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創始的那天就頗多曲折。如今在上海最為繁華的新天地附近，那座低矮的石庫門建築日日遊人如織，人們在附近喝完下午茶，總想來這裡轉轉。但96年前，“開天闢地的大事變”發生，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裡舉行，卻由於法國密探的干擾，不得不移到了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進行。
那只是一連串困難的開端。即便以最為簡略的歷史框架看黨史，中國共產黨也已走過3個非凡的階段：革命、建設與改革。這其中，既有長達28年的浴血奮戰，也有教訓慘重的坎坷時期，更有過被開除“球籍”的危險。在只有13位代表的中共一大，在“小米加步槍”的年代，在遭遇封鎖的歲月，誰也難以料想今日超過8900萬黨員的執政黨盛況。
但正是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在砥礪奮進的建設中，在銳意創新的改革中，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96年過得既快又慢。屹立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度過了漫長歲月的政黨，但“中國共產黨”這5個字的內涵與外延，卻又複雜得難以名狀。無論從縱深的歷史視角，還是從橫向的對比視角，如何看待中共，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課題。
一遍又一遍，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面對外界的好奇——它是如何帶領13億人民，走上今天這復興之路的？
正如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萊特，96歲的中國共產黨當然有著無數面孔。本文所分享的，是一種簡單的視角。畢竟，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遠沒有結束，而中共提供著方案。
選擇道路，選擇未來
事後諸葛亮，比做諸葛亮要容易得多，正如倒推成功的原因，向來比成功本身要容易得多。
今天我們可以對世界說，中共在出發之際，就選擇了一條正確的路。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以一本厚厚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引起廣泛關注。這本書認為，資本主義體制是當今世界經濟危機不斷擴大和深化的根本原因。
皮凱蒂很容易在歷史中找到共鳴。因為當年那本叫《資本論》的書，矛頭最早指向了資本主義體制。上世紀初，這本書被引進中國，它與《共產黨宣言》及其代表的共產主義信仰一道，成為燎原的火種，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中熊熊燃燒。
年幼的中共面前，並沒有現成的道路。馬克思指出了人類的終極命運，卻沒有指出可以抵達的每一個路標。
馬克思主義誕生後的漫長的百年中，中國歷史的馬車行駛在沒有道路的原野上，壓出或深或淺的車轍。救國救民，國民黨試過，失敗了；軍閥們試過，失敗了；只有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取得一個又一個成功！
有著500年曆史的社會主義主張，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實踐到多國發展……最終發現，中國這片東方的土地是最適合它的。社會主義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開闢了具有高度現實性和可行性的正確道路。
尋找這條道路的過程，正是中共不斷自我革命的過程。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不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而是不斷根據時代與任務的變化，主動贏得蛻變與涅槃。古語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這個曾經領導人民武裝革命的政黨，在帶領全國人民建設國家的路上，取得了讓世界矚目的成就，證明自身具有牢固的執政基礎和強大的治國理政能力。
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從六個時間段分析了社會主義思想從提出到現在的歷史過程，即空想社會主義產生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並實踐社會主義，蘇聯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我們黨作出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真實坐標。
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來自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來自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來自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來自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把握。
習近平指出：“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道路是多麼不容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黨和人民曆盡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
他山之石，他黨之讚
站在96年的時空坐標上回望，從興業路到井岡山，從延安到西柏坡，從北京到全球……中共深深紮根于最接地氣的基層，卻也閃亮于最為高端的世界舞臺中心。
那麼，在如今的世界中，中共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在對比與對話中，可以找到中共在世界的方位。
對很多政黨來說，中共是學習的對象。從這個層面上說，中共許多制度探索與創新，具有世界性意義。
今年2月，西班牙執政黨人民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仿傚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確立的黨內監督機制，設立人民監督辦公室，加強黨內治理，強化內部機制建設，接受社會各界的檢舉監督。出席大會的巴亞多裏德人民黨代表胡安·卡洛斯表示，在人民黨內部，黨員私下裏會談起中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認為這個機構在中共十八大後的成績令人欽佩不已。
對很多政黨來說，中共是值得尊重的好朋友。
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行政書記伊格納修斯·喬姆波對此感受頗深。他感慨說，與非洲一百年前接受發達國家殖民時被灌輸的理念相比，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張，在理念上就有著天壤之別。
對許多國家來說，中共是很好的對照。
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對比了中國與丹麥的不同。他說，丹麥有11個政黨，每次做決定都要大部分政黨的同意；中國的政黨制度很適合中國的國情，非常有利於決策的執行。“而且今天中共黨員更為年輕化，受教育程度更高，知識和能力更強，這是非常重要的。”
最讓世界認可的，當屬中共帶領中國人民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績。前不久，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承認，中國取得了很大成就，推動5億中國人民擺脫貧困並邁入了中產階級。這個數字與說法雖不盡正確，談到的趨勢卻是各國的共識。
面向未來的中國共產黨，始終與世界各國政黨保持著暢通的溝通。
來自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數據顯示，每年有300多個外國政黨組織和中共代表團進出國門，既交流治國理政經驗，也探討國際和地區問題的解決之道。而海外對中共的興趣，始終不斷。“中國研究熱”“中共報道熱”不斷興起的同時，外國友好政黨與中共交往的興趣和願望日益迫切。
