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蘭驚雷
——揭秘中國核子試驗基地(上)
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週年之際，中央軍委首次頒授軍隊最高榮譽“八一勳章”。中科院院士、“兩彈一星”元勳程開甲，是首批“八一勳章”獲得者中最年長者——授勳兩天后的7月30日，親友為他慶祝了百歲壽辰。
程開甲是中國核武器研究的開創者之一，核子試驗技術總體負責人。
他的名字，與中國核子試驗基地緊緊聯繫在一起。
位於死亡之海羅布泊腹地的這座基地，有著一個美麗的名字——馬蘭。馬蘭是一種生命力頑強的野草，能在最貧瘠的土地上絢爛綻放；馬蘭基地是一座數十年不為人所知的隱秘所在，卻爆響了震撼世界的驚雷。
從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1996年中國進行最後一次核子試驗，30多年的時間裏，包括程開甲在內，前前後後曾經在這片戈壁灘裏參加核子試驗的基地官兵和技術人員不下10萬人。這是一群默默無聞的“馬蘭人”，由於工作的特殊性，數十年裏，極少有關於他們的報道。
但是，“馬蘭人”的功勳，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不會忘記。現在，隨著檔案的陸續解密，我們能夠講述一下“馬蘭人”和馬蘭基地的故事了。
從敦煌到羅布泊
從敦煌到羅布泊
“有一個地方名叫馬蘭，你要尋找它，請西出陽關，丹心照大漠，血汗寫艱難，放著那銀星，舞起那長劍，擎起了艷陽高照晴朗的天……”
這首《馬蘭謠》記錄的就是被譽為“共和國原子城”的戈壁綠洲馬蘭的故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馬蘭爆炸成功。
而在被確定為核子試驗基地之前，這裡並沒有專門的名字，只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戈壁灘。
中國核子試驗基地最初的選址，其實不是這片無名戈壁，而是早已聞名於世的敦煌。
20世紀50年代，新生的中國，一直被籠罩在核恐嚇的陰雲中。
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錢三強等人被請到了中南海的豐澤園。
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專門研究發展我國原子能事業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他開門見山地說：“今天，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就原子能有關問題請你們來上一課……”
這一天，中國開始了研製核武器的艱巨而又偉大的征程。
研製核武器，不僅要從零開始造出原子彈，這顆原子彈必須炸響才算成功。這也就意味著，在核武器研製的同時，就必須要找到一塊足夠廣大、足夠荒涼的核武器試驗場。
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指示：“關於導彈基地、原子彈試驗基地選場問題交給陳錫聯，他是炮兵司令，這幾年跑的地方多。選好了交給工程兵司令陳士榘，由他的工程兵負責建。安排部隊的事情，榮臻同志多操心，最好是成建制拉過去，這樣利於保密。”但實際執行中，前期原子彈試驗場的選址工作，主要還是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進行的。
在勘察過青海西部、內蒙古西部、新疆東南部等多個地區後，蘇聯專家建議把核子試驗場設在敦煌西北地區。
1958年夏秋之間，一群身穿便衣的軍人悄悄來到了敦煌，在古陽關外的大戈壁上安營紮寨。
幾天以後，一位中央的“大人物”也來到這裡，此人正是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
在鳴沙山下，彭德懷秘密接見了這支隊伍的兩個負責人：隊長張志善和政委常勇。
張志善報告說：“我們是0673部的。”彭德懷當時就笑了，說：“你們對我還保密啊，0673就是原子靶場嘛……”
