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三年多來在貿易暢通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和成效,以及下一步的推進重點,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
“一帶一路”沿線貿易合作成效顯現
中國經濟時報:您如何評價“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三年多來,在貿易暢通方面取得的進展與成效?
張宇燕:“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三年多來,中國積極參與多、雙邊貿易安排,FTA(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取得很大進展,儘管有些談判在短期內尚未取得直接成效,有些談判如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談判等尚未最終落槌,但談判進程本身就是對貿易便利化的極大促進。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在繼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判成功之後,相繼與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20多個國家與地區簽署自貿協定,自貿區的朋友圈在不斷擴容之中,自貿區的設立無疑對貿易便利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國際貿易增長則更為緩慢。世界貿易組織估計,2016年按貿易量計算的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增速僅為1.7%,連續5年低於世界經濟增速。但是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增長來看,仍有不少國家的貿易增速要遠遠高於全球經濟增速。同時,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增長變化也值得關注。據近期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一季度,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1.66萬億元,同比增長26.2%,高於同期我國整體外貿增速4.4個百分點,佔我國外貿總值的26.7%。同時,今年一季度我國對俄羅斯、巴基斯坦、波蘭、哈薩克和印度等國進出口分別增長37%、18.7%、19%、69.3%和27.7%。可見,我國對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繼續保持了較快增長,貿易投資等各類項目落地將直接帶動沿線國家經濟增長和就業,沿線區域的互聯互通和貿易便利化得到進一步提升。
值得關注的是,在貿易額增長的同時,我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結構也逐步優化,比如服務貿易比例提升,中國的製造業也在從低端往中高端轉移,貿易品質與產業鏈的分工與佈局也正在進一步轉換升級。未來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還將有更多服務貿易的合作空間。
當前,FTA談判仍在進行與擴容中,中國也不斷提出經濟一體化的新主張,比如由中國與泰國、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五國合作建立的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使亞洲區域一體化的發展得以深入推進;推進“一帶一路”與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實現有效對接合作,也將對未來中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與互利共贏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當前,中歐班列有序發展、經貿合作區建設加快,中老鐵路開工建設、土耳其東西高鐵及匈塞鐵路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實施推進,都對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業化進程、產業升級和雙邊經貿關係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貿易障礙關鍵來自既得利益集團阻撓
中國經濟時報:在貿易暢通方面,下一步的推進重點與突破口是什麼?或者說,還存在哪些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障礙?
張宇燕:首先,貿易全球化是一種“非中性”的進程。也就是說,它在讓一部分國家和人群受益的同時,也會使另一部分國家和人群的利益難以避免地受到損害。這種貿易全球化的“非中性”會使一些國家的既得利益集團考慮到開放貿易的負面影響從而設置障礙,進而影響其國家參與“一帶一路”的積極性。
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及其影響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由於開放競爭外國產品的進入,而造成的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或收入下降以及因市場受到影響而導致的當地部分人群的利益受損。比如,開放對外貿易後,當一國更加物美價廉的貨品得以進入另一生產相對落後的國家之後,在惠及更多百姓享受價低質優商品的同時,也可能使得當地的工廠倒閉和工人下崗。而這部分受損人群的訴求必然會反映到政府的決策及政府的貿易開放態度之中。
另一方面,是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本身面對外來競爭者的警惕態度,他們無疑要為保護其既得利益而拒絕貿易開放。比如,調研中發現,東南亞的某個國家,其GDP僅是中國的三分之一,當地電價卻是中國的三倍,這裡具有豐沛的水、煤等自然資源,非常適合前去投資建廠。但是當中國的電力企業要進駐投資時,卻受到來自其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阻力,這種阻撓對其國家的投資與貿易開放發展無疑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是貿易暢通的關鍵性障礙之一,也是未來應重點破除的貿易壁壘。
其次,在貿易暢通過程中還存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很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自身貿易能力的不足。比如中國與很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小的貿易順差,對沿線國家而言的這種貿易逆差,也讓他們產生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這種抵觸情緒成為貿易開放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貿易能力主要是指一國的出口能力,貿易能力不足主要由兩個原因導致:一是很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他們的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這就會極大影響他們的出口能力,比如影響當地資源與工業製成品的出口等;二是一些國家的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不明顯,這也是造成他們出現巨大貿易赤字的原因,尤其是相比中國貿易赤字大的原因。而這也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來源,甚至間接影響雙方的貿易政策制定,使整個雙邊經貿關係的氛圍受到負面影響。
第三,受出口能力弱的影響,也造成了部分國家外匯嚴重短缺。這促使當地政府採取了較為嚴格的外匯管制與資本管制措施,這樣做的結果極大增加了涉外企業和相關貿易部門的匯兌成本,進而影響了投資企業的發展積極性,也對當地的貿易發展造成損害。
消除貿易障礙重在展現包容與普惠
中國經濟時報:對於如何消除以上談到的貿易障礙,進一步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合作,您有哪些建議?
張宇燕:第一,針對貿易全球化的“非中性”以及來自貿易國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貿易阻礙,各國學界和政府要認識並厘清一個概念——得自貿易的收益。得自貿易的收益從長期來看,最終必將惠及所有參與貿易的人群,但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國家或群體的利益可能會受到短期“非中性”的影響,部分利益受損。因此,對得自貿易收益的理解,要分清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的關係、多數人獲益與少數人利益受損之間的關係。同時,這也是對國際貿易的一個基本認識,端正這種認識對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極為重要。
第二,建議貿易國各國政府通過設立配套保障機制等制度建設來彌補貿易中利益受損人群的損失。比如,可以建立一些體制機制性的解決補償辦法,如針對失業下崗人群的再就業培訓等。這其中,中國也可以考慮提供一定的幫助。我們還要通過雙邊貿易政策及規則的制定,盡可能地讓更多的人群從貿易中獲益,通過來自貿易雙方的共同努力,使整個貿易更具有包容性,並逐步改變國家間貿易不平衡狀況。
第三,我們應意識到,在貿易暢通的過程中,不應就貿易談貿易,就買賣談買賣,更應幫助這些貿易能力欠缺的國家提高其貿易“造血”能力。我們可以通過幫助其投資建設基礎設施、設立合資企業及經貿區等方式,使這些國家得以更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增強其自身的貿易“造血”能力,使其在未來發展中減少或消除貿易赤字,降低“一帶一路”沿線的貿易成本,更好地實現沿線國家間的貿易暢通。
第四,對於那些由於外匯短缺、匯兌困難而產生的貿易障礙,可以通過加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來緩解和改善。人民幣已經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其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得到確認。中國和對象國在貿易過程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可有效地幫助企業家規避匯率風險、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匯兌風險與損失。這對緩解外幣硬通貨美元短缺等對貿易的限制,促進國家之間更好地貿易合作將起到重要作用。當然,人民幣國際化推進是一個過程,也可能會遭遇困難與挑戰,亦須逐漸完善政策框架,穩步推進。(本報記者牛福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