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對象：曹谷溪，筆名谷溪。中國作協會員。1941年生於陜西省清澗縣農村，曾任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組長、《山花》文學報和《延安文學》主編、路遙文學院院長。1975年曾採訪習近平，寫成延川縣大辦沼氣的通訊《取火記》。
採訪日期：2016年1月23日
採訪地點：陜西省延安市谷溪書館
上篇
學習時報：曹老師，您好！習近平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當年在延川縣梁家河的插隊經歷，也曾提到過他與您和路遙的交往。在您看來，以他為代表的這些“老知青”，為什麼對那段歲月唸唸不忘?
曹谷溪：非常感激諸位來延安採訪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先是擔任延川縣賈家坪公社的團委書記，知青一來，縣裏讓我當“知青專幹”，以後又調任縣革委會通訊組組長，與全縣插隊知青有了更廣泛的交往。也正是在那段時間，我與包括習近平在內的許許多多北京知青結下了深厚友誼。
對這一代知識青年而言，“插隊”的經歷，是從相對優越的城市到貧困農村的生活轉變，從無憂無慮的學生到辛苦勞作的農民的身份轉變，這幾乎是所有知青始料未及的巨大蛻變。一個個激情澎湃的熱血青年，下到農村來，與最底層的農民朝夕相處，了解了農民的生活、願望、喜怒哀樂和人情世故，勢必要經歷非常艱難的心理與情感磨礪，由此深入了解我們複雜的國情，了解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繫、魂之所在。這段經歷，正發生在他們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階段。於是，他們的擔當精神、責任意識，在中國西部的黃土高原上萌了芽、扎了根;“振興中華”的理想之火，在心靈的土地上點燃。
在和知青的交往中，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人民共和國的未來。
1997年，我曾在《延安文學》第2—3期合刊的一篇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我不知道親愛的讀者是否曾關注“老三屆”們的命運和成長過程?這是一批特殊歷史境遇中造就的一批特殊膽略、特殊氣質、特殊品行的人們。他們，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繼而又成群結隊地到農村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以後，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被招工、招幹或當兵，一些人被推薦上了大學，還有的到國外留學。總之，該走的都走了，真正當了農民的寥寥無幾。
由於歷史的原因，這茬人過早的失去了讀書的機會。所以，只要他們取得讀書的機會，便拼著命往書裏鑽。有一位當了省委副書記的北京插隊知青，在上大學前就三遍通讀《資本論》，寫了厚厚十八本讀書筆記。這一代人，與其父輩們相比：少保守，少教條;與比他們年輕的一代人相比：更具有使命感，多思考，多實幹。在社會轉型、時代變遷中，這一代人是我們國家、民族的希望，是世紀交替的橋梁!
習近平，就是知青大軍中的一員。1969年初，他還不滿16歲就來到延川縣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離開這個小山村，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都是在陜北艱苦的農村度過的。這段插隊經歷，雖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這段人生歷練，卻是他一生中最寶貴的一筆財富。他唸唸不忘曾經養育他的黃土地，唸唸不忘陜北的父老鄉親，說明他既是有情之人，也是有心之人，是黃土地忠誠的兒子。
學習時報：作為當時下鄉知青中的“熱血青年”，他有什麼不同之處?
曹谷溪：那批知青大都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是新中國成立後教育出來的第一代青年，普遍有理想有抱負，普遍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為了國家興盛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的情懷。
習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樣，都努力拼搏、積極奮進，為改變陜北老百姓生存境遇和生活狀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和好事。由於受其父親“問題”的牽連，他的這些熱情最初並未得到支援和肯定，甚至還受到漠視和懷疑。
知青剛進村不久，習近平到下驛村去看一個朋友，有人給知青組長石煥南反映：他是不是來搞什麼“串聯”?
以後，習近平多次申請入黨，卻遲遲得不到批准……
“彭高習反黨集團”!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是一把看不見的殺人利劍，誰不害怕?!