這段對話的背景，是中央軍委當年4月決定組建兩支隊伍：0673部隊負責建設原子靶場，0674部隊負責建設原子倉庫。這兩支隊伍裏的很多幹部都來自於商丘步校，常勇是學校的政治委員，張志善是副校長，接到任務以後，學校的幹部一分為二，一半去0673，一半去0674，常勇和張志善都被分到了0673部隊。
到了1958年10月下旬，敦煌地區的勘察工作基本結束。時任工程兵司令員的陳士榘帶領工程兵設計院、總後營房部等單位組成的工作組以及蘇聯專家到現場勘察，最後確定了各場區的位置。爆心定在了敦煌西北方向130∼150公里處，指揮區距爆心60公里。
敦煌核子試驗基地即將動工，0673部隊部隊長、核武器試驗靶場主任到任了。他就是戰功赫赫的張蘊鈺。
張蘊鈺1937年參加八路軍，同年入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歷練成長，從普通一兵直至軍副參謀長。抗美援朝期間，15軍在上甘嶺打出威名時，軍參謀長正是張蘊鈺。歸國後，張蘊鈺任第三兵團參謀長，經陳賡大將推薦，就任0673部隊的主任。
在對靶場位置進行實地考察後，張蘊鈺惱了。
現為總裝備部政治部創作員、一級作家、大校軍銜的彭繼超曾在馬蘭基地工作生活33年，走訪了數位“馬蘭人”，也寫下了一系列核工業題材的作品。
他告訴記者，張蘊鈺曾跟他詳細說起過這段往事。
張蘊鈺堅持認為，敦煌不合適作為原子靶場。他的考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華瑰寶，核子試驗像地震一樣，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寶貝給震沒了，這可是負不起的大罪過。二是沒有水源，松土層太厚，而核爆炸產生的煙塵太大，煙塵太大就會隨風擴散，造成核沾染區。三是試驗當量太小，只能試驗2萬噸TNT當量的原子彈，顯然不能滿足中國核事業發展的需要。
據後來的核子試驗基地司令員張志善說：“張蘊鈺同志問為什麼選在這裡，我說蘇聯專家定的，能搞2萬噸。張蘊鈺同志說，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張蘊鈺馬上將自己的意見向中央書面上報。說來也巧，中央同時接到了蘇聯一位專家的來信。原來，蘇聯專家也有不“坑人”的，信中說敦煌不適合建場，建議將靶場中心區移到羅布泊地區。
結合張蘊鈺的報告和蘇聯專家的來信，中央同意核子試驗基地重新選址，就定在羅布泊。
1958年12月24日，張蘊鈺帶領勘察小分隊從敦煌出發，經玉門關向西，向羅布泊疾馳而去。直到次年春天，疲憊的勘察隊員們終於在乾旱的羅布荒原發現了清冽的博斯騰湖。
張志善當時起草了一份電報給中央，電報上寫道：“這裡土地肥沃，能種菜、種糧，這裡水源充足，水是甜的，還帶有香味……”據說，萬毅看到電報後笑著說：“水還帶香味，他們都成了詩人啦……”
最終，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內，羅布泊西端的10萬多平方公里被劃定為中國唯一的原子靶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積47萬平方公里，比英國還大，而核武器試驗場的面積有10萬多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個江蘇省的大小。
原馬蘭基地司令員馬國惠告訴記者，之所以圈定10萬平方公里這麼大的面積，和原子彈、氫彈的破壞半徑有關，“300萬噸氫彈的安全半徑為150公里，這樣算來就要有大約9萬平方公里，所以10萬平方公里的軍事禁區是完全必要的。”
作為原子靶場，這裡堪稱完美：地廣人稀、遠離城鎮、有水源且不在地震帶上。
基地位置確定的同時，生活區也獲得了一個“詩意”的名字：馬蘭。
馬蘭之名，來自在這裡旺盛生長的馬蘭草。部隊選的生活點，原來是一片鹽鹼湖，一條天然水溝從中流過，兩旁長滿了馬蘭草。初夏時，基地領導在此規劃藍圖，正值馬蘭花盛開，張蘊鈺提議，大家一致贊同，此地就命名“馬蘭村”。
1959年6月13日，總參謀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場改稱核子試驗基地，這一天，就是馬蘭基地成立的日子。
那時的馬蘭基地，連一間像樣的房子都沒有，先期到達這裡的指戰員們，自己動手挖了地窨子作為臨時的住宿和辦公場所。馬蘭基地的第一次黨委擴大會就在一個地窨子裏召開。
