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日期:2016年12月28日
採訪地點:陜西省延川縣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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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時報:您好!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期間,您和他交往比較多,互相之間也比較熟悉。請您具體談一談,最初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武暉:北京知青剛到文安驛公社的時候,隊裏派了一些壯勞力去接他們到村裏來,但是沒有派我去。因為那時候我才十四歲,剛從學校回來,長得又矮又小,咋看都是個小娃娃,算不上壯勞力。
我家就住在村裏的後隊,近平他們一共六個知青也被分配在後隊,我家離他們知青窯不到二十米的距離,他們把行李往窯洞裏搬的時候,我就遠遠地站著看他們。
知青住下之後,我有點時間就跑到他們那裏去。這些北京知青,個子又高又瘦,穿的戴的比我們這個窮山溝裏的小娃娃好得多,我雖然也上過初中,有一點文化,但是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對這些北京“大世界”來的青年充滿了好奇,經常小心翼翼地躲在窯洞門口從門縫裏“呲”(陜北方言,偷偷地看)他們的一舉一動,偷聽他們說笑,但是不敢進去,更不敢跟他們打招呼。
有時知青們看到我,就說:“來,小朋友,進來進來!”我也不進去,其實我哪是小朋友,他們當中年紀最小的是習近平,我只比他小一歲而已。但是因為長得矮小,他們就把我當成小孩子了。當時我在他們面前確實有點自卑,一個農村孩子,啥也沒見過,也不知道跟他們說啥,不敢搭話。但我還是願意到他們那裏去,因為我沒有地方玩,又不喜歡在家做家務。
北京知青剛來的時候,正是冬天最冷的時候,他們住在冰冷的窯洞裏,又不會燒炕,我們農村娃娃都會燒,於是知青就叫我幫他們燒火。這樣,我就進了他們的窯洞,跟他們也慢慢熟悉了。我是個初中生,在當時村裏算是高學歷了,因為在學校學的都是普通話,雖然也有口音,但是知青們能聽懂,互相之間能溝通,因此別的社員到窯洞來跟知青說話,我可以在中間給他們當翻譯。
一開始,他們幾個知青的名字我都分不清楚,後來慢慢接觸多了,聽他們互相之間叫名字,我也就把他們都認識了。他們也知道了我的小名叫“鐵鎖”。
學習時報:北京知青從首都北京來到艱苦的陜北,在生活方面有哪些不適應的地方?
武暉:知青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很難適應。一天二十四小時,從吃飯、睡覺,到上廁所、洗澡,全都是問題,都不適應。他們幾個大小夥子睡在一個炕上,那個炕不大,六個人將就能擠下。他們的行李箱子就放在鍋臺旁邊,空間很擁擠,很狹小。
知青沒用過柴禾灶,也不會做飯,剛開始是隊裏派個人給做飯,做了一段時間,就要他們自己學著做飯,隊裏就不給做了。他們要自己砍柴,自己燒火,自己把飯做熟,還要參加隊裏的勞動。
打柴對知青來說是個挺大的難題。我們縣上就有在山上砍柴摔壞的知青。陜北的黃土山上,本身就植被稀疏。我們農民年復一年地砍柴,近處的、好砍的柴全都被掃蕩一空了。好一點兒的柴禾都在遠處和危險的地方長著呢,有些長在崖壁上,有些長在深溝裏,那些地方,羊都吃不到。我們山里長大的孩子就敢去砍,高的地方我們敢爬上去,砍了柴之後敢跳下來,知青就不敢。我們村裏的孩子,拿著繩子镢頭上山去,就能背回來五六十斤,知青也就能背回來十來斤,還都是那種很細的小灌木或茅草,填到灶裏不耐燒,飯還沒熟,柴就燒光了。後來,我就帶他們上山砍柴,領他們到那些柴禾多的地方去。每天都要砍柴、燒火、做飯,否則就要餓肚子。這就是知青面臨的極為現實的問題。
知青剛來的時候,最逗笑的就是挑水。一擔水都在五六十斤以上,知青不會用扁擔,不會換肩。他們個子都高,都駝著背挑水,腰彎著,上氣不接下氣地往窯洞趕。有時候走得快了,水桶來回搖晃,水灑一地,到了窯洞就只剩下半桶水了。見到這樣的情形,社員們都笑他們。
學習時報:除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種不適應,知青每天還要參加勞動。請您講一講,習近平是如何參加艱苦的勞動,並且逐漸適應農村生活的?
