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壁者：走近“核九院”的年輕人
編者按 “鑄國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是核九院人的核心價值觀，承繼已經三代人六十年。按照這裡獨特的“物理學式選拔機制”，留下來堅守的人都是“純金的顆粒”。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但，新一代面壁者已經無法回避山外的世界，他們有情有欲有血有肉。只是，他們的欲求不止于小確幸，他們更追求崇高感，更看重自我實現，他們的個人成長與國家發展實現了同頻共振，相互成就。所以他們是社會精英、民族脊梁。
什麼是人生贏家？財務自由、兒女雙全是一種，功成名就、著作等身是一種，閒雲野鶴、睡到自然醒也是一種。但這些都與九院人無關。
人有脊椎可以挺直腰板，基石穩固才能建起高樓大廈，但真正的脊梁和基石原本就是看不見的。
無需別的證明，奮鬥本身就是幸福，這是九院年輕人的幸福觀。你認為什麼才是幸福？大情懷與小確幸可以兼得嗎？在一個高速發展的國家，怎樣才能更好地自我實現？歡迎參加“強國一代大討論”，來信談談你的觀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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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院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對很多人而言，這裡不為人知。而事實上，這裡影響著這個國家的所有人。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被熟悉的人尊稱為“核九院”，這個中國唯一的核武器研製生產基地，實現了原子彈、氫彈、核武器小型化等一系列重大跨越。它保障和支撐著我國的戰略核威懾能力，是奠定我大國地位的“定海神針”。
在崎嶇重疊的西南大山環抱中，這支隱秘強大的科研力量已默默存在了近60年。于敏、錢三強、王淦昌、鄧稼先、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郭永懷、程開甲、彭桓武等“兩彈元勳”，曾戰鬥在這裡，用強大科研實力護佑著祖國的和平和安寧。
他們是大山深處的潛伏者，他們是真正的面壁人。
面壁經年，與塵囂隔絕，等到能公開身份時已是古稀之年，多位“兩彈元勳”未及登上國家最高領獎臺就與世長辭了，更有許多人奉獻一生，始終不被世人所知。
斯人已逝，名將漸老。面對波譎雲詭的全球大勢和建設世界強國的新征程，新一代的中國面壁者接續使命，他們是誰？他們是怎樣的一群人？
他們在改革開放和繁榮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出生，在坐擁全球風雲的網際網路世界長大，他們大多畢業于名校，但他們是否能如老一代科學家那樣“深藏功與名”，耐得住山溝裏的寂寞，繼承下那輝煌且沉重的執劍人衣缽？
2018年新春，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走進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走近“核九院”的年輕人。
駕馭神龍二號的人
“嘩啦啦啦”，一個大型的卷簾門應聲而起。給記者開門的，是身形單薄、穿著半舊夾克的80後何小中。
這個文弱書生是清華博士。
貌似“車庫”的門內，是一個足以讓人自嘆渺小的宏大空間。神龍二號，國家級實驗裝置如一條巨型的“神龍”盤踞在此，裹挾著奔涌而至的萬千能量。
在一個個像鋼鐵兵馬俑一樣列陣排開的供電裝置面前，何小仲介紹起神龍二號，眼裏暫態有了光——他就像這支龐大軍團的指揮官，信心十足。
他第一次來中物院是大四時，那是一個櫻花盛開的季節。九院的一切都被鑲上了粉紅的夢幻金邊。當時還是神龍一號，何小中被瞬間擊中：“如果我能在這裡……”
