國，我們黨更加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性，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全黨統一認識的思想基礎。劉伯承元帥在回顧長征時說：“長征是徹底糾正了“左”傾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正確路線的領導……並堅持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才取得勝利的。”“只有毛澤東同志久經考驗的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革命戰略思想，是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長征，用它鐵的事實宣佈：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是不可戰勝的。”
一部紅軍長征的歷史，就是一部證明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緊密結合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理論創新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當前，中國共產黨正帶領中國人民，闊步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上。新的實踐呼喚新的理論。習主席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闢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今天，時代變化和我國發展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當時的想像。事業越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就越多，也就越需要在實踐上大膽探索、在理論上不斷突破。全黨同志要按照習主席的要求，躬身實踐、銳意創新，更加深入推動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向前發展，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二、長征為形成成熟的黨中央領導核心提供了重要機遇
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每一個重大歷史時期，都有一個成熟的堅強領導核心，這是貫徹執行正確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最重要的組織基礎。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我們戰勝風險挑戰、不斷奪取勝利的關鍵所在。在遵義會議後，正是因為有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即使是某些人分裂黨的行徑，都沒有影響到我們黨的團結統一；即使是敵人瘋狂的圍追堵截，都沒有把我們黨真正打敗。長征時期是黨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持鬥爭並達到政治上逐步成熟的重要時期，黨的領導核心以及緊緊圍繞其周圍的優秀分子始終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百折不撓的鬥爭中，奇跡般地度過了最黑暗的時刻，開創出新局面。
長征開始後，尤其是湘江戰役的失利，導致紅軍由八萬六千多人銳減到三萬多人。嚴酷的事實使紅軍將士特別是許多高級將領認識到，博古等教條主義領導人難以把紅軍引領上勝利的道路，難以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經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等多次爭論，毛澤東的主張逐漸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解除了博古、李德的軍事領導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來長征途中，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新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成立。沙窩會議後，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由於當時黨最重要最緊迫的工作是軍事鬥爭，軍事鬥爭就是當時最大的政治，是覆蓋全黨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第一次獨立自主地決定中央領導人選，形成了最為堅強的領導核心，從組織上保證了黨在正確路線指導下，將革命一步步引向勝利。通過長征，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這一集體在長征中得到了鍛鍊和考驗，他們的政治領導和軍事指揮藝術也不斷成熟。長征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據地，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鍛鍊了黨和紅軍的骨幹，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銜時，在中將以上的254名將帥中，有222人參加過長征。長征鍛鍊了一批治黨治軍的棟樑人才，為鞏固黨的領導核心提供了強大組織支撐。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檢驗一個政黨是不是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看有沒有一個堅強可靠的領導核心。鄧小平同志指出，長征初期“因為沒有毛澤東的指揮，所以就犯錯誤”。“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了。”“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正是因為有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我們黨才能堅持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緊密結合中國國情，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有了先進理論，沒有一個成熟的堅強領導核心，中國革命不會成功。同樣，我們黨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歷史進程中，正處於世界格局深刻調整、國內正在進行變革的重要時刻，尤其是決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正處於關鍵階段，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處於緊要時期，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成熟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帶領黨中央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勇挑重擔、接力奮鬥，黨、國家和軍隊的面貌煥然一新，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這一切都是因為有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我們必須強化核心意識，堅決維護習主席和黨中央的權威。
三、長征對健全黨內政治生活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健全的黨內政治生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有凝聚力創造力戰鬥力的重要保證，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否成熟的重要標誌。我們黨之所以始終充滿生機活力、始終保持團結統一，很重要的就是在長期鬥爭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科學規範的黨內政治生活制度準則。長征途中,我們黨積極糾正“左”傾錯誤主義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 積極暢通民主渠道，發揚黨內民主,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維護了黨內團結統一,嚴明瞭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形成了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優良傳統。