武暉:在當時農村那個環境,包括近平在內的知青,思想肯定還是有波動的。陜北農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沒有電,農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陽出來了就上山勞動,太陽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勞動,但是生產效率卻很低下,一年到頭累死累活,一畝地卻打不了多少糧食。這個地區的發展也很不均衡,整個延安都沒有什麼副業,一切就是靠種莊稼。農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貧困線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飯,更多的是像我們這樣的家庭,七八個娃娃,就吃不上飯,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對我們這些山里長大的娃娃來說,從小就在這小山村裏生活,在窯洞裏面住,出了窯洞,面對的就是黃土山,一抬頭就只能看到山中間這麼一點藍天,這就是我們的世界,不覺得有什麼不適應。但是近平他們從北京來,到這窮山僻壤的小山溝,在這裡過陜北農民的艱苦生活,必須面對和接受這個現實,在這裡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們社員一樣,用挑子挑著羊糞和牛糞往山上送。知青不習慣爬山,爬得高了,有時候重心不穩,糞就從糞筐子裏灑出來。送糞的工作完成後,就是耕地、整地、播種。苗長出來了,主要的事就是鋤地、追肥。地種不好,秋天就沒有收成,就沒有糧食吃,就會餓肚子,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社員和知青們都是一起鋤地。一開始他們把草和苗分不開,我們是當地的娃娃都懂得。我們跟他們說一下,他們就學會了。別看他們沒幹過農活,他們有文化,理解能力強,所以學得確實快。
鋤地都是在春夏,天氣很熱,隊長要求大家加緊時間幹活,不讓我們休息。我想偷懶,就以解手為藉口,跑到溝裏,休息三四分鐘、五六分鐘,隊長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確實受不了那種苦,又餓又渴又曬,有時候覺得實在幹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堅持,從來沒見過他偷懶。
收穫的季節,我們一起去割麥子。我們到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離,回來的時候社員和知青都是一人擔一擔。我們集體喂的牛和驢,飼養這些牲靈,需要用鍘刀把草鍘碎了喂給它們吃,知青不會鍘草,不太容易掌握鍘刀的技巧,鍘刀壓到一半就壓不動了,後來慢慢掌握技巧,一 刀就可以鍘到底。
雖然我是個農村娃,但是因為我年紀小,個子小,力氣小,這些勞動對我也是很大的挑戰。我一開始掙6分工,後來逐漸提高,但也沒掙到過10分工。近平個子高,力氣大,幹活越來越熟練。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這個階段,近平還是一個比較穩重的普通知青,一開始很難適應高強度的勞動。但是經過一兩年以後,近平就成了一個非常棒的壯勞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掙10分工。他不僅在勞動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漸和社員們在思想、語言上打成一片。誰家有困難,他都會儘自己的能力幫助。
我往知青窯洞跑得多,身上總穿得破破爛爛的。近平看我平時穿的破爛,就經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給我。王燕生離開梁家河的時候,留給近平一件灰毛領的藍色大衣,那件大衣挺好的,近平很喜歡,平時常穿。我上師範學校的那年冬天特別冷,近平就把那件大衣送給我了,他對我說:“你把這個大衣拿上,到了學校又能穿又能當被子蓋。”到了師範學校,同學們都嘖嘖稱讚:“你這個大衣品質真好!”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我參加工作之後還在穿。
我去上師範學校的時候,近平還送給我三十斤糧票,讓我出門在外用。在六七十年代,三十斤糧票就是一個壯勞力一個月的口糧。其實那時候近平的糧食也不怎麼夠吃,這些糧票對他來說也是很寶貴的。
學習時報:請您講一講習近平在梁家河期間看書和學習的事情。
武暉:我喜歡到知青窯洞去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看近平帶來的很多書。炕沿上,鋪蓋上,枕頭邊上,全都是書。現在回憶起來,近平他們住的那個窯洞特別溫暖,也特別神奇,就像是知識的寶庫。
