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6月20日電 題：石硤尾舊區換新貌——香港公屋居民住房變遷
中新社記者 陳逸舟
從芳姐家的客廳窗口望出去，石硤尾區一覽無遺，天氣好時可以遠望到九龍灣。“我在石硤尾搬了四次家，在這裡總共住了63年，就是走不開了，‘夾’住條‘尾’呀。”今年83歲的芳姐大笑著說道。
石硤尾是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開端。芳姐大名李桂芳，曾住過位於石硤尾的香港第一代公屋——美荷樓，幾次搬家後住進現居的新型公屋，幾乎可以口述一部香港公屋變遷史。
二戰結束後，香港許多建築物被戰爭摧毀，令房屋供應極度短缺，租金飆升，用廢木、鐵皮東拼西湊的寮屋成了貧困居民唯一的選擇。
1953年聖誕夜，石硤尾寮屋區遭遇“火燒六村”的災難，5.3萬名居民一夜之間無家可歸。一直沒有為低下階層訂立房屋政策的港英當局，被動開始關注災民和寮屋居民的住屋問題，在火災現場臨時興建兩層樓的磚房安置災民。
彼時住在九龍仔直街的芳姐，雖然避過了這一劫，但卻沒能躲過次年6月的火災。“整條街都燒完了”，芳姐回憶，失去家園的災民被迫睡在街邊。
兩三個月後，八幢第一型徙置大廈在石硤尾落成，香港的第一代公屋由此產生，芳姐一家成了第一批公屋住戶。時過境遷，八幢大廈中唯一現存的美荷樓，經過活化後如今已變成了遠近聞名的青年旅社、餐廳和博物館。
芳姐說，那家餐廳的位置，就是自己過去的家。“美荷樓現在是打通的，以前不是，是間隔開的，不是現在看起來那麼大間的哦，只是一角角。唉呀！仲細過劏房啊(比劏房還小啊)。”
雖是60年前的舊事，芳姐仍對住房面積、租金的細節記憶猶新：“那時候慘啊，我們一家四口人，只是住靠窗的那半邊，靠門的那半邊住著兩公婆，兩家人住一百多呎(約11平方米)，各交7蚊租(7港幣租金)。”
雖然房子小，但是好在是地面，不下雨的時候他們就去室外，在凳子上擺個托盤吃飯。有一次，樓上掉下來一隻拖鞋，正好掉進了湯碗裏。說起這樣的糗事，芳姐撫著心口大笑不止。
芳姐一家在美荷樓一住就是10年。隨著子女陸續出生，半間房子實在是不夠住了，他們一家再申請，搬進了一間大了四分之三左右的房子，租金變成18港元。雖然仍只有一間房，但可以不用和別人拼住，已高興的不得了。
70年代是香港公屋史上一個分水嶺，芳姐一家也在石硤尾舊徙置大廈清拆之後，由街頭搬去街尾，住進了有私人廁所和廚房的兩室一廳。自此，公共房屋發展為自給自足的小社區。
約半個世紀的時間，當局推出不同的房屋計劃，包括上世紀60年代的廉租屋計劃、70年代的居者有其屋計劃、80年代的長遠房屋策略、90年代的夾心階層住屋計劃。
1997年香港回歸後，公屋政策成為特區政府房屋政策中的重要部分。來自香港特區政府房屋委員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3月31日，約214萬人(佔香港總人口約30%)居住于公屋單位，而公屋單位的數目則約為789300個。
2006年，芳姐一家正式入夥新型的高層公屋美如樓，一家六人住三室一廳，每個月的租金是3500港元，遠遠低於區內同樣條件的私人住宅。從客廳窗口向東俯瞰，幾片整齊的房屋多數是公屋，包括大坑東邨、南山邨等。
時過境遷，石硤尾公屋周邊的配套生活設施也一應俱全。芳姐說，以前沒有街市，都是在路邊有人擔著菜來賣，現在不僅有街市，還有市政大樓，圖書館、福利處、長者中心，什麼都有。她每天都去石硤尾居民服務中心給會員派飯，熱心義工活動，回饋社會，家裏的墻上貼滿了傑出義工嘉許狀。
“還好房子夠大呀，不然獎狀都無處貼。”芳姐笑道。
住屋空間和條件改善的芳姐沒了後顧之憂，還開始儘自己所能地行善。每個月，她都從特區政府發放的“長者津貼”中省下兩百多塊錢，連續5年助養一名來自內地陜西省的小女孩，計劃一直供到她上大學。
深水埗區議會議員陳國偉對記者說，過去人們提到石硤尾，都覺得居住環境不佳，但現在有了很多新的氣象，也多了很多小朋友，整個面貌都不一樣。
為真正有住屋需要的人士提供協助，一向都是特區政府房屋政策的重心。2017年，特首梁振英的施政報告指出，在2016-2017年度起的5年內，將興建約7.18萬個公屋單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對中新社記者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在公屋方面做了很多功夫，也遇到過一些障礙。要保持供應量，特區政府需打破限制，比如對未開發土地要有估算，例如盤活棕地和農用地，要改變產權僵化的現狀，對改建用途等有所規劃。(完)
[責任編輯：郭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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