在實現人生價值的時候，別人做事從“零”開始，習近平卻要從“負數”開始;別人可以平地建塔，他卻還得墊平腳下的坑，夯實基礎，才能開始建塔。然而，殘酷的現實沒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形成更為穩重頑強的性格，比同齡人更具有刻苦的學習精神和拼搏奮進的頑強意志。
要說習近平與其他知青不同的地方，我覺得有這麼幾點：一是生於高干家庭，具有開闊的視野;二是生於革命家庭，具有堅定的政治理想;三是在“文革”中插隊當知青，使他更具有百姓觀念、法制意識。在沒去趙家河之前，默默做事，不多言傳，積極要求進步，刻苦學習，首先要爭取一個和別人一樣的地位。
習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樣，同農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幹一樣的農活。每一位知青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對農村生活的適應程度自然不盡相同。最初來到梁家河的時候，對艱苦的農村生活也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但他能夠調整自己，很快就在農村紮下根，與當地農民打成一片，融為一體。他在陜北黃土高原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跡，同時也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印象。他是真正腳踏實地融入農村的知識青年。
延安人民像當年慷慨接納那支精疲力竭的紅軍隊伍一樣，又慷慨接納了將近三萬名北京知青。這是一個很龐大的群體。這些知青中有不少人受不了農村的苦，只待了幾個月就想盡各種辦法離開這裡。
有一回，我寫了一篇賈家坪公社劉家溝大隊“二十六朵葵花向陽開”的稿子送到縣廣播站。哪知稿子還沒播出，一夜間就有25個知青“開了小差”，隊幹部連夜趕到綏德，說了許多好話才接了回來。有的堅持一兩年，還是打通各種關係離開了。
1973年，公社和縣上都推薦習近平上大學。由於家庭背景的原因，這一年習近平和王漢光都沒有被錄取。
習近平上大學落了空，在梁家河卻非常意外地好事連連。先是公社團委批准他入了團，緊接著又批准他入了黨，延川縣委抽調他為社會主義路線教育工作隊隊員。他和團縣委書記陶海粟編為一組，分配在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陶海粟也是知青，他是清華附中的高中畢業生，1970年被延川縣革委會政工組招收為正式幹部，後來擔任了團縣委書記。他和習近平是來往很多的朋友。
1973年初春的一天，陶海粟、習近平和另外兩名知青來找我，讓我給他們照相。就在延川縣革委會大院二排的一道矮墻前面，我用縣裏僅有的一台價值180元的上海牌相機給他們拍了照。當時通訊組還有一間暗室，配有一台“浦江牌”放大機，只我一個人有這間暗室的鑰匙。原照片是6cm×6cm的小方塊，我親自裁剪、擴印為5cm×7cm的長方形照片後送給陶海粟。他後來又把這張闔影製作成生日卡片，送給習近平。
社教分組名單出來以後，陶海粟對習近平說：“我是隊長，你是隊員;我是挂名，你是常駐;搞下的成績都是你的，出了什麼問題全部由我承擔。”
其實，習近平的才華初顯，不是在他插隊落戶的梁家河，而是在他搞社教的趙家河。
學習時報：您說習近平才華初顯是在他搞社教的趙家河，請您談談他當年在趙家河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曹谷溪：的確，趙家河是習近平初展才華的地方。能去搞路線教育就不是一般知青了，就對所在隊的工作有了話語權，對這個大隊群眾的生產和生活有了影響。他一心撲在工作上，以身作則，要求群眾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榜樣，產生了巨大的力量。
習近平在趙家河蹲點搞路線教育時間並不算長，只有八個多月，但業績非常突出，凸顯了他非同一般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充分展示了他實事求是、真抓實幹的工作精神。他不僅負責文件宣講、大隊領導班子的整頓和生產隊幹部的配備等行政工作，還和群眾一起參加生產勞動。他堅持與農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壩，植樹造林……
我在趙家河採訪時，與村裏上年紀的農民聊天。他們說，習近平開會和其他幹部不一樣，其他幹部開會，講話的時候老百姓在下邊抽旱煙的、說閒話的、納鞋底的，基本上沒有人聽。每次開會，都是亂哄哄地開始，稀裏糊塗地結束。唯獨習近平開會，他講話的時候大家都靜悄悄地聽，積極參與討論。
我問：“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個老漢說：“近平一滿(陜北方言，從來，全部的意思)不說空話，不說大話。他說的，都是我們想說的心裏話;他做的，都是我們想做的貼身事。所以，我們都願意聽他講話。”
趙家河有個農民叫武剛文，小名叫“隨娃”，和習近平關係很好，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好後生。比如放羊，這個活兒技術含量不高，但他幹得就比別人好，他把這些羊訓練得非常聽話。他放的羊，只吃地上的野草和那些散落在地裏的豆粒和糜谷穗子，即使趕著羊群從莊稼地旁走過，哪只羊也不敢吃一口莊稼。春種、夏耘、秋收、冬藏，樣樣農活，隨娃都是打不下臺的“好把式”(陜北方言，能手、行家)。他一身虎氣，參加集體勞動從不耍姦溜滑，拈輕怕重。他有謀略，會計劃，又能攏住人(陜北方言，有領導才能)，在群眾中人氣很旺。
六十年代初，十幾歲的隨娃就當了生產隊長，把生產抓得紅紅火火，深得村裏人擁護。1965年春天，縣委書記帶另外兩個幹部扛著自行車，從清平川翻山來趙家河視察。不巧，剛進入趙家河村地界，就看到隨娃帶著社員在開墾一片荒地。在那個年代，生產隊幹部領著社員集體開荒，是違反政策的嚴重錯誤。縣委書記把自行車往旁邊一撂，厲聲問：“誰是隊長?”並批評隨娃“膽大包天”，竟敢“帶頭開荒，大搞資本主義!”一堆大帽子扣了過來。
隨娃性子犟，他根本就不認為開荒種地、多打糧食、吃飽肚子有什麼不對的地方，說啥也不服氣，竟跟縣委書記高喉嚨粗嗓子地吵了一架。不久，隨娃這個隊長被公社免掉了。
隨娃被“免職”了，趙家河的糧食產量馬上就降下來了，連續多少年都沒達到隨娃當隊長時的水準。
在那個“以糧為綱”的年代，這對趙家河村民來說，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但隨娃就是個倔脾氣，他死牛頂墻，發誓這輩子再也不當生產隊長!