有時候上山幹活,近平也在兜裏裝一本書,中間休息的時候,大家在拉話,他就拿出一本書來看。晌午回窯洞歇一會兒,近平也要抓緊時間看一會兒書。我覺得,一方面是近平對讀書有著濃厚的興趣,另一方面是讀書也帶給近平無限的力量。書裏有更廣闊的世界,有更豐富的知識,通過學習,人增長了見識,汲取了知識,就會變得更堅強,更強大。
我家裏很窮,從小到大,身上沒有過一分錢零花錢,更沒有錢買書。所以,我很羨慕近平有那麼多書,我在他們窯洞裏的時候,很想看看那些書裏寫的都是什麼,一開始不敢多翻,只是小心翼翼地翻兩頁。後來熟悉了,我就拿起來翻翻看看。近平見我對書有興趣,就跟我說:“鐵鎖,你喜歡看什麼書,就拿去看。”我連忙點頭,心裏非常高興。
我最先看的是一本《十萬個為什麼》,對這本書我有特別濃厚的興趣。我想,一個為什麼我都不知道,學會了十萬個為什麼該有多了不起。書中有很多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都深深地吸引著我。我從小生活在山溝裏,對外邊的世界根本不了解。出家門最遠,我就到過文安驛,連縣城都沒去過。《十萬個為什麼》是有插圖的科普讀物,我在書上看到飛機,看到汽車,看到輪船,就高興得不得了。
我還從近平那裏借過物理、化學課本。此外,他那裏還有很多古典文學和歷史名著。我看過《三國志》,因為是文言文,裏面的好多字我都不懂,遇到不懂的,我就問他,無論問什麼,近平都很耐心地教給我。我還看過高爾基的《母親》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這些書都是近平從北京帶來的,他都借給我看。
很快,一兩年的時間過去了,知青有的返城,有的招工,有的當兵,大部分都走了。我晚上跑到近平那裏去,他還保持著看書的習慣,只要有時間,他都捧著一本書看,看到很晚才睡。
學習時報:在一兩年的時間裏,村裏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離開了。習近平是留在梁家河時間最長的知青,並且成為梁家河的村支書。請您講一講,習近平為什麼被選為村支書?
武暉:我們社員之間說到近平,無論男女老少,對他的印象就是,這個人話不多,平時不說是不說,但是一說就能說到點子上。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近平當我們梁家河的支部書記,並不是偶然的,那時候村裏沒人對此感到意外。
一方面,當時的農村,有文化的人很少,近平又有文化,說話辦事又穩妥,考慮問題週全,這在當時的農村,是很難得的人才。而且,近平在當支部書記之前就已經參與村裏的管理工作,和村民關係非常融洽,再加上他在趙家河主持過社教工作,農村的這些生產生活、大事小情,他都已經很有經驗了。
可以說,1972年到1973年這兩年,是近平人生的一個轉捩點。大部分知青都走了,但是近平因為父親受到政治迫害,就是走不了。那個時候,近平的思想有很明顯的轉變。他漸漸意識到了,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其實就在自己的腳下!我雖然1973年就去上學了,但是只要一回來,我就到近平的窯洞裏去拉話。我記得近平跟我聊過他那時候的想法:“我為什麼就不能在梁家河紮根呢?我為什麼就不能留在這裡為老百姓幹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幹!”有了這種思想和意識,再加上近平自己的思考和努力,確實幹了好多事情,而且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可以說,近平那個時候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就開始奠定了,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怎麼能做好村裏的工作,怎麼能讓群眾的生活好起來。
後來村裏有一些招工的名額,我看近平都沒有報名。他想的是帶領村裏人一起脫離苦日子,而不是自己一個人離開農村一走了之。所以,近平當支書以後,給村裏做了大量的實事、好事,其中他帶領社員做的很多事情,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還在發揮作用。如果近平沒有紮根農村的信念,沒有為人民辦實事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做這麼多好事,也不可能在農村待這麼久。他後來上大學,是為了更好地深造,更好地為人民做事情。
從另一方面來說,正是因為近平有了在農村生活的經驗,對很多農村的問題有深入思考,才有了這麼明確的方向,把工作做得這麼紮實。
下篇
學習時報:請您具體講一講,習近平所做的惠民實事有哪些?
