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福滿Bert Hofman (荷蘭）
本週，政府決策者、企業領導人和頂尖專家學者齊聚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在本屆論壇“領導力：應勢而為，勇於擔當”這一主題下，各國代表將就收入不平等、經濟焦慮、保護主義抬頭以及反對全球化與開放聲浪高漲展開辯論。達沃斯論壇是一個討論如何扭轉日益高漲的反全球化和反貿易浪潮的契機，而中國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全球化與開放在過去幾十年裏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但也有大批民眾落伍。本屆論壇召開的背景是2016年政壇變動後政策不確定和今年德國、法國及其他國家即將迎來大選導致經濟不確定性上升，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佔全球GDP的30%左右。
據世界銀行最近發佈的《2017年全球經濟展望》估計，由於全球貿易停滯，投資放緩，政策不確定性驟增，2016年全球增長速度放慢至2.3%的危機後低點，預計2017年出現溫和復蘇，預測全球增長加快至2.7%，這主要依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推動，特別是俄羅斯和巴西等大型大宗商品出口國。
中國2017年預計增長6.5%，繼續作為拉動全球增長的引擎之一。預計在2018-2019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將繼續支援經濟活動，有助於順利推進產能過剩行業的結構調整。隨著政府旨在減少杠桿率上升風險的措施得到落實，政策支援可能更多地來自財政方面。從工業轉向服務業、投資轉向消費的再平衡進程預計將放慢速度，同時繼續實行財政刺激支援產業發展，近幾個月工資增長放慢的影響已從消費增長放慢中反映出來。
全球增長仍有可能出現意外驚喜，特別是如果美國實行財政刺激的話，但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下行風險、保護主義壓力和金融市場動蕩風險依然是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前景的主導因素。
政策不確定性有可能導致投資進一步放緩。2010年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投資增速顯著放緩，投資增長放慢，這在最大的新興市場和大宗商品出口國表現最為明顯，但目前也已波及到這些經濟體中的大多數。投資增長放慢反映出抑制投資的各種制約因素，包括貿易條件惡化、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放緩、私人債務負擔和政治風險上升。目前的投資疲弱狀況延緩了資本積累和生產率增長速度，拖累了未來的增長。因此，去年G20杭州峰會通過的旨在促進投資的週期性和結構性政策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
保護主義情緒上升可能會削弱貿易增長，這個昔日的增長引擎近年來一直啟動乏力。2016年，全球貿易增長創下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準。發揮作用的結構性力量令人擔憂，其中包括全球價值鏈一體化速度放慢和貿易自由化遭遇強勁逆風。全球價值鏈的不斷成熟，也導致全球GDP增加所帶來的貿易量減少。這種趨勢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就已顯出端倪，近年來日益加劇。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降低，在美國和日本尤為明顯。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國國內的中間產品產業日趨成熟，也導致經濟增長的貿易強度下降。與此同時，大多數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通過轉向更複雜、附加值更高的產品，攀登價值鏈仍大有潛力可挖，但前提是全球貿易環境允許。
新的貿易限制在2016年達到危機後的高點。在全球貿易疲弱、主要發達經濟體實際收入增長停滯和主要儲備貨幣之間貨幣流動顯著的環境中，保護主義逐漸抬頭。例如，在2016年，G20國家採取的貿易限制措施數量超過貿易便利化措施。反傾銷措施、反補貼稅和保障措施是發達國家最普遍使用的手段，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則採用了範圍廣泛的限制措施，其中包括進口關稅和出口稅。在不違背現有協定的情況下，世貿組織成員國能夠把進口稅提高兩倍，而這樣做會使世界貿易下降10%，給全世界造成巨大的福利損失。在保護主義浪潮日益高漲中取消現有貿易協定會極大地加劇這種福利損失。
達沃斯是一個討論如何扭轉日益高漲的反全球化和反貿易浪潮的契機，以最高領導人為代表的中國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中國不僅是過去30年開放與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近年來也在國際貿易與發展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並在作為其基礎的全球性機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各國在確保貿易帶來的收益得到更好的分享和加強對開放與貿易的支援方面自身大有可為，包括改善社會安全網、增加人力投資、採取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幫助衰落行業的工人轉移到生產率更高的職業。此時此刻，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也許最重要的是以強大的領導力來維護過去曾造福世界的國際經濟體系，並使其適應當前的需求與現實。中國正是當今世界能夠發揮這種領導力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
[責任編輯：張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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