時隔11年的今天，他已經是神龍二號的駕馭者之一。何小中和這個團隊八九十位成員一起，在前人探索基礎上，完全自主地設計建造了這支“鋼鐵軍團”。
科研大國逐鹿天下。神龍二號是直線感應加速器，我國核武器閃光照相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何小中們站在核科技的最前沿。
美國研製的強流脈衝加速器目前能拍4張照片，但是脈衝跨度無法擴大。而神龍二號的技術路線是獨創的，可瞬間拍3張照片，與神龍一號結合也能拍4張。同時，在許多參數上要比美國裝置更強，性價比更高。“聽說美國即將新建類似裝置，也在參照我們的技術路線。”何小中很自豪。
神龍系列加速器的研製成功，讓我國加速器技術上了一個大臺階。“它的拍照功能，拿出其中一點點技術成果，就能大大改進核醫學CT設備。”何小中負責的一個項目，就是把加速器拍照技術民用化，“一旦批量國產化生產，人們上醫院拍加強CT的價格能便宜一大半”。
如果用當下網際網路創業市場的套路評價，何小中這樣的技術精英，應該是身家千萬上億，西裝革履在五星級酒店融資ABCD輪的“青年才俊”。
不過，用市值給這些年輕人和他們的事業標價，恐怕無論多高，都顯得廉價。
何小中每天進門，都經過一個簡陋的張貼欄，上面有一張照片：他的清華老校友王淦昌先生正在埋頭題字。
王淦昌是中國“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是世界鐳射慣性約束核聚變理論和研究的創始人之一。
大師雖去，風範永存。他一筆一畫的題詞是：“繼續努力，必須超過美國。”
80後山溝人
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深藏不露。一切偉大的事業，也是如此。
從綿陽出發，目標川北某縣。一路上的蜀地山水，即使三九天也旖旎碧綠，汶川特大地震時滾落的巨石與險坡依稀可尋。
再往前翻過幾重山，才能進入某研究所職工週一到週五的集體宿舍。科研生產地點還要再走數公里的山路，他們是“實打實的山溝人”。
而這兒，只是中物院人嘴裏的“老點”之一，年齡大一些的九院人很多都有“老點情結”。
一群又一群名校精英看了招聘啟事，前來勘察。到綿陽走了一批，到縣裏又走了一批，剩下的，發現到縣城後還得往山裏再走好幾十公里，又有一批忍無可忍地回頭離開了。
該所某研究室主任法濤，屬於逆流而上最終留下來的人。這位北大博士有一張符合中國人審美的國字臉，嘴唇抿得很有力，自帶一股遺世獨立的正氣。
一年365天，法濤和他的同事起碼220多天都遠離家人，工作在大山深處。
每個週五，天擦黑了，下班出山的大巴，首尾相接，在山高路窄的偏僻大山裏蔚為壯觀。
任務來了，很多人幾個月不能離溝。回家，是這裡最美的詞。所以，法濤的微信頭像就是嬰兒的臉部特寫：寶貝的小嘴微張，似乎在說，“快來愛我吧，爸爸”。
這些喜歡逆流而上鑽山溝的80後技術骨幹和室主任們，每個人都有炫目的文憑，都有廣闊的國際視野，選擇鑽入這崇山峻嶺，為什麼呢？
一所的胡建波是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的博士，後來在加州理工師從一位物理界的諾貝爾獎得主。
他是浙江人，本想去上海。一所的吳所長一句話就改變了他的人生：“這是一個核武器二次創業的機會，你來不來？”
去年10月，他帶著早稻田大學畢業的夫人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回到祖國，扎進了綿陽這座西部科技城。
位於綿陽的中物院大概適合各種不適應世俗的“呆萌”。這裡可以避開大城市病——手機上班就被鎖，沒有什麼蕪雜資訊干擾，開的車、住的房子都還不錯，想生老二也毫無經濟方面的擔憂。復旦博士楊志劍說起同學在上海，忙碌的工作節奏和緊張的生活壓力下，不敢生孩子，不能把老人請來身邊——立刻獲得很多同事的贊同。
這些凡俗的原因，是九院年輕人留下來的口頭理由：“我們這裡房價不太高，買得起大些的房子，幸福指數很高”“衣食無憂，後顧無憂，可以專心做科研”。
當更進一步走近他們，就能發現博士們選擇這裡的決定，或許來自別樣的觸動。
聚集在科研的“天堂”