武暉:陜北的良田不足,是在山上種植糧食,廣種薄收,農民做了很多無用功,受了很多苦,但是一年下來糧食還是很有限。所以打淤地壩非常重要。淤地壩的位置都在山溝裏,山水流下來,淤地壩能把水分保持住,糧食產量自然就高。所以近平當時非常重視打壩,重視農田基本建設。
近平解決了當時陜北農村老大難的燃料問題。那個時候,因為植被稀疏,我們陜北農村砍柴難,做飯、取暖、照明都成了難題。所以近平一直在尋找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一開始近平說想搞沼氣的時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援。近平到四川去學習沼氣技術,回來以後親自試驗,建起了陜西省第一口沼氣池並點火成功,這種情況下,對於辦沼氣就沒有社員反對了。說老實話,農民是最實際的,他看到了,得到實惠了,他才接受。你講再多道理,什麼前景,什麼展望,他們不一定接受。必須身體力行,給他們做出樣子來。從這以後,沼氣得到大面積普及,解決了困擾我們這個地區多年的燃料不足問題。
沼氣池裏的沼液可以作為肥料施在農田裏,比一般的糞肥肥力要大得多。我們村曾經試驗過,專門選一塊地方施沼液,等到莊稼長起來,明顯就比施糞肥的莊稼長得茂盛,到收穫的時候,產量也更高。
近平當支書以後,還給村裏辦了個代銷點,這個也是為了方便社員生活辦的。社員想買點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時候跑到文安驛的供銷社去,要提前請一天假,趕著去,趕著回,很多時間都浪費了。有了代銷點,村裏把農民需要的東西備齊,農民走幾分鐘路就能到代銷點,買到需要的東西,後來就越來越靈活了,社員還可以賒賬,或者拿雞蛋去換。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個雞蛋就能換到。
鐵業社也是近平辦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會打鐵的社員組織起來,實施定額管理,比如,每個鐵匠一天打三把老镢(陜北方言,镢頭),就給他10個工分。超出了三把,就給予獎勵,完不成任務就要扣除相應的工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當時延川各個大隊普遍沒有副業,沒有副業就沒有資金。我們鐵業社把那些鋤頭、老镢、鐮刀生產出來,社員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驛供銷社代銷。賣了錢之後,扣除成本,剩下的錢就是村裏的集體收入。村裏得實惠,還可以給鐵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賣了三塊錢,就可以獎勵鐵匠一毛、兩毛的。整個鐵業社的規劃、管理、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管理方式。從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於為民辦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農活的勞動強度很大,對於婦女來說就更是極大的負擔。婦女家務繁忙,不僅要上山幹活掙工分,在家還要做飯,還要縫衣服,還要照看娃娃。那個時候的農村,孩子一個接一個地生,一個比一個大一兩歲,一到吃飯的時候坐一排,都搶著吃,照顧孩子確實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覺了,婦女還不能睡覺,拿起衣服,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縫縫補補。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陜北農民生活的事情,他說:“為啥農村生活苦?為啥婦女那麼勞累?有一個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說:“是啊,我們兄弟姊妹七個,都不算多的。”近平說:“生的孩子多,農民負擔就重,婦女的勞累就更多,農村的年輕人還是應該少生娃娃,把娃娃養好。”可見,那個時候近平就有了優生優育,減輕婦女負擔的思想。
近平看到農村婦女這麼辛苦,他就在這方面動了腦子。他搞的縫紉社主要是為婦女著想。農民衣服磨損得快,婦女白天干完活,晚上還要在煤油燈下縫縫補補。近平找了我們後隊的一個叫雷琴的婦女,她的縫紉手藝好,專門在縫紉社縫補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婦女就可以上山勞動,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燈下熬夜縫補衣服了。近平還制定了一個規則:社員可以用工分來支付裁縫的報酬,比如,一個社員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這個工分來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縫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這樣既解放了婦女勞動力,又解決了村裏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還給我們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這之前,前隊沒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裏的水,非常不便,水質也不好。並且,當時前隊有一塊地種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來灌溉,僅靠挑水來澆菜,勞動量太大。近平跟村裏研究,就決定在菜地旁邊打一個井。打井的時候,近平親自下到井裏,站在冰水裏面挖泥土和石頭。這口井打成以後,同時解決了村裏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問題,現在村裏安了自來水,也是用的這口井裏的水。
近平還給村裏辦了一個磨坊。為啥要搞這個磨坊?那時候,毛驢是陜北很重要的運輸工具,大多時候要運東西,要馱著糞上山,那時候毛驢很少,經常不夠用,社員經常為爭毛驢爭吵。如果用毛驢推,從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糧食。近平辦的這個磨坊置辦了一套機械設備:柴油機、磨面機、碾米機,幾十斤糧食,一小會兒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費時間,承擔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驢騰出來用於生產和運輸。社員只要把糧食拿過來,一會兒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費的。
近平做了這麼多實事,源於他親身體會到農民生活面臨的難題,也源於他平時的觀察和思考。他敢於實踐,敢想敢幹,也能幹會幹,能把想法變成現實。
學習時報:習近平當村支書有什麼鮮明特點?