1973年，習近平來到趙家河駐隊，得知隨娃八年前被“免職”的事，就決定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讓他重新當生產隊長。習近平第一天去找他談，沒有說通。第二天習近平又去找他談，隨娃還是搖腦袋。第三天，習近平又把隨娃叫到他辦公的窯洞，整整談了一個通宵。他反覆對隨娃講：“為了多打糧食，是對的，但開荒增產的辦法，就違反了政策。因為免職賭氣，哪還像個男子漢!”
習近平的耐心與真誠感動了隨娃，他終於愉快地說：“能成!我同意再當一回生產隊長。”
當時，村裏有人開玩笑說：“習近平這後生的火真旺，要不怎能煮熟隨娃這顆‘牛筋圪蛋’(陜北方言。牛頭，很難煮熟。這裡是頑固不化的意思)!”
隨娃當了生產隊長，隊上的面貌立竿見影發生了變化。前不久，我去趙家河還拜訪了隨娃。他現在住的窯洞，還是四十多年前習近平住過的那個老窯洞，也就是與他通宵談話的那個窯洞。
陶海粟和我既是縣革委會政工組的同事，又是交往三四十年的朋友。2013年，我曾陪他重訪趙家河。我們聊起當年習近平在趙家河工作的往事。他說，有一回他到趙家河去，見習近平正在翻修一個舊廁所。
陶海粟說：“近平，這個活兒你幹不了。”習近平說：“這個廁所年久失修，總得有人修!”在陜北，許多農村的廁所不分男女，合用一個廁所。上廁所的人在裏面，聽見外面有人來了，就咳嗽一聲，來的人知道裏面有人，就避開了，很不方便，常常使人遭遇難言的尷尬。習近平不僅把這個“年久失修”的廁所翻修一新，而且把它建成了趙家河村有史以來第一個男女分開的廁所。
當年，習近平搞路線教育時住過的窯洞現在成了隨娃的家，只是土窯的墻壁被隨娃用白灰重新粉刷，後窯掌那根頂梁柱被隨娃拆掉了，用柳椽箍條所取代，並增添了冰箱和彩電。習近平和群眾一起修築的大土壩，已成了旱澇保收的高產田，我親眼看見壩裏的玉米長勢喜人。他們栽的小樹苗，已長成參天大樹，村民們在林前立了一塊“知青林”的青石碑。遺憾的是那個“男女分開的廁所”，在拓寬公路時被推土機鏟掉了。
習近平搞路線教育工作的業績受到趙家河村群眾的稱讚和公社的認可。路線教育結束時，馮家坪公社黨委書記趙廷璧要留他在趙家河大隊當支書。
文安驛公社黨委書記白光星說：“你們想得美，我們的人才怎麼能給你!”社教一結束，文安驛公社黨委就決定習近平擔任梁家河村的大隊支書。
陜北黃土高原，為習近平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對他而言，這既是新的考驗，又是提高自己、鍛鍊自己的新機遇……
學習時報：習近平在插隊期間一邊勞動，一邊拼命讀書。請您講講，他是怎樣讀書的?都讀了哪些書?
曹谷溪：這個問題問得好。習近平留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酷愛讀書。
在我多年、多地、多人的採訪中了解到，習近平幾乎視讀書如吃飯、飲水一樣必不可少，是同樣重要的生活內容。幹農活休息的時候，大家都在田間地頭休息，男人們或聚在一起抽旱煙，或去山洼裏砍柴禾、拔豬草。女人們抽空兒納鞋底、做針線。習近平總是利用這些零碎時間埋頭讀書。他在山上放羊，把羊趕到山坡上吃草，自己就坐在地畔上讀書。每天晚上，他都要在煤油燈下，讀書到深夜……
據我了解，當時在知青中，讀書最多的就是他。每次他到延川縣城來，我見到他總是背著鼓鼓囊囊的一挎包書。他隨時隨地都在想盡辦法找書、看書。他的讀書面非常廣，中國的、外國的，古代的、現代的，哲學的、文學的、自然科學的……尤其是政治理論方面的書籍，他涉獵的更多。
我有一個大學畢業回鄉當了大隊支書的朋友，叫魯北江。他說：“1975年5月，我參加了延川縣知識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看見習近平的挎包裏裝著許多書，想借一本。他不假思索地給我從書包裏抽出一本，是沈括的《夢溪筆談》。”
聽說，他為了找到歌德的《浮士德》，跑了三十幾裏路才借到手。
更令我驚奇的是，他不僅閱讀古今中外經典名著，連我和路遙等文學青年創辦的《山花》文學報，也列入了他的閱讀範圍。
我非常讚賞高爾基說過的一句話：“僅次於選擇益友的，就是選擇好書!”