七所牛津女博士徐晨將自己的人生抉擇放在了畢業旅行的最後。當時，渡輪正在橫穿英吉利海峽，周圍很靜只有濤聲。一次經歷跳入她腦海——
讀博時她和同學去看一場新電影，座位周圍都是英國本地人。黑暗中，她有事掃了一眼手機，馬上關了。可沒想到，後排的白人男性上來就在她頭上錘了三下。
徐晨流著淚想：如果是在自己的祖國，或者如果自己是白人，絕不會受到這種侮辱。
她在船上決定，要將職業選擇與強國夢合二為一。如今，29歲的她在牽頭研究核廢料的回收，手頭的科研經費已過千萬元。
七所的王歡，博士畢業于比利時的魯汶大學。他記得2008年中國發生了很多大事，大地震、奧運會。有一天，他的比利時同事忽然衝進實驗室高叫：“恭喜你，今天有3個中國人上太空了，你知道他們叫什麼？”忙於做實驗的王歡不好意思地搖搖頭。倒是這個“老外”得意地報出了神舟7號3位中國航太員的名字。
“在歐洲，你看一個人一天的工作基本就代表了他的一生。沒有太多激情，沒有波瀾壯闊，一眼能看到天邊。”王歡來到綿陽，所長尊重他：去成都基地，還是去溝裏？“既然來了，就去溝裏吧”。
南開本碩博9年，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分校兩年，雖背靠大山，三所的張龍對那些把國外生活工作描繪成彼岸世界的“傳說”嗤之以鼻。
受經濟不景氣影響，西方國家的科研經費撥款都在緊縮，搞科研的拿獎學金越來越困難。“美國學IT出來年薪15萬美元，化學博士後出來才4萬∼5萬美元。導向不是很清楚嗎？”
真想搞科研，大山環繞的中物院就是“天堂”。
在中物院流傳著一個“歸去來”的故事。祝文軍大學畢業來到中物院，5年後，他去復旦讀博，再去香港工作。可香港3年的時光令他發現，那裏雖然能接觸更多前沿內容，但是做材料的人太多。他又回來了，“我喜歡做獨一無二的事，而中物院具有獨一無二的科研條件”。
九院的博士們最自豪的是：高校老師想做實驗、拿數據，都要排隊找設備、借地方，而在他們這裡，有世界一流的設備、最棒的實驗室，不需要排隊等、費勁協調才能用！
不可避免地，海歸會有一些水土不服。但這些80後想得很清楚，他們沒有白皮膚和那些國家的基礎教育，很難登上他國的核心舞臺。只有在自己的祖國才可能進入科技的中樞，只有自己的祖國走向強大，才能把格局與底蘊賜予她的優秀子孫。
“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裡肯定不適合。”張龍說，但你想搞點事、幹事業，就不需要猶豫。
要求的越少，離真理越近
青海草原、戈壁荒漠、深山溝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同樣有一批活潑的年輕人，為中國核工業事業開疆拓土、留下偉業。
他們是核九院的奠基者，是那個時代新中國能夠調配的“最強大腦”。
朱光亞、鄧稼先、于敏、周光召們，那時正當年。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正是國家的一聲號召，他們便義無反顧：“搞個大炮仗，讓祖國真正站起來！”
這一代人，從科學家到管理者到技術工人，每個人都如同一個反應堆，放射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照徹了歷史的時空。
83歲的胡幹達老人仍然耳聰目明反應敏銳。在中物院，他當了近30年的辦公室主任，貼身服務過這些“兩彈元勳”。
網上有人說，新中國成立時一窮二白，如果把搞原子彈的錢都拿出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就不會有饑荒了吧？
老人說，實際上恰恰相反！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積貧積弱，核大國對我們進行核訛詐，核打擊一觸即發，中國處於戰爭的陰影中。當時的毛澤東主席決定中國加緊研製核武器，“我們也要搞原子彈！”
3年困難時期，九院的大多數科技工作者還在青海高原，饑餓、浮腫折磨著他們。彭德懷元帥聽說了，立刻打電話，讓海軍送來帶魚、陸軍送來綿羊，保證原子彈的研究工作順利推進。
