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間諜”威脅論調查：“冤案”比例高
美國“華人間諜”威脅論調查
2015年5月21日清晨六點半,天剛剛亮,郗小星就被一陣猛烈的敲門聲驚醒。
他披上衣服,打開門,十多名身著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字樣制服的探員一窩蜂地衝進屋來。“他們端著槍指著我,讓我的妻子和孩子舉起手站到角落裏,在他們的面前給我戴上了手銬。”郗小星說。
當天早晨,FBI在這位任職于美國天普大學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位於費城郊區的家中將他逮捕,指控其涉嫌犯下包括將美國機密敏感國防科技輸送給中國企業在內的四項重罪,如果罪名成立,郗小星將面臨最高80年的監禁和100萬美元的罰款。
就在郗小星被捕6個月前,另一名美籍華裔科學家,就職于美國國家氣象局的水文專家陳霞芬也在她位於俄亥俄州的辦公室內被FBI逮捕。她被認為是中國政府的“間諜”,將敏感的水文資訊資料非法發送給中國官員。
幾個月後,由於沒有發現任何可以確鑿指控郗小星和陳霞芬間諜罪的證據,美國司法部最終撤銷了對兩人的全部指控,然而彼時兩人的生活已天翻地覆,再也無法恢復到以前的樣子了。
最近,美國再次將“經濟間諜”的帽子扣向華裔科學家。上個月,香港大學新興技術研究所所長,前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中國著名機器人專家席寧在美被指涉嫌詐騙罪被捕,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大西洋海洋學和氣象實驗室(AOML)前華裔科學家王春在因為接受中國薪金而被判刑。
與當年一樣,美方對這兩位華裔科學家的指控同樣被指“站不住腳”,他們是否“洗脫罪名”還未得知。與此同時,美國還頻繁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中企對美國企業的收購,甚至,在美國接連發佈的國家安全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均有不同程度渲染“中國威脅”的內容。
這一系列所謂“華人間諜”事件到底“威脅”了美國什麼?這背後又反映了美國怎樣的焦慮?
“他們毀了我的一切”
作為郗小星和陳霞芬兩起訴訟案的代理律師,彼得·蔡登博格至今仍能清楚地記得最初見到他的代理人時,他們臉上不安、憤怒與無助的表情。
“我剛接到這些案子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奇怪。”蔡登博格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這兩個案子略有不同,但是相同點很明顯,兩位當事人都是華人,都是第一代美國人,並且都與國內(中國)保持聯繫。華裔身份顯然是他們被調查的首要原因。”
郗小星出生在中國,在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前往德國留學,之後來到美國並加入美國籍。事發前,郗小星被任命為美國天普大學物理系代主任,身為世界知名超導專家,他的學術前途一片光明。
根據檢方提供的起訴書,對於郗小星的核心指控是他把一種敏感的實驗室設備、俗稱“暖手器”的設計圖提供給了中國的研究人員。然而包括該“暖手器”的發明人在內的一些知名物理學家作證,該份設計圖並非“暖手器”,而只是郗小星之前發明的一個設備,他將其作為正常學術合作的一部分與中國的研究人員分享。
“當郗小星一看到檢方的起訴書,就知道他們搞錯了。”蔡登博格說。在他向檢察官們解釋了相關科學知識,並給他們看了專家的誓詞後,美國司法部發佈聲明稱“出於公正的考量”撤銷了該案。
2015年3月,就在陳霞芬本該接受審判的一週前,檢方在沒有給出理由的情況下,撤銷了所有針對陳霞芬的指控。文件顯示,在此前幾個月內,檢方試圖通過各種途徑尋找陳霞芬從事間諜工作的證據,但始終沒有找到。
蔡登博格告訴澎湃新聞,美國司法部在短期內連續對兩起涉及“經濟間諜”的刑事案件撤訴,不僅相當罕見,也等於尷尬地承認,檢方和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沒有做出足夠的努力去了解相關知識和蒐集到足夠的證據就草率起訴。同時這兩起案件當事人華裔的身份也有理由使人懷疑,美國司法部為了急於尋找“中國間諜”,正在導致有中國血統的無辜美國公民被冤枉。
在案件被撤銷後,郗小星得以重回學校,但是他的物理系主任的頭銜卻沒有能夠保住。而在恢復工作僅兩個月後,陳霞芬就收到了來自美國國家氣象局意圖解雇她的通知。
2017年5月,郗小星向美國聯邦法院提交訴狀,指控在逮捕他的行動中領頭FBI探員偽造關鍵證據,他表示,針對他的行動並不是一個無心的錯誤。此前,陳霞芬也向法院提交了起訴其僱主就業歧視的訴訟。
由於相關訴訟仍在進行當中,兩人表示暫時無法接受澎湃新聞的採訪,然而兩人的行為是對美國司法部近年來針對華裔群體諸多站不住腳的“經濟間諜”案調查的一個反擊。
此前,美國司法部曾多次高調宣佈,防止中國和其他國家盜竊美國商業秘密的間諜活動是其工作重點,美國聯邦調查局更是把反間諜作為僅次於反恐的第二項重要任務。“然而近年來一系列曝光的‘冤假錯案’顯示出他們一些行為已經走得太遠,太過分了。”蔡登博格說。
與中國有關就有間諜傾向?