當時，一窩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樑上破殼出世。張蘊鈺提醒每一個來開會的人：把腳步放輕，嗓門壓低一點，別驚擾了燕子。
許多年後，當彭繼超向張蘊鈺提起關於一窩燕子的小插曲，老人說：“大漠上有這些小生命，不易。”
那一天，中國核子試驗基地波瀾壯闊的工程偉業，就在燕子的呢喃聲裏宣告誕生了。
紮根荒原
1960年初，上萬名解放軍官兵、工人，從四面八方雲集戈壁灘，馬蘭核子試驗基地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正式開始。
大批物資、精密儀器和貴重設備不斷從全國各地調運到試驗場，正當此時，以導彈、原子彈為主要標誌的國防尖端項目“開工”還是“下馬”的衝擊波，卻從內地傳到了這裡。
中蘇關係破裂，是這段波折最重要的導火索。
1957年，正在蜜月期的中蘇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協定》規定：蘇聯援助中國研製原子武器，其中包括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樣品和圖紙資料。
這一協定的執行在簽訂之初還比較順利。但是，當1958年蘇聯提出要在中國建立由蘇聯控制的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的要求遭到拒絕後，蘇方對該《協定》的執行表現出不積極態度。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1960年，蘇聯撤回了全部在華專家。
中蘇關係的突然變故，給中國建設事業造成重大困難，特別是核武器研製，幾乎要從頭開始。
“1961年的夏天，在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部門，產生了‘開工’、‘下馬’的激烈爭論。”彭繼超說。
主張“下馬”的，一是強調蘇聯的援助沒有了，二是認為導彈、原子彈技術高度複雜，僅僅依靠我國當時尚不發達的工業和落後的科技力量，恐怕難以造出“兩彈”，三是指出“兩彈”花錢太多。
根據彭繼超的了解，聶榮臻當時是堅決反對“下馬”的。他提出的理由是，“兩彈”研究已經有了很大進展，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大學畢業的研究人員，鈾礦資源也能滿足需求，特別是有一批愛國的科學家，所以這個事業不能放棄。他甚至公開說：“不搞出‘兩彈’來，我死不瞑目。”
針對日見激烈的爭論，聶榮臻簽發了一個名為《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直接上報給毛澤東。
當年10月，中央軍委決定：尖端要搞，不能放鬆。關於“開工”、“下馬”的爭論才止息。
曾經的政策波動傳播到千里之外的羅布泊，對剛剛幹勁十足地建設基地的官兵們來說，情緒上確實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彭繼超在《羅布泊豐碑》一書中寫到這一段。當時，甚至有上級機關的幹部來到馬蘭說：“原子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造出來，基地部隊可以去種地、放羊，機關可以搬到無錫去，等國家經濟好轉了再搞建設。”
一向溫文爾雅的張蘊鈺急了，他說：“我哪兒也不去，就在這裡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兩年不搞我等兩年，中國總要有原子彈！”
1961年前後，正值三年自然災害，基地進入最艱苦的時期。基地編制不得不縮減，部分幹部調走了，供給的標準也降低了。
不僅如此，由於基地車輛也少了，本來已經很少的口糧經常運不進來，張蘊鈺就帶著常勇他們往返20多公里，把口糧一袋一袋往回扛。
有時水供應不上，基地的人們半個月都不能洗澡，甚至用洗腳水蒸饅頭。
馬蘭基地的情況從1962年開始慢慢得到改善，1962年底，周恩來出訪亞非拉國家歸來，途經烏魯木齊作短暫停留。在一次晚餐中，周恩來站起身來說：“我們國家在新疆有一個原子武器靶場，他們在戈壁灘上條件很艱苦，任務很艱巨，希望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給予幫助，大力支援。”
周恩來的這幾句話，大大振奮了馬蘭基地的人們，也是對“下馬”之說最有力的駁斥。