“彭老總當然清楚，如果我們早有原子彈，抗美援朝的陣地上戰士就不會犧牲那麼多，甚至美國有可能就不敢來，原子彈是‘衛國重器’。”胡幹達說。
然而，核九院本來要迎來500個蘇聯專家手把手地指導核武器研製，但最後出現在北京的只是一個什麼關鍵技術都不說的“啞巴和尚”。而且蘇方很快就毀約了。剛剛支起的攤子，只剩下一群僅僅知道一丁點核原理的年輕人。那是1959年6月，為了記住恥辱，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就叫“596”，也稱“爭氣彈”。
“中國人聰明啊。”胡幹達老人說。1945年美國在廣島長崎扔下了兩顆原子彈“胖子”和“小男孩”，分別是兩種核爆的激發方式，一種是內爆式，一種是槍式。
在九院九所辦公大樓的走廊上，懸挂著一幅巨大的油畫。油畫還原了當年一次關於技術思路的爭論。周光召面向彭桓武，似尋求彭公評判，程開甲在其身後微笑不語。
中國的核武器研究路線，必須面對兩種路徑的選擇。那時候中國資金有限，時間倒計時，只能二選一。缺少前期試驗支撐，原理上都可以，所以兩種意見爭論異常激烈，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當時的李覺院長讓“技術大拿”朱光亞談看法。朱光亞那時也不到40歲，為人穩重，不愛說話。而一旦發言，總是擲地有聲。聽取充分討論後，他建議用內爆式。後來，中央拍板，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採用了這條路徑。
幾十年後，美國解密當年“胖子”和“小男孩”在日本爆炸的效用，承認內爆式更有效，證實了我們當初的判斷。
1996年全世界暫停核試之前，美國核子試驗1179次，中國只有45次。底子太薄了。胡幹達說：“但中國人聰明，定的目標是一次試驗多方收益。”把每一次試驗的參數掰開了揉碎了進行研究，我們積累了很多獨特的經驗，走出了一條中國自己的路。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而中國研製氫彈用時最短，更是創造了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驚人奇跡。封鎖、遮罩，都沒有阻擋當年的年輕人。
民間流傳著“于敏構型”的故事，說五大擁核國家的氫彈理論模型只能分兩類，中國的和外國的。中國能夠以最快速度實現從核裂變到核聚變的飛躍，關鍵是于敏的物理貢獻，他因此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
當然，九院以及于敏本人從不認同這個說法。對核工業人來說，西方那種個人至上的評價標準，不適合九院人集體奮鬥、協同攻關的狀態。
朱光亞對於敏的評價是：從材料、設計到構型，于敏對氫彈的成功研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一年，1967年6月17日，于敏的超強大腦飛速運轉，與九院的同志們一起讓氫彈的轟鳴聲響徹地球的時刻，他不過41歲。
于敏的名字，直到上世紀80年代獲得全國勞模時，才算真正解密。
在那一代核工業年輕人中，王淦昌算是年長的。他一來九院就是副院長，當時條件很差，51歲的他和九院其他院領導，一起住帳篷，而讓年輕的科技人員住條件稍好些的房子。
到今天，與世界並跑的鐳射打靶實現核聚變的設想，就是王淦昌1964年首先提出的。這一技術路線，後來被稱為“人造太陽工程”，影響了中國核工業幾十年，甚至關係到人類文明未來的千年大計。
鄧稼先也一樣，第一顆原子彈爆炸那年他才40歲。
因戰備需要，1969年九院整體從青海搬遷到四川，分散于川北群山之間。看過《馬蘭花開》的人都知道，鄧稼先與夫人許鹿希常年兩地分居。1980年代，許老師終於答應來鄧院長工作的綿陽梓潼看看。這是全院的喜訊。作為辦公室主任的胡幹達更是緊張興奮，他斟酌再三，決定把鄧稼先臥室的一張1.2米的單人床換成雙人床。
可鄧稼先進門一看，問，床怎麼換了？胡幹達如實交代，“從招待所搬來的，讓許老師睡得舒服點”。