2018年2月16日 ,FBI局長克裏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一場國會聽證會上公開宣稱,在美國“幾乎所有領域”中學習和工作的“華人教授、科研人員、學生”都可被視之為“非傳統的情報收集人員”,他們有可能秘密地在為中國政府收集情報。雷還進一步宣稱,他認為在美華人學生和學者是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需要美國全社會關注應對。這一言論隨後得到了中央情報局長等多名美國高官的附和。
但這一令人震驚的言論在美國社會引發了強烈的抗議。美國國會亞太裔黨團主席趙美心、副主席劉雲平議員隨即公開發聲譴責。
“非常不幸的是,今天越來越多人認為,只要有亞裔血統或者和中國有一定的關係,就有當間諜的傾向。這種想法製造了一種恐懼文化,對整個亞裔社區都產生了負面影響。此前陳霞芬和郗小星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這兩位無辜的美籍華裔科學家被FBI錯誤的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最終被證實是清白的,然而FBI沒有給出任何解釋,這對兩位科學家的職業、聲譽和生活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傷害。很多亞裔學生學生都擔心他們會遭到同樣的歧視。”趙美心在一份公開信中說道。
3月1日,美國14個知名華裔、亞裔社區團體、組織聯名發表致FBI局長的公開信,要求他當面解釋澄清所謂“在美所有華人學生學者是國家安全威脅”的言論。這些組織認為,這種論調違反了反對種族歸類和偏見的美國原則和精神。
美籍華人組織“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主席、美國知名法學家吳華揚向澎湃新聞表示,FBI局長的這種言論非常令人不安,指責過分標簽化且存在著十分不必要的偏見。在沒有擺出任何事實和證據之前,僅以純粹的種族和出生地就對一個群體發出如此巨大的懷疑,這種行為不但違背了無罪推定、正當程式以及平等保護等美國憲法的根基理念,也容易煽動歇斯底里的不當情緒。
就在雷的言論發表後兩天,著名中國機器人專家、前密歇根大學教授席寧被FBI以欺詐罪指控逮捕。一週後,美國司法部又宣佈,著名美籍華裔海洋學家王春在博士作為美國政府僱員同時接受中國方面的收入而被判刑。這兩起最新的針對華人科學家的案例在中美學界再次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目前,席寧的案件正在等待檢方提出指控證據,而王春在已於今年2月20日在邁阿密一家美國聯邦法庭受審時認罪並被判刑,以他此前已經被關押的時間即一天作為刑期。
蔡登博格也是王春在一案的委託律師,據其介紹,王春在與美國聯邦檢察官在庭審前達成認罪協議。他承認一項從美國僱主以外的機構領取報酬的重罪,以交換他獲得人身自由和避免冗長和昂貴的庭審。然而在法庭上,法官質問了檢方起訴王春在教授的理由,認為必須判決這個原本不必起訴的案件是“令人遺憾的”。法官還說,鋻於王教授在天氣變化研究的成就和性質,以及他作出的貢獻,他最後承認重罪是“可惜的”。
在接到澎湃新聞就美商務部前僱員陳霞芬及王春在被不公正調查後被迫離職的詢問後,美國商務部表示拒絕回應。而截止到發稿前,在多次致電和致信後,美國司法部及FBI方面均未對澎湃新聞的相關詢問有任何回復。
“王春在的案件是近年來對華人在不斷增加、卻在法庭上幾乎站不住腳的相關案件中的又一例。我們對此感到擔憂。”吳華揚認為,儘管部分人士最終獲得平反,但美籍華裔的信用與形象已遭嚴重損害。
吳華揚表示,華裔明確支援保護美國國家安全以及認可打擊間諜活動的重要性。然而,這樣的支援是基於證據的公正及妥當的調查、起訴和對間諜活動的懲罰,而不是基於種族、民族和出生地的標簽化猜忌和懷疑。而近年來,基於後者的案例正在美國不斷出現。