通過對習近平在延安七年經歷的採訪和調查研究，觀察他的成長歷程，我悟出這樣一個道理：“成功，是成功者主體的成功。但沒有成功的機遇或者成功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成功依然是一句空話。然而，機遇不會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人，它只為那些有準備的人提供。”
習近平就是一個有準備的人!在插隊期間，面對特殊歷史時期的苦難和磨礪，習近平沒有抵觸，沒有怨言，而是迎難而上，努力奮進。他在插隊期間刻苦讀書，充實知識，提高文化修養。又通過身體力行的勞動，擔任村幹部，帶領鄉親們改變村莊的面貌。這樣的插隊經歷，使習近平在知識上有了充分儲備，實踐上有了豐富經驗。
《孟子》裏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的，沒有“獨善其身”，又怎能“兼濟天下”?
學習時報：您1975年寫過一篇通訊《取火記——延川縣人民大辦沼氣見聞》，發表在當年9月20日《延安通訊》的頭版頭條。這篇報道真實反映了習近平當年帶領群眾克服困難建設沼氣池的事跡。請您談談，為什麼他當年要在陜北建設沼氣池?
曹谷溪：現在說“沼氣”利用，年輕人很難理解。為什麼不用電燈照明?為什麼不用天然氣或者電磁爐做飯?的確，現在的年輕人很難理解習近平當年為什麼要大辦沼氣。
歷史上，陜北一直多旱少雨。口耳相傳的“祈雨歌”令人心碎。
大溝小河斷流了，山山峁峁著火了，五穀苗子曬焦了……
女人們哭，男人們喊，老漢、娃娃跪下一河灘，龍王爺喲，降甘霖，龍王爺喲，救萬民!
多少代，多少年，山民們虔誠祈禱、隆重祭祀都無濟於事。春天把希望的種子小心翼翼地播進黃土，然而收穫的往往是肆虐不羈的秋風……
我清楚地記得，到了上世紀60年代，陜北還流傳著這樣兩句順口溜：
穿得好，走得快，肚子裏裝些酸白菜………………
在習近平插隊的年月裏，他目睹陜北群眾不僅口糧嚴重不足，連煮飯的柴禾也非常困難。
牛拉屎了，趕快用手一掬，撇在土墻上，曬乾當柴燒。每年夏季山洪暴發時，男人們都會揮動一柄兩三米長的撈河柴“勺子”，冒著生命危險在洪水中打撈從山溝裏衝來的柴禾。一勺勺撈出來，一筐筐提上河畔，在石板上曬乾當柴燒。我五十八歲的父親就是在撈河柴時墜身洪流而亡，鄉親們追了十五里路程才找回他的遺體……
曾任我國駐衣索比亞大使和中聯部副部長等職的艾平同志，是延川縣關莊公社二八甲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與習近平插隊的梁家河一山之隔。他在一篇回憶文章寫到：“印象很深的，吃飯真不容易。那時候，水要到河邊井裏去挑，到了雨季，井被洪水漫了，多少天吃水都是問題。柴要到山裏去砍。砍一天柴燒不了幾頓飯。當時村裏沒有鋼磨，用隊裏的牲口磨面還要排隊，排不上隊就得人推碾子人轉磨盤。”
這裡，還有一個真實的故事，更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年，一個幹部下鄉在農民家裏吃“派飯”。麵條煮進鍋裏了，突然無柴可燒，連牛糞、羊糞都沒有了。那女人趕快脫下自己的布鞋置入灶火口，用力緊拉風箱，終於煮熟了鍋中的麵條。我不知道習近平在延安插隊時，是否聽說過這個“燒鞋煮麵”的故事，但我深深理解他試辦沼氣的良苦用心。
我在1975年9月21日的《延安通訊》上發表了《取火記》。報社對這篇通訊很重視，主編李彬同志親自撰寫“要大力推廣利用沼氣”的社論，整整拿出兩個版面，詳細介紹了習近平在梁家河發起的那一場“沼氣革命”。文中寫道：
火，是被人類征服的第一個自然力。從遠古鑽木取火的神話傳說，到煤、油、天然氣和太陽能的利用，人類為了火的利用，燃料的來源，曾用幾十萬年的艱辛鬥爭，不斷換取人類的文明、進步!今天，正在陜北黃土高原、黃河之濱展開的沼氣推廣利用，正是這個鬥爭的一個新的回合……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報》介紹四川推廣利用沼氣的報道，牽動著無數人的心思。夜裏，北京插隊知識青年、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習近平同志，在小油燈下，仔細地閱讀著這篇報道，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入睡。心想：我們這交通不便、少煤缺柴、尚未通電的山區，能夠像四川一樣利用沼氣煮飯、照明該有多好呀!他步行五十多裏山路來到延川縣城，把自己想到四川學習制取沼氣的事告訴了北京支延幹部、縣委常委、縣革委會副主任張之森同志，老張呵呵一笑：“小習，咱們都謀到一條路上了!”