鄧院長狠狠地看了他一眼，發出指令，換回去！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無我之後，方能有彪炳史冊的成就。後來，鄧稼先和于敏，他們都把獲得的屬於個人的獎金，拿出來獎掖中物院和高校的年輕學子。
莊子說，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蘇格拉底說，他要求的東西越少，他離神越近。此之謂也。
胡幹達說，中物院這棵大樹，是全國人民在最困難的時候，勒緊褲腰帶種起來的。有了“兩彈一星”這棵遮風擋雨的參天大樹之後，我們中國人才算徹底站起來，挺直了民族的脊梁。
兩彈一星，同樣把中國保送成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讓對中國欲下殺手的國家，不得不放下身段，甚至咬著牙前來握手。
正如習總書記說的，以戰止戰，能戰方能言和。這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
六十年，三代人
藍可是于敏帶的唯一的博士。在她眼裏，老師于敏思維敏捷、邏輯嚴謹，他深刻的物理洞察力、快速的數學計算能力和非凡的記憶力讓她驚嘆，“那是幾百年才能出一個的超強大腦”。
可為什麼于敏不帶學生？1980年代，于敏已是學部委員（即院士）。可十幾年間，他一直沒招到過一個博士生。
國之大業，沒有接班人怎麼行？
身邊的人分析：一是他要求太高，面試全沒過，報考于敏的學生成了“江湖上一個可怕的傳說”；二是原子物理類專業太冷門，第一等的聰明人，那個年代都下海經商或出國了。
大概要命的是第三，當了于敏的學生戶口沒保障，那個年月研究生是寶貝，落個大城市戶口輕輕鬆鬆，但九院並不保證能有北京戶口。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核九院與很多軍工單位一樣，走上了艱難的“軍轉民”的道路。胡幹達說，當年他們什麼都幹，洗衣機、電子管、房地產，各種合作各種嘗試。但九院人老實慣了，十樁生意九被騙，賠得多掙得少。最慘的是，人才大量流失，不少人去了綿陽市裏的長虹電器。
1991年6月，藍可操著四川普通話跟于敏打了個招呼。那是在煙臺養馬島的一次強鐳射研討會上，她知道，65歲的于敏剛剛淘汰掉兩個國內頂尖大學的男生。
“太緊張了！”第一次坐在圈子裏名聲赫赫的于敏對面，藍可滿心忐忑，“在濃密的眉毛後面，他的眼神太銳利了”。她本科是電子科大的，名氣比北大清華差遠了，他能選上我嗎？
博士考試成績出來了，藍可落榜。
沒想到，于敏卻說：你先來工作吧，考察一年，如果行，明年再給你一次考我博士的機會。
中國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大權威，千挑萬選要了個落榜生，還是個女的。很多人不明白。藍可說于敏跟她在一起只談工作，也從來沒有解釋過。
“他不會跟我談別的，說起社會上事情，尤其陰暗面，他馬上會打斷：不管那些，咱們只專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在與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見面這幾天，導師于敏身體不好，住院了，一度處於半昏迷狀態。
藍可去醫院看老師，從書包裏掏出一摞材料，“于老師，我們剛剛做了8發物理實驗，都很成功，我給您講講哦？”
她能感覺到，老師的眼皮一抬，那道銳利的目光直射出來。但同時警報也響了。監控儀顯示，于敏的血壓從140忽然飆升到208。
10分鐘後於敏的血壓才恢復。
“我們心意相通。”藍可說，老師就是為了科研而生的，“我也是。”
九院人說起藍可：人很瘦弱，但影響力很大，工作狂，女漢子，“像于敏”。
回想1991年的那次面試，也許，當理想的火苗最萎靡的時候，藍可的執著和簡單，就成了于敏最好的選擇。
藍可讀博進入九院九所，一個組15個人。後來，年輕人基本都走了：有人下海發了財，有人改換門庭，也有人出國留學，改了行。
她捨不得，“我就喜歡科研”。藍可最喜歡辦公大樓的走廊上懸挂著的一張巨幅油畫，是當年程開甲和周光召激烈爭論的場景。每次經過的時候，她都覺得很踏實，“我喜歡他們留下來的這種氛圍”。