“我了解到至少在中歐地區，有很多年輕學者研究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很年輕，因為這是一個新的話題。”匈牙利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馬都亞說，如果有人想要理解中國，他必須要理解中國共產黨。
英國康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一直關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問題研究。他的著作《大國雄心》，聚焦于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選擇的完全不同於西方的發展道路，以及這種中國式發展道路可能對世界產生的更大影響。“隨著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更深，我看到，中國共產黨願意以開放的姿態面對世界。”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則昭示出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和主動探索。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評價說，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世界眼光，這種世界眼光不是看看而已，看了會想，想了會做抉擇。
從嚴治黨，從根治起
權利與義務向來對等，責任越大，要求就越高。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認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的這段分析，切中要害。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將全面從嚴治黨放到“四個全面”的戰略高度上，體現的正是這個執政黨在深思熟慮之後，對自身提出的極高要求。
制度創新，成為中共的必然選擇。中共上下早已取得的共識是，只有紮緊制度的籠子，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運動式”的舉措只能震懾一時，而“法治”比“人治”更可靠。
反腐從治標走向治本，在過去幾年中不斷引起外界矚目。在反腐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的指導思想之下，打虎、拍蠅與獵狐成果卓著。習近平今年初總結指出，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築，黨內政治生活呈現新的氣象。
讓人印象尤為深刻的，則是中共在全面從嚴治黨中，大力推進了黨的制度建設。
巡視制度是其中的典型。中共邊實踐邊總結，不但實現了黨的歷史上首次一屆任期內中央巡視全覆蓋的目標，還將經驗上升為制度，于2015年出臺《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更讓外界驚訝的是，中共始終堅持著總結和提煉，今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於修改〈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的決定》，而此時距《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印發還不足兩年時間。
黨組織的作用，也隨著制度的完善而越來越大。《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試行）》出臺不久之後，新浪、百度、小米等著名網際網路企業，紛紛設立了自己的黨組織。中共推進的這一改革創新，開始在實體部門中取得“一竿子到底”的組織保障。
十八屆六中全會更是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並將“全面從嚴治黨”首次寫進中央全會文件，從而把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正式上升為全黨意志。
而在過去幾年中，得到實踐檢驗的好做法，普遍迅速完成了制度化、常態化，成為全黨上下需要遵守的規章制度。例如，在“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取得成功經驗後，今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的意見》。
數據顯示，十八大以來，共有50多部黨內法規陸續出臺或修訂，不斷夯實著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基石。
2014年2月，習近平提到了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的一個“預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如今看來，中共的制度的確日趨完善，卻又永遠在路上。
幽靈不滅，理想不息
無論何時，講述中共的故事，都得從一個幽靈說起。這源自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那句著名的“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這個幽靈，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為之奮鬥。
著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可能還想加一個視角。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他這樣寫道：“國家並不受困于自己的過去，但在許多情況下，數百年乃至數千年前發生的事，仍對政治的性質發揮著重大影響。如想弄懂當代制度的運作，很有必要查看它們的起源以及幫助它們形成的意外和偶然。”這裡一語道破的是，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其傳統有著難以比擬的重要性。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強大文化基因，黨和人民偉大鬥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所迸發的持久文化動力，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所指向的科學文化方向，這三者，共同建構並體現著中共的文化自信。而這個執政黨的政治文化，也在歲月的磨洗之後，重新展現出最樸實、最初心的一面。
叫聲“同志”，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在去年引起全黨上下的高度重視。過去，“逢長必叫、叫大不叫小”的官場作風也曾盛行一時，如今，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堅持黨內民主平等的同志關係，黨內一律稱同志。”
稱呼背後，體現的是對“官本位”的糾偏。政治生態的惡化，往往從“小事”開始，而相互稱“同志”，促進著8900多萬黨員之間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提醒黨員時刻注意自己的身份，和黨內同志間的平等意識。
這個政黨的進步，則始終依靠學習。在一個有著13億多人口的大國長期執政，面對著太多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的事，中共對自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是以，從延安時期到現在，“本領恐慌”始終激勵著共產黨人奮發學習。從政治局集體學習，到各級黨校培訓，從國內考察，到海外調研，中共黨員的學習路徑多、範圍廣，依靠學習走向未來。
而這些歸根結底，都是中共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部分。一個學習型政黨，一個眼光長遠的政黨，一個帶領全體中國人民走上復興之路的政黨，始終應當將執政能力作為審視自我的重要維度。
作為歷經磨難與奮鬥的執政黨，中共不光有自信、初心與進步，還有矢志不渝的理想。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的精神之“鈣”。
“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習近平曾感慨說，“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7年07月01日 第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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