澎湃新聞 何偉 製圖
“華人經濟間諜”調查“冤案”比例高
1996年,美國通過了《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簡稱EEA),首次規定“竊取商業機密或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財”為刑事犯罪。
美國司法部的指導手冊顯示,“經濟間諜罪”必須同時具備四個要件:一、被告人竊取、或者在未獲得商業機密持有人允許的情況下獲取、破壞或者傳播資訊;二、被告人明知相關資訊是為人所專有;其三、資訊是商業機密;第四、被告人的行為是基於使外國政府、外國機構或者外國代理人獲益的目的。上述四要件缺一不可,其中,第四個要件成為犯罪能否成立的關鍵。
此前,美國政府對於華裔科學家的“間諜調查案”中,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1999年的“李文和案”。
1999年,在美國原子彈實驗中心工作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文和,被指控向外國洩露美國原子彈機密而被開除並被起訴。2000年,李文和與美國政府達成訴訟協議:他對一項較輕的罪名認罪,以換回政府收回其他58項指控並將其釋放。
該案的知情者,美國能源部的前國家監察員胡善慶博士幾十年來一直在追蹤關注美國政府對華人群體的“經濟間諜”調查案件。多年前,胡善慶和美國國內關注相關案件的專業人士聯合搭建了一個名為“Fedcase”的公共數據庫,記錄了自1996年以來從公開途徑可獲知的全部EEA案例。
截止到2017年底,在總計180起經濟間諜和盜取商業機密的案件中,至少有55起涉及中國公民或者美籍華裔,其中1997-2008年間每年平均至少3起,2009-2015年間至少4-6起,目前仍有19起案件未結案,結案的當中,至少9起為提前撤訴或定無罪、另有3起罪名被減輕。
值得一提的是,並不是所有涉嫌經濟間諜罪的案件都會以《經濟間諜法案》的罪名來起訴,近年來,美司法部正越來越多使用一些其他罪名來起訴他們認為的所謂“經濟間諜”,上述的郗小星和陳霞芬的案件就是這樣的情況。
而另一份由“百人會”于2017年5月發佈的“起訴中國間諜”的白皮書報告則更加清楚地顯示出美國司法部近年來對華人群體調查的變化。
該份報告通過公開渠道隨機抽取並分析了1996年到2015年間根據《經濟間諜法案》起訴的136個案件及其涉及的187個被告人。該報告的作者安德魯·金(Andrew Kim)告訴澎湃新聞,雖然不能確定司法部的調查已經受到種族偏見的影響,但是有證據顯示,這樣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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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列出了幾大證據。首先,2009年以來,據《經濟間諜法案》被起訴的華裔人數所佔的比例是1996年到2008年期間的三倍,達到52%。如果把來自其他種族的亞裔包括進來,因涉嫌經濟間諜罪被起訴的亞裔人數高達62%。
澎湃新聞 何偉 製圖
“一個顯著的變化是,2009年奧巴馬總統上臺後,涉及華人案件的比例大幅增大。”安德魯·金說。
在上述136個案件中,34%的經濟間諜案的受益人被認為是中國的機構,在外國政府和機構中排第一。而沒有一起案件的受益人涉及俄羅斯。(作者注:在該報告發佈後,第一起受益方為俄羅斯的EEA案件于2016年7月被披露,同期,美國政府宣佈俄羅斯駭客介入了美國大選。)
報告的另一個數字顯示,有22%的被控犯有間諜罪的亞裔最後都沒有被定罪。也就是說, 超過五分之一被起訴的亞裔可能是無辜的,這個數字是其他族裔遭指控後又被撤訴的案子的兩倍。同時,在被定罪的亞裔中,獲得的刑期是犯有同類案件的其他族裔人的兩倍。
美國欲控制人才回流中國?