“楊振寧在美國入了國籍得了諾貝爾獎，也不能接觸最尖端的武器領域啊。”胡幹達說。到了較量的最高層，拼的不光是技術，還有你背後的那個國家。
這句話，說到了很多科研人的心坎裏。20年後回頭看，藍可認為那些當年離開的小夥伴，選擇了下海出國，其實就是選擇了離開大國競技的核心舞臺。
這也許就是“國運”與個人成就的關係。
“真是天佑我中華，當年在國家最危險的時候，能在西部荒原集中這麼一批優秀的青年，把‘兩彈’搞出來！”在藍可眼裏，自己這些60後70後是承上啟下的一代。雖然可能無法超越老師，但責任重大，“必須把老一代的精神傳承下來”。
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中國人被一掌擊醒：大國之交，哪有那麼多風花雪月？只富不強，人家照樣說打就打。
國防白皮書這樣定位：“核力量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戰略基石。”深陷人才斷層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迎來了機遇。
但，世易時移，開始富起來的中國很難再找到大批于敏、鄧稼先式的人才了。
做科研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在核工業領域，要衝向新目標，路上的誘惑太多了，那麼多岔路、那麼多電阻，還有很多小目標……如果一個個面壁人不能激活身體裏的小反應堆，恐怕就沒有持續的能量，讓他們完成更重的國家使命和更大的科技挑戰。今天，在核禁試的時代，簡單說就是轉入實驗室裏探索武器物理規律，過去的核爆走向微觀。在核領域的攀登之路更艱險了。“可控核聚變”，世界戰略科技競爭的重要制高點，是人類文明大躍遷最根本的挑戰之一。
于敏常對後輩們說：我們從無到有，很難；你們現在走向微觀可控，更難！這是“第二次創業”。
人才淘汰的物理機制
中物院的節奏外表上看比北京上海慢一些，處處給人傳遞一種溫暖的淡定。相對於三四線城市，九院人的收入水準不差，能保障他們擁有中上等的物質生活。
但表面的安逸下面，九院人有個“死穴”就是教育問題。別的都可以忍，但在孩子教育這件事上，九院人有點不淡定了。
上海一個頂級高校“搶”胡建波的時候，拍著胸脯說，儘管來，你孩子附中附小都給你包了，“這個條件真的很誘人，確實有點兒心動”。
法濤也有些犯嘀咕，從孩子出生，他們就總能感受到全國時不我待的教育焦慮。“在這個山溝裏，會不會耽誤了娃娃的前程？”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傳統文化，是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老一代中物院人，天天工作顧不了家，孩子在山溝裏得不到優質的教育資源。明明都是海歸名校，孩子有的竟連高中都沒法上。“核二代”有的只能在單位裏從事後勤保障服務工作，有的只能在社會上打工謀生。
但無欲無求的時代畢竟過去了。法濤只要不加班，週末就開上車，接上夫人孩子，一腳油門去成都。在那個繁華的大都市，聽聽音樂會看看比賽，讓孩子在城市中心的遊樂場玩一玩，見識一個四通八達的大社會。
沒有人，沒有一代接一代的傳承，再偉大的事業都不能持久。
中物院人事教育部規劃教育處處長李科，對九院過去30年人才“流動”規律，有一種近乎物理學的精確梳理：
第一階段是“難招人”。橫跨上世紀整個90年代，那的確是一個“賣導彈不如賣茶葉蛋”的年代，人們追求“富起來”，軍工“遇冷”。
第二階段是“好招人”。1999年南斯拉伕“炸館”事件後，軍工重熱，國家加大了各種投入，人才對九院“回暖”。
第三階段是“招準人”，進入新世紀後，國家戰略牽引的一系列重大創新科技工程項目開工，九院重新找回了精氣神兒。
李科說，人才成長有其自身規律和特點，而最根本的一條，搞科技的人才，必須盡力解決好他們的後顧之憂，給他們一個贏得事業榮譽最大的舞臺。
但事實上，這很難。
地理位置偏遠，嚴格的保密，社會顯示度低，必須克制社會上盛行的物欲和浮躁心態……決定了新生代“面壁者”，只能是個崇尚精神的精英群體。
這是一個按照明確可控目標而實施的“自然選擇過程”，或者叫做“中物院人才淘汰機制”：