4月1日，縣委根據老張等同志的建議，決定派有關部門的六名同志前往四川“取經”，小習也是其中的一個。
五月初，全體常委聽取了赴四川學習辦沼氣同志們的彙報，根據延川的不同地理情況，選定縣農場和梁家河等四個點進行沼氣試驗。
正在習近平他們破土施工之際，有人說風涼話：“要是沼氣能點燈煮飯，除非母雞叫鳴，公雞下蛋!”有人甚至斷言：“沼氣過不了秦嶺!”習近平鼓動他的戰友們說：困難面前有我們，我們面前無困難!
建池需要沙子，可是梁家河沒有，習近平同志就帶領幾個青年到十五里外的前馬溝去挖。建池的水泥運不進溝，他又帶頭從十五里外的公社背了回來。沒石灰，他們又自己辦起燒灰場……
下篇
學習時報：建設沼氣池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習近平是怎樣克服的?沼氣池建成之後，帶來哪些影響?
曹谷溪：在建設沼氣池過程中，習近平既是指揮員又是技術員，遇到的困難都由他來解決。在那個年代，建築材料的品質、施工精度，都和現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氣池因為有裂縫，沼水從裂縫滲入地下，就不能和糞便這些原料產生化學反應，也就無法產生沼氣。為了維修沼氣池，習近平帶領幾個青年，把沼氣池裏面的水、糞便，全部挖出來。然後下到沼氣池裏，打著手電筒找裂縫，用水把裂縫沖洗乾淨，再用水泥仔細地修補。在炎熱的夏天，沼氣池裏臭不可聞、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過氣來。這種又臟又累的活計，恐怕許多人是不願意去幹的。
排除了這些故障，沼氣池很快就可以正常產氣了。1974年7月中旬，沼氣池順利點火，梁家河亮起了陜北高原的第一盞沼氣燈，一舉打破了“沼氣不過秦嶺”的謬言。當時，整個延川縣都轟動了。對於當地山區的農民來說，切實感受到了建沼氣池的好處，紛紛到這裡來“取經”。一時間，梁家河這口沼氣池，變成了沼氣宣傳站，從早到晚擠滿了從其他村趕來看稀罕的人。習近平和參加建池的幾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們介紹沼氣制取的辦法和利用沼氣的好處。每天都不厭其煩地給參觀的群眾示範沼氣使用的方法——把沼氣燈的開關一扭，劃根火柴一點，燈泡的光芒比60瓦的電燈還明亮。把灶膛裏的沼氣點燃，藍色的火苗呼呼地燒著鍋底，那火很“硬”，幾分鐘工夫，半鍋涼水就“咕嘟咕嘟”地燒開了。
習近平建成的陜西第一口沼氣池，在延川縣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沼氣革命。延川縣革委會在梁家河召開“沼氣現場會”。8月16日，延川縣委在第8期《延川情況》上，通報表彰了習近平和他所領導的梁家河大隊黨支部。
1975年8月23日，共青團延川縣委9號文件將他樹立為“先進青年”，號召全縣青年向他學習。
1975年8月22日，陜西省沼氣推廣利用現場會在延川縣召開。會議代表參觀了梁家河和上驛沼氣池後，在上驛知青大院的一棵老槐樹下搭戲臺作為會場。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習近平作“沼氣要大辦，政策要落實”的經驗介紹。
在那次現場會上，文安驛上驛大隊政治夜校的學員，為與會代表表演了陜北說書《四個老婆誇沼氣》、小演唱《山村盛開沼氣花》和陜北大秧歌等文藝節目。公社團委副書記、上驛大隊團支部書記、“鐵姑娘戰鬥隊”隊長柴富華告訴我，她當時編寫了快板《大辦沼氣就是好》：
全省沼氣現場會，定在延川文安驛。
省地縣領導來視察，歡歌笑語滿溝飛!
北京知青習近平，他和咱老百姓心貼心。
親自到四川去取經，山村點亮沼氣燈。
文安驛公社把令下，以點帶面把沼氣抓。
白天修梯田又打壩，夜晚建池搞粉刷。
過去做飯太麻煩，如今做飯擰開關。
自從咱把沼氣辦，解放婦女搞生產。
人人動手辦沼氣，自力更生最便宜。
點燈煮飯省力氣，沼氣肥料送集體。
沼氣燈、夜校挂，
社員們燈下學文化。
技術培訓首先抓，全縣盛開沼氣花!