武暉:近平他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實事,同時也在積極地融入社員當中。他來到梁家河以後,一直就在學習我們當地的方言,到了後幾年,特別是當支書以後,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時,近平對年紀大的人很尊敬,對小孩很愛護。近平對同齡人也很親切,對那些表現不積極的社員,甚至對那些“管制分子”,他也從來沒有吹鬍子瞪眼,有話都是好好說,讓大家心裏都服氣。像我們農村人關係好了之後就愛開玩笑逗樂,難免有些過頭的地方,要麼起綽號,要麼取笑對方。近平和大家關係都很好,但是他從來不給社員取綽號,也不取笑別人。大家在心裏對他既親近又敬重。
他這人做事,有決心,有毅力,輕易不說出口,只要說出口的話,只要認定了的事,他就堅持到底。用我們農村的話來說,就是說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從來不說過頭話。近平打壩、辦沼氣、辦代銷點、辦鐵業社等等,幹一件成一件,沒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廢的,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他都能想辦法克服。
近平還能夠很堅決地糾正幹部的錯誤。他當支書的時候,前隊有個年輕後生,是隊裏開拖拉機的,後來被選為生產隊長。但是生產隊長要負責全隊的生產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較勞累,而開拖拉機又風光又輕鬆,他在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還是想接著開拖拉機。那個年代農村生產,社員本身沒什麼自主性,關鍵就要靠生產隊長帶頭。什麼時候種,什麼時候收,在農業生產上生產隊長必須得是行家,還要能吃苦,負責任。所以,遇到好的生產隊長,農民就過得好一點,生產隊長不著調,農民就餓肚子。近平給他講:“你既然被選上了生產隊長,就說明村民信任你,你就得好好幹,幹出個樣子來。隊長是一個隊的帶頭人,全隊的人都看著你呢!開拖拉機會影響你當隊長,也會影響你們這個隊的收成。”剛開始的時候,他還是有些轉不過來彎,近平就讓他慢慢想,每天早上來彙報一次思想情況,看看他有沒有想通。連續跑了三四個早上之後,他覺得近平作為村支書,又是外地來的知青,對村裏的事情這麼操心,受到了感動,自己作為村裏人,更應該努力搞好生產隊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轉過彎來了,踏踏實實地當上了生產隊長,安心組織隊裏的生產,讓其他人去開拖拉機。後來,這個後生的隊長當得可好了。
在農村,打架的事情時有發生,有時候社員在山上勞動,兩個人一言不合,就罵起來了,說打起來就打起來。當時的農村,十幾歲二十歲普遍都有點文化,但是年紀再大些的基本都是文盲,沒有文化修養不行,處理問題很愚蠻,罵仗、打架,司空見慣。近平對這種情況見得多了,深感農民打架是嚴重的問題,所以他當大隊書記以後,就制定了村規民約,禁止打架、罵架,在會上宣佈,村民之間不能打架罵仗,否則就要進行處罰。但是,這種事情又是難免的。我們後隊有兩個後生,一個叫“猴兒”,一個叫“矮矮”,兩個人平時就有矛盾,後來又出現了問題,兩個人打了一架,互相都揍了個鼻青臉腫。生產隊長處理不了,就讓近平來解決。近平對他們兩個的情況也了解,但是規定就是規定,兩個人都罰了10個工分。近平當時就說:“無論有理沒理,你不能打架。有理的不能打,沒理的更不能打。”近平要求他們在社員大會上做檢查,他們覺得在大會上做檢查有些丟臉面,不太樂意。近平就問他們:“你們接受不接受處罰?禁止打架是咱們的村規,開會的時候大家都到場了,也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果你們接受不了扣工分,我就把我的工分給你們,但你們必須做檢查。”兩個人聽近平這麼說,都很慚愧:“我們打架是我們犯了錯誤,按照規定就應該罰分,叫你給我們填上,說不過去。沒啥說的,我們接受處罰。”近平當書記的時候,梁家河打架鬥毆的事情明顯減少了。事隔多年,“矮矮”給我講起這個故事,還在不停地嘆服:近平真是會做思想工作!
農村矛盾多如牛毛,村黨支部書記的工作特別難,一個人能當好公社書記,未必能當好大隊書記。村裏的工作要費好多腦子,想好多問題。農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給他們做工作,必須讓他們思想上能夠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麼都好辦,農民就佩服你,支援你工作。農村幹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建立起來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來的。農民是非常實際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只要做到這兩條,什麼問題都好處理。
學習時報:習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後,你和他有哪些聯繫?
