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力：中國模式的巨大政治優勢

　　原標題：凝聚力：中國模式的巨大政治優勢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費正清帶領史華慈、布蘭特、趙國鈞等年輕學者在哈佛大學開創了系統的中共學，提出了有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的重要觀點，積極主張承認新中國。費正清等人的中共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和政治影響。1955年，費正清等在哈佛大學正式成立東亞研究中心，標誌著美國學界以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研究為核心的中國學正式形成。哈佛大學成為“國際中共學”研究和比較共產主義研究的學術重鎮。從此，哈佛大學的中共學持續發展，一代代學者接力研究，在國際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

　　費正清

　　中共滾雪球式的迅猛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組織奇跡

　　費正清代表的哈佛大學中國學的核心研究對像是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費正清認為，不理解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共產主義是美國對華政策接連失敗的重要原因，是“失去中國”的根源。費正清希望美國政界、學界、社會公眾真正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費正清這樣定位自己的工作：“描述共產黨的發展，而且為她的力量和前途辯護，這是我每天都要碰到的問題。”1949年10月，他參加美國國務院的對華政策會議，強調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認為美國對華關係與其說是對一個國家的關係，不如說是對一場革命的關係。他認為對國民黨的援助只能加速其失敗，不過是“死亡之吻”。費正清把當時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定位為美國與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沒有把中美關係看成是一般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他認識到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特殊性，認識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對中美關係的重大影響力。

　　費正清反對美國政府對中國革命、中國共產主義的敵視。由於西方媒體有關蘇聯共產主義的各種報道，美國一些民眾對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黨印象不佳，認為共產主義代表著極權專制。相當多的美國人把對蘇聯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認識轉移到了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身上，想當然地敵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費正清認為，這種敵視對美國非常不利。由於對中國共產主義的不理解，美國在犯了“失去中國”的錯誤之後，又在朝鮮問題和越南問題上犯了類似的錯誤。敵視中國共產主義，錯誤出兵侵略朝鮮和越南，給美國帶來了巨大損失。他力圖使美國政府和公眾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

　　費正清很早就對中共充滿信心。1946年下半年，費正清預測共產黨一定能奪取中國政權。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他就開始關注中國共產黨。起初，他對中國共產黨沒有信心。1934年10月，在寫給史沫特萊的信中，他說：“我不相信共產主義會對這個國家有幫助，因為，這裡沒有人能夠實踐共產主義，共產黨人也不行。”1942年10月，剛到重慶不久，費正清對當時局勢變化的預測是：“戰後爆發內戰的可能性不大……共產黨很可能為國民黨所摧毀。”其後不久，費正清對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他開始認識到共產黨很有前途，共產主義在中國有吸引力。

　　他主張從中國革命的特點出發研究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是強大的，“（中共）滾雪球式的迅猛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組織奇跡”。費正清曾據此分析美國干涉中國革命的“局限性”：“我們要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我們或許可以延緩或者加速中國革命，但我們無法阻止。”他比較分析了國民黨的所謂民主和共產黨領導的民主，認為“共產主義的宣傳更受歡迎，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比國民黨的民主更有吸引力”。

　　這一時期，費正清基本上還是較為籠統地談論共產主義，沒有具體區分共產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也沒有區分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當時中共領導的革命仍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費正清等學者一般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統稱為共產主義運動。儘管如此，費正清看到了中共領導的革命的前途。他認為共產黨善於組織發動群眾。“共產黨人以史為鑒，與農民保持了緊密的聯繫。這個黨深入鄉村，發動群眾。這是國民黨和日軍難以想像的。”費正清認識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必勝”的歷史趨勢。隨著與周恩來、聶榮臻等中國共產黨人的接觸，他對共產黨的了解越來越深入。在自傳中，費正清提到，“在重慶期間，我對中國革命精神、革命號召力和革命的方式有了深刻的認識，確信這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必將勝利。”這裡他所談到的革命，已經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

　　史華慈

　　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理論主體性

　　史華慈是費正清在哈佛大學指導的博士生，畢業後留校從事中共研究，終其一生，專注中共思想史研究。史華慈在博士論文《毛澤東崛起之前的中國共產主義》中明確提出了“毛主義”概念，認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1952年，布蘭特、史華慈和費正清編著了《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論證中國共產主義形成發展的過程。史華慈、費正清的“毛主義”論突出強調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理論的創新性，認識到了中國革命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列寧主義理論的吸收和發展。