柴富華說，她親自登臺表演，還受到與會代表的好評，公社和縣上的表揚。
1975年7月15日至21日，延安地委召開全區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農業學大寨先進代表大會，表揚成績突出的先進集體和個人。時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習近平被評為先進個人，他和延川縣的北京及本地知識青年20余人，光榮出席了這次大會，並受到隆重表彰。
習近平克服重重困難帶領村民修建沼氣池，或許就這件事本身來說，這只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小小歷練。但就這件事產生的後續效應來看，對當時整個陜西省的影響是巨大的。所以，一定不要輕視工作中的那些小事。做大事的人，都是從全心全意做好一件件小事中成長起來的，而人的情操也是從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中培養起來的。當時的習近平，修建這個沼氣池，他心中所想的，或許是為梁家河的老百姓帶來溫暖和光明，不再讓婆姨女子為了燒柴煮飯熬煎(陜北方言，意為受煎熬)。這種精神，在他後來擔任各級領導的施政實踐中不斷昇華，最終成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民本情懷!
學習時報：您到梁家河採訪後寫出了《取火記》，對習近平當年在梁家河村帶領村民建設沼氣池事跡作了最早報道，在陜西全省推廣沼氣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請您講講當時採訪過程中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曹谷溪：當時，我已經調到延安地區革委會通訊組。延川縣委書記申昜知道我對縣上情況熟悉，掌握的資料多，特意把我從延安叫回延川，讓我報道習近平在延川縣掀起的這一場沼氣革命。
去採訪的時候，有一件事情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當時申昜書記給我派了一輛吉普車去梁家河採訪。在梁家河村口，吉普車涉水過一條河，河對岸是一個土坡，吉普車輪胎上帶了很多水，上那個土坡的時候輪胎空轉打滑，怎麼也上不去。這個時候，來迎接我們的習近平喊來了幾個後生，一起在後面推車，幾個壯小夥子“呼”地一下就把吉普車推進知青住的院子裏了。這是一件小事，過了很多年以後，我逐漸也就忘記了。
2012年，我看到了一個報道：8月21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席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的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第28屆大會開幕式。當習近平致辭結束時，國際天文學聯合會主席羅伯特·威廉姆斯上前，準備握手祝賀，這個時候，他不慎將眼鏡掉在地上。習近平主動俯身蹲下，撿起眼鏡，送還給威廉姆斯先生，兩人再次親切握手，現場報以熱烈的掌聲。
我看到這個報道和相關新聞圖片時，心情非常激動，猛然就想起當年他幫我推車的事情。
多少年過去了，習近平還是這麼樸實，這麼平易近人。無論是1975年的大隊書記，還是2012年的國家副主席，他待人真誠、為人實在的品格始終沒有變。
我想，一位官員甘於為普通人彎腰屈膝，必然會被更多的人翹首仰望。正如西漢司馬遷《史記·魯周公世家》中的一句話：“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那一天，我在梁家河採訪習近平，和他談了很多。採訪中，他講到群眾的“功勞”就滔滔不絕，但是一講到自己就講得很少，很簡單。我心裏就想：“這個年輕後生，功成不居，謙虛謹慎，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不久之後，北京給延川縣一輛130工具車，一台三輪摩托車。縣上決定把工具車獎給孫立哲的合作醫療站，把摩托車獎給梁家河黨支部書記習近平。
消息傳來，大家都很高興，唯有習近平不高興。他說：“這個摩托車對咱有啥用!拉不了多少東西，又不能下地幹農活，難道我天天開著它去兜風嗎?”他當即就委託梁家河的老支書梁玉明，到延安農機公司把這輛三輪摩托換成手扶拖拉機等農機具。
在那個年代，你們知道這些農機具對一個生產隊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金貴嗎?
關莊公社張家河大隊支書丁愛笛也是一位北京插隊知青。當時，一台手扶拖拉機售價3000多元，可是隊上沒錢。他領了幾個壯實後生，到十五里外的楊家坪小煤窯去當臨時的“炭毛子”。這個煤窯設備極為簡陋，八十多米深的垂直礦井只安一台五馬力的柴油機接送工人上下和吊出井下的煤炭。挖煤工沒有礦燈，在布帽上挂一個麻油燈壺，在八九十公分低矮的巷道裏爬行和勞作。井下穿不成衣服，躺在掌子面下挖煤，全靠屁股扭動，細皮嫩肉與岩石摩擦幾個小時就血肉模糊，疼痛難忍;不僅挖煤苦，往出運煤更苦，一根粗麻繩套在肩膀上，後面縋幾百斤重的煤拖子，全靠手掌、膝蓋、腳趾相互配合，像一隻碩大的蝸牛奮力爬行……
“他們咬著牙，苦幹了十幾天終於掙夠了買手扶拖拉機的全部費用。”丁愛笛告訴我，“一個叫王漢生的女知青也要去挖煤，我說，煤窯裏不準女人進去。她偷偷地到小煤窯來了一回，看見我們的樣子，回去難受得哭了三天三夜。王漢生以後入了黨，成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副教授，前兩年不幸病逝”。
這就是人們說的“知青歲月”!
這就是我在那個年代所結識的知青朋友!