武暉:近平在正定工作的時候,我是文安驛公社的教育專幹。正定當地派了兩個人到梁家河的黨支部搞外調,先到了文安驛公社的辦公室,恰巧我也在場。他們不知道梁家河在什麼地方,我是梁家河的人,就給他們指了路。他們到村裏問了很多人,大家無一例外地都對他交口稱讚。那兩位外調的同志在村裏調查完了之後,就又回到文安驛公社簽署意見。這個時候,正巧又碰上了我。當時到了吃飯的時間,我就問他們吃飯了沒有,他們說沒吃,我就把他們帶到飯館吃了一頓陜北的饸饹。在吃飯的過程中,我們就聊了起來。聊著聊著,我向他們打聽了近平的情況。
我說:“習近平在那邊幹啥呢?”
其中一位同志說:“當縣委書記呢。”
我說:“幹得怎麼樣?”
“近平幹得很不錯,群眾威信很高,每年開三幹會(七十年代每年都要召開的大隊、公社、縣三級幹部大會)的時候,開到中間,很多幹部發言很乏味,好多人聽得煩了,就走了,還有些人聽得睏了,就睡著了。只有習近平講話的時候,沒有人走,也沒有人睡覺。他講話講得有意思,很實際,也很有感染力,幹部們都愛聽。”
我說:“近平當村支書的時候,他講話我們村裏人也很愛聽。”
另一位同志又向我透露說:“近平的工作作風,跟其他的幹部不一樣。很多領導幹部,都是由辦公室負責安排,提前通知。近平主持縣裏的工作,到鄉鎮和農村檢查,從來不提前打招呼,都是騎著自行車就去了。到了實地,他去看領導在不在,工作做得怎麼樣,實地去看,不給對方提前準備的機會。如果他看到什麼工作做得不到位的,當時就把相關領導叫到現場,督促他拿出整改方案。”
我聽了這兩位同志說的話,得知近平工作做得好,在更大的平臺上發揮了他的才幹,心裏很高興。
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後,我們村裏一個叫張志林的人,跟我打聽近平的情況,說要給他還錢。原來,近平從梁家河走的時候,村裏還沒到年終結算。等到年底結算,會計算賬的時候,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糧錢(陜北方言,給隊裏交錢),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糧錢(陜北方言,隊裏給現金)。出糧錢的家庭把錢給會計,會計再把這個錢發給得糧錢的家庭。近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沒有分糧食,就要得糧錢;張志林家裏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糧食多,就要出糧錢。會計為了賬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糧錢八十元兌給了張志林家裏,而張志林家裏應該把這八十元單獨交給近平,但是當時張志林家裏非常貧窮,拿不出來這八十元錢,並且近平上學也離開村裏了,就這樣,張志林家裏一直沒有機會把這個錢給近平,十分過意不去。現在張志林有錢了,一直想要把這個錢還給近平,他經常念叨,近平的這個錢救了我們一家人,欠賬就得還錢,不然良心上過意不去。我就勸張志林說:“你現在還給他,他也不會要。他幫助過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們村,哪一家他沒有幫過?你放心吧,他肯定不會有想法的。”七十年代的八十塊錢可是不小的一筆錢,按購買力來算,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八千塊錢。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鄉親們熱情地招待他,還殺了一隻羊。我們一起吃飯,近平囑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邊聽。近平主要說了,山上要治理,河裏要打壩,山上要种經濟林,還要種果樹,要把地打平,好提高產量,要解決肚子吃飽的問題,還要解決文化問題……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講了很多。從始至終,他最關心的始終是基層群眾的生活。
就在那次,近平還向我們打聽一個叫靈娃的孩子。這個孩子的事,還要從頭說起。1969年,知青到我們梁家河的時候,我們村有個十幾歲的孩子,小名叫靈娃,但是實際上腦子並不靈光,智力上有先天缺陷,用我們農村的話叫“半憨憨”。靈娃的父親是基建隊的隊長,主要負責帶著知青做打壩、修田等農田基本建設的事,他就經常把靈娃帶到地裏去。靈娃雖然腦子有問題,但是幹活很踏實,也能吃苦,近平他們這些知青都很喜歡靈娃,勞動之餘很喜歡和他一起玩,誰也沒有嫌棄、取笑過他。近平1993年回來的時候,靈娃的父親已經去世了,只有靈娃的母親帶著他度日,家裏的光景不行,生活很艱難。近平為了接濟這家人的生活,當時就給靈娃的母親留了500塊錢。
2015年春節前夕,近平又回到梁家河看望鄉親們,他到家家戶戶都看了看,用延川話和鄉親們交談,就像回到了久別的家中,特別親切。
[責任編輯：韓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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