首先，高考將這些聰明的腦袋篩選出來，但其中更多的省、市、縣狀元流向了金融和經濟學院。
其次，學物理的人都很聰明，改行搞金融駕輕就熟。在選擇學物理的人中後來又流走一批。
然後，出國深造的人很多為生活所迫或者受到了年薪千萬的誘惑，也去了華爾街。
最後，清華、北大、中科大這些中物院的定點班學生來到綿陽，又在現實生活的判斷中，再次分流一批又一批。
……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到金。”只有經受住了大浪淘沙的人，才是中物院真正需要的人才。
純金的顆粒
中物院這60年，像一塊磨刀石，有太多的材料在上面磨，也因此顯露了其成色和真面目。做中物院的“強國一代”，不是因為你犧牲了在大城市的優厚待遇，放棄了火熱的網際網路生活，就能做成的。
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雙向選擇”。
2016年一年，這裡流失了百餘名青年才俊。
李科有點著急，但沒用。因為這是由九院的人才篩選物理機制決定的。
名校博士應該在一個方向精研，鑽之彌深。在中物院你即使是博士，也可能讓你和工人師傅在一起，半年一年都要在車間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加工技術難題。這裡的技術工人不少是最牛的大國工匠，新來的畢業生，會被他們敲打。當你穿上統一的防輻射服，從頭到腳都被套住，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只有兩隻眼睛用來交流。你受得了嗎？
名校生多深諳在學術圈成名的路數，發論文結交名人接受採訪，而中物院不少崗位你只做不說，而且可能永遠都不能說。你受得了嗎？
這裡是任務導向，你必須在服務國家需要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創新性思維。你再聰明，也可能永遠得不到諾貝爾獎，而只是大國重器中的一個螺絲釘，你受得了嗎？
……
“我難道不能自由選擇嗎？”“選擇我的對口專業不行嗎？”可以，但選擇的首要前提是國家的需要。
大國核競賽，是一場淘汰賽。這決定了中物院必須以同樣的機制，來選擇屬於自己的人才。而選擇的同時，就是淘汰。
四所的黃鑫清華畢業來中物院時，心裏也是兩個小人在打架，“社會上自由主義思潮對我還是有些影響的”。
後來去中國科學院大學讀博士時，他曾試著掙錢。一邊在學校做實驗完成學業，一邊用打遊戲的時間來幫人做程式掙外快，兩三萬元進賬好像也不難。有一天他忽然問自己，“我需要掙多少錢？我一輩子花多少就開心了？”
黃鑫意識到，掙錢養家當富人，太簡單太沒有挑戰了。
等博士畢業，他再次走進中物院科技館，從前難以入心入腦的“入院教育”震撼了他。他懂了，蜚聲中外的大科學家、核武器事業的重要奠基人郭永懷先生，他的人生為什麼無悔、為什麼那麼有意義。站在郭永懷烈士雕像前，黃鑫覺得自己的人生方向清晰了——如果說老一輩製造了殲7殲8，我們就必須造出殲20和五代機六代機。
是的，他們有自己特殊的傲嬌時刻。
比如，九三閱兵和朱日和大閱兵，當大國重器東風31、東風5B這些戰略核武器碾過螢幕、耀眼全球時，研究室的前輩們就會坐不住：“你看，你看！這個戰鬥部裏有我的設計、有我的計算。”
新一代便會被感染，“10年後我設計的戰鬥部接受檢閱時，我就可以對兒子說，你看這是你老爸團隊做的！”這是用錢能買來的嗎？
也因此，法濤們、胡建波們留下來了，他們相信有自己血脈的孩子會理解老爸的榮耀與付出的真實意義。
年輕學霸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肩上的擔子。他們開始關掉那些庸俗成功學的體系介面，把“一時撓不著的生活奇癢”真正放下。過去一邊沉迷魔獸遊戲一邊搞研究也能出成績的聰明頭腦們，開始無暇個人生活了。
大浪淘沙，風雨砥礪，留下的，就是純金的顆粒。
每次，藍可一聽到有誰說，“能幹的人都出國了”，就很不服氣。她會追上去抬杠：“我們中國國力越來越強，就是我們這群不能幹的人幹出來的。”