學習時報：習近平曾在延安插隊七年，他與這方土地，與這裡的老鄉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曾說自己是“黃土地的兒子”。2015年2月13日又回到梁家河，他喊著鄉親們的名字，與大家坐在一起拉著家常。他說：“當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這裡。”您能否用您的所見所聞，給我們詮釋這種深厚的情感?
曹谷溪：1975年10月，習近平被推薦上大學。像當年鄉親們送親人上前線、去打仗一樣，梁家河村民們家家戶戶請他到家裏吃飯;張家送一碗南瓜籽、李家送一包大紅棗;還有好幾個嬸娘、大嫂給他送了精心繡制的花鞋墊……離村時，全村男女老少把他送到梁家河溝口，還選了梁玉明、石春陽等十三位代表一直將他送到縣城。
離開延川前夕，延川縣委書記申昜把習近平請到家裏，讓老伴親手給他做陜北過大年吃的“紅條肉”。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過：自己是“黃土地的兒子”，他的“根在陜西，魂在延安”。我想，恐怕很多人難解深意。
我曾在許多個場合講過，陜北，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個文化概念。作為中華民族精神象徵的黃河、長城和黃帝陵，非常奇妙地在陜北這塊黃土地相聚。所以，在她赤裸裸的大山之中，瀰漫著一種古老而神秘的文化色彩。海內外的華人都將這塊土地視為自己的“精神家園”。不論是土著的陜北人，還是投身於這塊土地的異鄉人，只要他的心臟與這塊土地同步震顫，這塊土地就會給他智慧，給他膽略和勇氣，不管是政治家、軍事家還是文學藝術家，都可以獲得巨大的成功。
習近平說自己的根在這裡，其實中華民族的老根就在這裡!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曾經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曾經是中國解放戰爭總後方。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敵人的飛機、大炮，新中國大踏步從延河河畔走進了天安門廣場!
延安精神，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之魂!我從一篇關於習仲勳的文章中得知，他曾經背一個生病的老漢去醫院，曾經給產婦買藥，曾經幫助一個清潔工人推垃圾車……做過數不勝數的這樣那樣的事，只要見到群眾有困難，他一定會伸手相助。可見，習近平的這些特點，就是傳承了父輩的高貴品格。
我曾在一首寫劉志丹將軍故里的詩中如是寫道：
山丹丹花，燦爛在，老將軍的馬蹄印裏;
那個時代的篝火，正燃燒在，紅軍子孫的心靈深處!
想必在習近平的工作生活中，面前總會有一棵挺拔的樹，那便是他的父親。
學習時報：習近平離開延安之後，你們還有聯繫嗎?
曹谷溪：習近平離開延安之後，我們保持著聯繫。習近平擔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的時候，有一次我到廈門出差，順路去看望他，可惜他當時沒在。後來他給我寫了一封信。大概內容是：“谷溪同志，我在延安得到了鍛鍊，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離開延安之後，我非常懷念延安，常想回來走走看看。”
1993年，習近平回到了延安，我倆整整18年之後久別重逢，非常高興。在延安賓館，他雙手握著我的手問我：“身體還好?”
在延安棗園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小禮堂”舊址前，他們和時任延安行署專員張志清、紀檢委書記申昜(原延川縣委書記)合了影。
2003年6月，我已從《延安文學》總編崗位上退了下來，參與《綏德文庫》編纂工作。抗戰時期，習仲勳同志曾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在《大眾報》上發表過許多文章。因為將習老作品收入《綏德文庫》的事，我6月9日致函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年7月19日，他給我復了信。
他任福州市委書記期間，也曾給我寫過一封信，邀請我到福州去參觀訪問。但那時我在《延安文學》雜誌社工作，每天都很忙，一直沒去成，很遺憾。之後，我還給他郵寄過自己創作的兩本書《與文學朋友談創作》和詩集《我的陜北》。
學習時報：2015年3月兩會期間，習近平與上海代表曹可凡聊起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在全國熱播時說：“我和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路遙和谷溪辦《山花》的時候，還只寫詩歌，不寫小說。”您能講講他當年與路遙的交往情況和住過哪個窯洞嗎?
曹谷溪：1969年，路遙由於“文革”問題，免去他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他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樣，回到了劉家圪嶗大隊的郭家溝。
路遙家住的郭家溝與習近平插隊的梁家河，都是文安驛川裏的兩個小山村，兩個村子只不過一山之隔。
要說習近平和路遙，必須先說另外一個人，他就是在馮家坪公社段家圪垯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陶海粟。他原是清華附中的高材生，1971年被招幹到團縣委(當時為縣革委會青婦組)，和習近平是來往很多的朋友。習近平每每進城辦事，必然到陶海粟那兒落腳;那時候，我已將路遙招聘為“農村通訊員學習班”的學員，長期脫產學習，和我一起寫通訊，辦《山花》。
應該說，那時候陶海粟是《山花》的骨幹作者。他發表在《山花》上的政治抒情詩《每當我打開〈共產黨宣言〉》《生命不息，戰鬥不停》和《國慶抒懷》等詩作，其思想深度、藝術水準都在我和路遙之上。
我以為，在那個特殊年代，《山花》文藝報為習近平、路遙和陶海粟等幾個有才華、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架起了友誼的橋梁!