　　史華慈強調中國革命的主體性。中國革命是對中國共產主義基本性質的判斷，也是美國政界、學界等關注的熱點問題。二戰後，美國政府面臨著對華政策的調整，政界、學界、新聞界有過多次有關對華政策的爭論，中國共產主義的基本性質是其中重要的問題。當時，政界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共產主義是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是莫斯科的陰謀，北京是莫斯科的傀儡。他們擔心：如果中共在這場鬥爭中取勝，中國就將變成蘇聯的傀儡，蘇聯就會在實際上控制亞洲。費正清認為，發生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不是蘇聯的陰謀，是毛澤東等人自主開創的“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史華慈通過“毛主義”概念突出強調了中共革命的自主性。他提出，“毛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聯姻的結晶，但這個新生兒一定是有自己的獨立性”；“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有主見的開拓性的理論家，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內有自己獨立的理論的自主權”。他還明確提出了中共的理論自主性和理論獨立性這些重要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創新發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論，具有革命理論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史華慈和費正清認為中國革命不是由外部傳入的，不是蘇聯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正是他們提出要區別對待蘇聯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主義，主張不同的對蘇政策和對華政策的理論依據。

　　史華慈認為，中國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僅發生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不是蘇聯的陰謀，而且“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具有強大的中國性。史華慈深入研究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49年，史華慈在《遠東觀察》雜誌撰文《馬克思和列寧在中國》，定義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使馬克思主義適用於中國的實際和文化”。史華慈看到了中國文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重要角色，強調了中國文化和中國實際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結合的兩個主要方面，其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較為全面。

　　史華慈和費正清在西方學界較早地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系統性研究。他們強調了以中國文化和中國實際為基礎的中國革命理論的主體性，這種認識和態度代表著西方學界的認識深度和研究水準。

　　麥克法誇爾

　　高層領導集體的凝聚力強大是中國模式的巨大政治優勢

　　麥克法誇爾曾是費正清和史華慈在哈佛大學的學生。1960年，他創辦了國際學界中共和中國研究權威刊物《中國季刊》，1983年開始擔任哈佛大學政府係教授，著名中共研究專家，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麥克法誇爾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模式與中國現代化走出了自己的新路。1963年7月，他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主辦的《國際事務》雜誌發表的《中國模式與發展中國家》一文中較為深入地探討了中國模式的特點，認為其“對發展中國傢具有重大意義”，提出“高層領導的凝聚力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主要優勢。無疑中國的這種凝聚力非常強，這是使這個共產黨國家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一個關鍵因素。”這是當時國際學界的熱點問題之一。

　　麥克法誇爾在國際學界較早討論了中國模式和中共凝聚力。他研究了近代以來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探索現代化模式和道路的過程、經驗與教訓，他提出：中國人必須自己創造自己的發展模式；高層領導集體的凝聚力強大是中國模式的巨大政治優勢。他也贊同一些美國學者提出的美國政治和現代化模式不適合中國這一重要觀點。

　　傅高義

　　改革開放決定中國命運

　　傅高義曾接替費正清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他從社會學視角入手研究中共。上世紀80年代，傅高義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向世界解讀中共改革開放政策。

　　傅高義在專著《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中用“綱領”來表示鄧小平的執政理念。他認為，鄧小平有自己的治理模式，他總結了鄧小平執政和再造國家的綱領，認為鄧小平強調“權威和紀律”。傅高義總結了鄧小平治理模式的一些基本原則，認為其綱領包括：說話辦事要有權威、政令統一、實事求是、大膽試、大膽闖等諸多方面。

　　裴宜理

　　中共的群眾路線是“對群眾的感情動員”

　　裴宜理是國際知名的研究中共黨群關係的學者，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現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她概括總結了中共群眾工作的“感情動員模式”，較為客觀地分析了中國共產黨與群眾的密切關係。

　　在《感動群眾：中國革命中的情感工作》一文中，裴宜理從感情紐帶視角分析中共與群眾的關係：認為中共的群眾路線是“對群眾的感情動員”；中共“系統地發展了情感聯絡工作”，“情感工作是中共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因素，也是和國民黨的一大區別”，而且“在戰爭時期形成的情感工作模式在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仍然發揮重要作用”。她認為，毛澤東在共產主義革命中注入情感活力，“毛澤東深知人性心理的重要性——包括知識分子精英的心理——他在著作中深入考察了心理在革命中的作用。在理解馬克思主義一個重要詞彙‘階級’時，認為情感身份認同比客觀經濟地位更為重要”。裴宜理還認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了自己的“民本主義”，強調為老百姓謀實惠。