或者聽到誰說，“中國培養的最頂尖人才都出國了”。藍可也會追上去不服氣地爭辯：什麼叫頂尖？那些學校只培養出了國就不回來的學生，能叫頂尖嗎？國家培養了你，你不服務於這個國家，能叫頂尖嗎？！
一朝壁破驚天下
在中物院八所，橫臥著有兩個足球場大的神光-Ⅲ號鐳射裝置。
身高一米八的楊冬，經常帶著名牌大學的在讀生觀摩。他的使命就是留下其中的黃金種子。
宣傳欄上，貼著兩張科幻電影海報：一張是《鋼鐵俠》，因為它身上的聚能環就是核聚變的小反應堆；另一張是《星際迷航》，飛船在宇宙中的躍遷也是靠核聚變提供能量。
這個有60年曆史的科研高地，正在學著俯下身段，傾聽90後95後的需求。
中科大畢業的楊冬發現，在用模型演示打靶的時候，每一個90後都會在聽到“砰”的一聲時特別興奮。楊冬自己也是這樣，當時在上海“神光-Ⅱ號”實習的時候，每次打靶之前，都有一個電子的聲音，什麼什麼準備好了，然後是《鬥牛士進行曲》，最後“砰”的一聲。這種儀式感給了他巨大的誘惑。
潘建偉是楊冬中科大的前輩，他和他主導的量子通信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看來很可能在科學史上留下英名。“我呢？”——楊冬希望像師兄一樣建功立業。對他來說，沒挑戰的事，為什麼要幹？！
36歲的清華人鄒文康，不厭其煩地為記者講述可控核聚變的原理。“這是進行極端條件物理研究的大科學實驗很好的平臺。”鄒文康打開門，一座圓形大金屬裝置展露在記者面前。
“聚龍一號”如果通電，這些巨大的扇形金屬裝置，會釋放出數百萬安培的電流，散發出藍色的光芒。能量流向那些靶心上的鎢絲，在億分之一秒內輻射出來功率數十萬億瓦的X射線……“當巨大的能量聚集在這些十分之一頭髮絲粗的鎢絲上，引發核聚變”。
可控核聚變，人類能源革命的終極夢想。“真正的學霸來到這裡，就會心裏癢癢。”鄒文康說。
楊冬他們走的是鐳射驅動聚變點火路徑，而鄒文康他們走的是Z箍縮驅動點火路徑。人類探索未來聚變能源最前沿的兩條路，建造出中國的“人造太陽”——就是兩個人和他們所在團隊每天的工作和要實現的宏偉目標。
面壁十年圖破壁。中國面壁者的一個重要國家使命，就是突破人類科技極限的巨大挑戰，使可控核聚變夢想成真，鑄就新時代“兩彈一星”新的輝煌，為人類文明進步服務。
楊冬、藍可們，還有躺在病床上大腦仍然飛速運轉的于敏先生，這幾代人，正在共同醞釀、實施著這一世界上的超級大科學研究工程。
中國一度落後、一度徬徨，優越了上千年的基因，一旦被高溫高壓高強度的壓迫狀態所激發，那種深藏著的潛能，就開始聚集、融合和釋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這個民族的榮譽感和自豪感，像沸騰的巨大電流，從這片土地的深處迸發出來，拋開了對那些“高鼻子先生”的幻想，拼盡了所有的力量，聚力那個偉大復興的目標。
60年滄海桑田，重重蜀山依然沉默。
在記者面前，楊冬和中科大老同學言傑擁抱在一起，他們在一個院子裏工作7年，這是第二次碰面。不見面不代表沒聯繫，因為每個人手中的計算、心中的構思、忙碌的任務，都在服務於同一個國家級的大任務。
當年的“神童”們，今天聚集在一起並肩而戰，正在開闢一條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路徑，挑戰人類智商極限、忍耐力極限，和能量增益的極限。
楊冬很享受這種感覺。他常對參觀的95後說：一個比神光-Ⅲ號更先進的裝置，會是什麼樣的？這樣的項目，影響著人類的未來。這是一道最難的題目，你願意來應戰嗎？你敢來嗎？你能來嗎？
一束束強烈的高功率鐳射，閃電般衝向一個直徑不到1毫米的靶腔，巨大的高能量密度電漿體下，氘氚材料應聲而爆，原子聚變釋放的能量四散濺開……
這時候，時間靜止了。
只有望向微觀世界旋轉原子的一雙雙眼睛。那是于敏、王淦昌、鄧稼先，是錢三強、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是郭永懷、程開甲、彭桓武，是藍可、是楊冬、是黃鑫、是鄒文康、是何小中、是法濤——
“小時代”與他們無關。這些年輕人，註定是一個大時代的執劍人。
他們是中國面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