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客觀需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需要以增加有效制度供給為出發點，著力進行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優化，要有新作為
行政審批是行政管理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政府履行職能的一種重要形式。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作機制，是轉變政府職能、改革行政體制的重點任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環節,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客觀需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政府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和抓手，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分批次取消、下放、調整了一大批行政審批事項，同時，統籌做好“放、管、服”工作，採取措施加強事中事後監管，進一步激發了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促進了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也推動了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和廉政建設。各地方積極響應政策號召，進行了有益探索。以四川省為例，在2013年確定了行政審批項目最少、程式最簡、辦理最快、費用最低、服務最優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目標，並開展了多次行政審批項目清理工作，清理編制了省、市（州）、縣（市、區）三級行政許可項目目錄，取消調整了多項行政審批前置條件，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上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要看到，當前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還存在不少問題。比如，以審批為中心的行政管理體制尚未根本改變，市場的開放程度有限等等。可以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任務依然繁重而艱巨，必須下更大的決心、用更大的氣力，不斷有新作為、新突破。
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亦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2017年經濟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其中，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明確政府權力的範圍和邊界，將行政審批限定在合理的範圍之內，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是有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前提。只有以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突破口，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促進市場公平競爭，才能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能，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而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廣泛的制度空間。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需要以增加有效制度供給為出發點，著力進行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優化。
第一，在改革行政審批制度的同時系統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要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突破口，積極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簡政放權，理順中央與地方關係，優化行政組織體制，健全行政補償制度，完善行政決策機制，將政府職能切實轉變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
第二，進一步加大投資領域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力度。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國內經濟供需失衡主要是結構性失衡，要解決供給領域的問題，從長期看還要靠科技創新、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而實現科技創新和結構調整，離不開投資的推動作用。加大投資領域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力度，進一步降低高端製造業、高端服務業、城市基礎設施改造、旅遊、文化等新產業的投資審批門檻，對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有著重要作用。要進一步擴大投資領域負面清單的適用範圍，探索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及相應的體制機制，同時要創新投資管理方式，加強協同監管。近年來，四川省大力推進投資領域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建立並逐步完善了全省投資項目線上審批監管平臺，推進省、市、縣三級投資項目在平臺上全面運作，實現了辦事渠道“一站式”、項目審批“零盲區”、服務辦理“零距離”。
第三，大力培育行業協會和社會組織，提升基層政府的承接能力。要加大行業協會和社會組織的培育力度，真正發揮其自律管理作用，同時要強化基層政府審批人員的業務技能培訓，推進基層事權、財權、人員同步匹配，提升基層政府的承接能力，更好地推動改革政策落地。比如，四川省開展了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試點工作，提出了“五分離五規範”的要求。同時，加大培育行業協會商會的力度，專門出臺文件，要求在逐步減少直至取消行業協會商會財政撥款的同時，省財政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援全省性行業協會商會發展，為行業協會商會發揮政府和市場、社會之間的橋梁紐帶作用創造了有利條件。（作者係四川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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