基地缺少車輛的困難反映到中央書記處，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親自跟當時的北京市長彭真商量，決定把北京市剛領到的400輛“解放”牌汽車全部調撥給基地。
到了1962年，基地的建設工作又重新走入正軌。
負責兩彈工程的第二機械工業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兩年規劃”：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這個計劃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
為了強有力地領導我國尖端武器的研製，中央特別組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部門，叫做中央專委。中央專委的全稱起始叫做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後來隨著工作的發展改稱中央專門委員會，這個以周恩來為核心的中央專委全面負責兩彈工程。
兩年的時間爆炸一顆原子彈，任務相當緊迫，全國26個部委和20個省市自治區900多家工廠、院校、科研單位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會戰。
作為這場大會戰最前沿的馬蘭核子試驗基地，雖然廠區的道路、通訊工程、氣象站、軍用機場等基本設施建設已陸續完成，但真正的挑戰還在後面。
當年10月10日，錢三強在國防科委大樓裏向聶榮臻、羅瑞卿、張愛萍等領導彙報時說：“原子彈試驗是一個十分複雜、集多學科為一體的高科技試驗，僅就核子試驗靶場可以開展的技術項目就有幾十上百個，而這一個個項目都需要研究、定題，並在靶場進行技術工程的建設，這就需要有很強的技術力量，立即著手研究立項。”
也就是說，基地此時最缺的，是一支懂核技術的專業隊伍。
在那次會上，錢三強反覆提到一個人的名字：程開甲。
最初的攻關
1946年8月，英國愛丁堡大學來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國青年學者。
他每天除了吃飯、睡覺之外，都埋頭于實驗室、課堂和圖書館，同學們叫他“波克”，而他的房東太太不無惡意地給這個不善交際的東方人起了個綽號：“奶油棒冰”。
這個青年學者真正的名字叫程開甲。
1948年秋，程開甲獲得了博士學位，任英國皇家化學工業研究所研究員。聽到新中國成立的消息，身在海外的程開甲購買了研究所需的書籍，整理好行裝，1950年8月，他毅然放棄了國外的工作，回到浙江大學物理系任教。
1958年，程開甲改變專業，參與到南京大學核物理教研室的創建中，又接受任務創建江蘇省原子能研究所，第二年，他出版了《固體物理學》一書。同年，程開甲接到命令，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所(院)副所(院)長，參加原子彈的研製，從那時起，他和馬蘭基地結下了不解之緣。
1962年10月30日，程開甲來到國防科委大樓，出席張愛萍召開的辦公會議。在會上，張愛萍告訴程開甲，錢三強推薦他來挂帥，進行核子試驗靶場的技術準備工作。
程開甲沒有絲毫猶豫，他說：“現在需要人，需要有幾間房辦公，配置幾臺急用的儀器，建成一個比較全面的機構，我們馬上就可以投入工作。”
那次會議商議的結果是，中央立即組建核武器研究所(後稱21所)。
在錢三強的推薦下，呂敏、陸祖蔭、忻賢傑三個人來到21所報到。最初，他們和程開甲一起，擠在一個小辦公室裏辦公。
“核子試驗是大規模、多學科交叉的科學實驗，涉及的學科內容非常廣泛，而最初的時候，我們對核子試驗無論從理論還是技術上，所知幾乎是空白。”馬國惠說。
事實上，由於蘇聯的技術封鎖，當時僅有的資訊只有撤出前蘇聯專家片段的談話，以及1958年美國原子武器研究基地公開發表的《衝擊波》一書。
最初的摸索是非常困難的，此時，21所的第二批人員到來了。中央從大學和二機部等單位選調了20名技術骨幹到研究所開展工作。
本報作者 米艾尼
[責任編輯：張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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