　　裴宜理認為，無論中國的政治歷史還是當代的政治，都有許多非常積極的東西，比如中國注重基層組織建設，關心大眾教育、關注大眾福利等，不妨把這些寶貴的政治傳統作為未來政治發展的資源之一。中國的傳統統治模式是一種極富彈性的管理實踐模式，即“務實主義”治理模式的歷史傳統。雖然這種治理技術還是一種新興事物，但是其運用的基本技巧卻並不新鮮，在中國歷史傳統中一直存在。因此，中國的體制有很強的自我創新和適應能力。

　　賽奇

　　中共具有強大的治理能力

　　賽奇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共治理。賽奇和另一位學者阿普特引入了柏拉圖、福柯、布迪厄等人的理想國、話語、象徵資本、話語共同體等概念分析延安時期中共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賽奇和阿普特認為延安是“理想國”，是“符號空間”。他們把毛澤東比為柏拉圖並加以比較，認為毛澤東在構造自己觀念領域的理想國，他的理想國和柏拉圖的理想國有所不同，“毛澤東的理想國接地氣，後來才成為具有內在原則邏輯的政治模式，另外，毛澤東是認真向農民和工人學習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通過理想國建構，“延安變成了一個能夠吸引和動員中國年輕人的磁鐵”。

　　賽奇從西方治理理論的視角研究了中國的治理與政治發展，認為中共具有強大的治理能力。2014年8月，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他又明確表示，在現代治理體系上，中國不能照搬別國的政治體制。

　　約瑟夫·奈

　　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軟實力

　　約瑟夫·奈是國際學界知名的軟實力理論學者，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都已經有了強大的軟實力。中國共產黨的軟實力是這個政黨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黨員和群眾自願跟隨的能力。把軟實力與硬實力結合好，就是巧實力。

　　約瑟夫·奈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經濟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這是中國共產黨軟實力和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此外，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如儒家文化也是中國共產黨軟實力的重要來源。中國共產黨正在掀起的反腐運動就是一個說明軟實力的很好例子。黨的一些幹部腐敗嚴重損害黨的軟實力，反腐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黨的軟實力。反腐意味著官員要為老百姓服務，要使老百姓共同富裕起來，這種思想也來源於儒家傳統文化。可以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文化領域最大的軟實力。

　　約瑟夫·奈認為，中國會變得越來越富有。隨著中等收入人群的增多，民眾參政議政的意願也會隨之提高。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要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中國可以找到一種新的方式，不僅僅是自上而下的管理，還要更多地傾聽民意。

　　約瑟夫·奈認為，中國如果讓國際社會充分理解“中國夢”是追求和平發展的，並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中國夢”就將成為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巨大軟實力。中國與國際社會尤其是周邊國家應增加信任，減少誤解。軟實力可以在國際關係中發揮積極作用。

　　福山

　　中共具有強大政黨治理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

　　福山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近幾年，他把學術重點轉向中國政治和中國共產黨研究，他的基本理論框架認為國家、法治、民主責任制三者的平衡是善治的基本要求。他比較了中美兩國政黨政治，認為中共具有強大政黨治理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而美國在這方面則欠缺，政黨能力弱，國家能力弱。中國在法治和民主責任制方面仍有很大發展空間。美國現在法律太多了，民主異化成了否決主義，國家能力較差，政府效率較低。他還認為，如果中國法治和民主有更好的發展，那麼中國模式可能就是美國自由民主模式的替代。

　　費正清、史華慈、麥克法誇爾、傅高義、裴宜理、賽奇等幾代哈佛大學學者的中國學的核心是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研究。這也是美國中國研究的重點和熱點所在。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的解讀是世界性的難題。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費正清及其後繼者在哈佛大學成功開創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際中共學研究。他們的學術和政策研究生涯可以用費正清在其七十歲生日時對自己事業的生動總結來描述，“在世界上最偉大的革命與最偉大的大學之間取得有利地位”。他們做到了。在他們的努力下，哈佛大學成為了國際中共學的學術重鎮，對中美關係的發展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