那個年代，習近平與路遙、陶海粟接觸得多，他們都是愛讀書、善思考、有抱負的青年。土生土長的路遙，一直渴望走向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以實現自己幹一番大事業的理想。路遙著魔似的讓京都文化與鄉土文化在自己的心中融匯與碰撞。因此，只要習近平一來，他總是主動去找他交談，有時竟徹夜長談。
習近平和路遙交談的範圍很廣，談農村，談城市，談社會，談時政……他倆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無所不談。路遙驚嘆：他年齡比我小四歲，知識面比我廣得多，志氣比我高得多。
習近平說，先賢們的思想結晶，許多人的智慧和成功的經驗都在書裏，無須經其同意便可拿來為我所用，何樂而不為呢?只有愚蠢的人才不去讀書。
也許，路遙受習近平這番談話的影響，1988年9月，延安大學50年校慶時，他在校友座談會上語重心長地講道，我勸親愛的同學們，千萬不敢把書本當作自己的“敵人”!
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說他和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之後，就有好幾家媒體記者問我，他倆住過哪個窯洞?
我說，當年延川縣革委會住房非常困難，所有的幹部都是宿辦合一。我和路遙住在一個窯洞辦公。那時候，不管誰有客人來，哪個同志的窯洞有空位，就可借宿。當時，習近平是一位插隊知識青年，後來才當了大隊支書，他一年要有幾次到縣城辦事，縣上不會為他安排一個固定的窯洞住宿。
我以為，現在考證習近平曾和路遙住過哪個窯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為什麼要與上海代表曹可凡談這個話題?這個談話，向我們傳達了怎樣的資訊?
我以為，習近平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他的談話，凸顯黨中央對文藝工作的重視和親切的關懷，鼓勵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像柳青那樣長期深入生活，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去書寫我們這個時代的《創業史》;鼓勵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像路遙那樣在《平凡的世界》裏，用自己的青春與生命去完成歷史交付自己的神聖使命，“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鼓勵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像《山花》那樣，植根於人民大眾，創作出深受人民大眾喜愛的、向上向善的優秀作品。
學習時報：您對習近平在延安插隊時還有什麼鮮為人知的故事要講嗎?
曹谷溪：習近平在延川插隊的七年裏，不僅在大隊和公社交了很多朋友，而且在縣裏、地委也有許多朋友。延安地區知青辦副主任高鳴池同志就是其中一位。他從赴京迎接知青到延安安置知青，做了許多具體而繁雜的工作，在多次的交往中，他與習近平建立了深厚友誼。
1975年10月，習近平上大學前專門到延安高鳴池家中辭行。他知道高鳴池家中生活非常困難，臨別時硬將50斤全國通用糧票送給高鳴池。在那個困難的年代，50斤糧票是何等金貴呀!為這事高鳴池感激不盡，習近平上大學後，他專程去北京看望。2007年8月24日他致函習近平，彙報自己的家庭情況與延安的變化。僅11天，便收到了習近平9月4日那封熱情洋溢的回信。高鳴池同志：
你好!很高興收到您的來信，來信勾起了我對延安的回憶。
我離開延安已有30多年了，但我始終不曾忘記延安，不曾忘記在那段歲月裏關心、支援過我的人們，我非常感謝您當年對我的無私幫助。
得知延安變了，山綠了，水清了，交通發達，群眾生活改善，我感到十分高興，這是我們大家的共同願望。我相信延安的未來會如您所期盼的那樣：“一個更加美好的新延安將屹立在陜北的黃土高原上”。
衷心祝願您的身體健康、生活幸福!
順頌
秋安!
習近平
2007年9月4日
2007年10月15日，黨的十七大勝利召開。16日我專門邀請原延川縣委書記申昜和高鳴池兩家在延安虹橋飯店的“乾坤灣”餐廳吃飯。
飯後，高鳴池給了我一封不久前他寫給習近平的信和習近平給他的回信，要我在合適的時候找個媒體發表。連說：“拜託，拜託!”3年前，高鳴池因病逝世，我想借這個機會了卻老友高鳴池久埋心底的夙願。
2015年2月13日，農曆乙未年春節前夕，習近平到陜西考察調研的第一站，就來到延安市延川縣梁家河村。他在同梁家河父老鄉親談心的時候，深情地說：“當時我離開梁家河，人雖然走了，但是心還留在這裡。那時候我就想，今後如果有條件、有機會，我一定要從政，做一些為老百姓辦好事的工作。”
是啊，他早已將信仰的種子播種在那片滲透父輩血汗的黃土地上。早在2002年，他就在公開發表的《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中寫下了“為人民做實事”的誓言——“15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惘、徬徨;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僕，陜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
[責任編輯：張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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