我們黨成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由於尚且處在幼年時期，黨內生活的各項制度規定還不夠健全完善，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黨的自身建設和黨的領導作用的發揮，特別是在領導作風和領導方式方面，“家長制”和個人專斷現象比較嚴重，在解決黨內矛盾方面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極大地影響了內部團結，傷害了革命同志，給黨和紅軍造成慘重損失。長征中，我們黨堅決糾正錯誤的黨內鬥爭方式，貫徹“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正確處理了黨內矛盾問題。1935年遵義會議後，新的中央領導集體貫徹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研究決定問題尊重大家意見，堅持少數服從多數，充分進行民主討論。我們黨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仍把博古留在中央，對李德仍予以照顧，並給予事做，這種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做法，有效避免了黨內鬥爭的擴大化。在處理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問題上，既堅持了原則，又團結了紅四方面軍的大多數同志，避免了黨和紅軍的分裂，為處理黨內矛盾問題、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長征途中，對一切政治、軍事上的重大問題，都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保證了黨中央集體領導的權威性和決策的正確性。這一原則一直延續下來，對黨的事業、中國革命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鄧小平後來指出：“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
習主席反覆強調要嚴格黨內政治生活，在建黨95週年慶祝大會上，專門強調：“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我們要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嚴肅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鬥性，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最根本的是靠制度，堅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具體制度，真正使黨內生活制度化、規範化，切實做到用制度管權、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就必須充分發揚民主，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要注重開展好批評與自我批評，做到在黨言黨、在黨憂黨、在黨護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要求黨員領導幹部具備帶頭意識、組織意識和擔當精神，躬行踐履、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在黨內形成健康向上、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四、長征為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提供了寶貴經驗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我們黨能不能夠贏得勝利，歸根到底取決於能不能夠贏得群眾，我們黨是否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也在於能否使黨的群眾路線真正落到實處。長征中，我們黨緊緊地團結群眾、依靠群眾，堅持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眾志成城，戰勝了無數艱難困苦和強大兇惡敵人，譜就了長征勝利的激越凱歌。長征的勝利也是黨的群眾路線的勝利，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群眾和紅軍將士浴血奮戰的豐富實踐，為我們黨踐行性質宗旨、堅持群眾路線積累了寶貴經驗，是我們黨立於不敗之地的政治優勢和重要法寶。
官兵一致是黨的群眾路線在紅軍中的具體體現，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得到了生動詮釋。條條湍急的河流、座座危聳的山峰、茫茫無邊的草地，從黨的最高領袖到各級指揮員，都與普通戰士一樣，用自己的雙腳一步一步走過來；每一次戰鬥打響，從總司令到基層幹部都以上率下、身先士卒。毛澤東把擔架讓給病號，周恩來把最後一點青稞面煮成湯與戰士共用，朱德親自教戰士辨別尋挖野菜，整個長征中，紅軍犧牲的營以上有名有姓幹部有430多人，其中師級幹部就有80多人。這種上下一致、戮力同心的堅強團結，使紅軍在絕境中殺出一條通往勝利的血路。長征是一次圖生存的遠征，軍事上無後方、無依託，作戰環境和生活條件極其艱險，黨領導紅軍始終把群眾利益高高舉過頭頂，所到之處真心為群眾辦好事，幫助窮苦人翻身解放；嚴明各種群眾紀律，不侵佔民宅、不侵擾群眾，買賣公平、救死扶傷；一路走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人民群眾由此也把紅軍視為自己的子弟兵，積極參加紅軍，幫助紅軍籌款籌糧、燒水送飯、傳遞消息、掩護傷員，以各種形式支援紅軍，成為紅軍長征勝利的重要保證。長征中，紅軍官兵嚴格遵守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與少數民族群眾交朋友，在近20個民族居住區播下了民族平等的火種，在更廣闊的天地裏動搖了反動派的統治基礎。劉伯承與彝族沽雞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結為兄弟的佳話至今廣為流傳，長征也是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工作的良好開端。
習主席深刻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長征的勝利表明，只要我們黨始終把群眾路線作為自己須臾不可偏離的生命線，堅定不移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和戰勝不了的敵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踏上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還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困難，還會遇到許多可以預見和不可預見的風險挑戰，我們要全面奪取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偉大鬥爭的新勝利，要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奮鬥目標，就必須把黨的群眾路線這一制勝法寶高高擎起，努力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進一步密切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血肉聯繫，不斷創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動黨的群眾路線落地生根的有效形式，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同心同德、團結奮鬥，匯聚起民族復興勢不可擋的磅薄力量，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夢想的早日到來。●
[責任編輯：盧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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