有著40多年刑事訴訟經驗的加州律師托馬斯·諾蘭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開始代理美國政府針對所謂華人“經濟間諜”的案件。1988年,在美國法律史上首次被陪審團起訴的一起“經濟間諜案”中,一位美籍華裔工程師被指控涉嫌盜取商業機密罪,諾蘭擔任了被告的辯護律師。
“那時候美國政府還沒有制定國家層面的經濟間諜法,但是州層面已經有了。矽谷的大企業已經開始以盜取商業機密的罪名來對潛在的競爭對手提出起訴,以期將他們扼殺在搖籃中。”諾蘭告訴澎湃新聞。
據諾蘭介紹,當時那名華裔工程師被矽谷巨頭英特爾起訴偷竊其技術,四年後,這名工程師被宣告無罪。“但是他已經花費了一大筆錢,心力交瘁。”諾蘭回憶道,而他關於商業間諜案件的辯護生涯業即開始於此,在此後的20年裏,他和他的合夥人不斷地接到各類涉及華人的經濟間諜案案件 。
“針對華人的經濟間諜追捕行動至少在15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從小布希政府到奧巴馬政府,一直都有。”諾蘭的合夥人,丹尼爾·歐莫斯律師告訴澎湃新聞。
丹尼爾·歐莫斯曾在奧巴馬總統任內被白宮國內政策委員會聘為資深政策顧問,協助奧巴馬政府在刑事司法、民權及移民領域制定政策。
以諾蘭和歐莫斯幾十年來接觸華裔商業間諜案件的經驗來看,除了對於華裔的種族偏見以外,美國政府和大企業對於中國的認知在類似案件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經濟從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來的人才當中獲益巨大 ,而現在這些人想要離開美國前往中國,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比美國要快,然而美國大企業想要控制這些人才,不想他們離開,更不想自己的技術外流。所以他們與政府合作,試圖阻止任何個人與中國的同伴分享資訊以及去中國創業,以和美國競爭。”歐莫斯解釋道。
2009年,在歐莫斯代理的一起華裔商業間諜案中,一名FBI探員在庭審中直言:一個美國公民去中國開企業就是違法的。“這種可笑的論斷當然是錯誤的,但是卻反映出美國政府是如何看待華人和中國的。”歐莫斯說道。
諾蘭和歐莫斯告訴澎湃新聞,根據他們多年來的統計,他們所經手的每一個案件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先由大公司去聯繫政府要求他們調查其員工,同時政府又高度依賴於企業去評估這些案件是否真的涉及商業機密。
“這些華人員工就好像大企業的‘奴隸’一樣,不能離開公司。這讓我想起小的時候,美國政府在二戰期間把在美國的日本人隔離起來關在集中營裏的做法。”諾蘭說道。
在諾蘭和歐莫斯看來,上世紀50年代美國國內曾經一度甚囂塵上的“麥卡錫主義”(指1950年至1954年間美國國內反共、極右的政治思潮)正在美國回潮。“更可怕的是,我們甚至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國人已經被美國政府當做間諜起訴了,因為這些案件通常都是保密的,往往只有等到他們踏上美國領土,被逮捕的那一刻才能知道。”
中方駁“間諜威脅論”:美“相由心生”
美國政府對於華人“經濟間諜”調查的不斷升溫,或可從美國對與中國關係認識的不斷變化中尋得一些蹤跡。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總統在上任後發表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提及美國的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在這份報告中,中國儼然已經成了特朗普的“假想敵”。特朗普提到,中國上升的國際地位會削弱許多其他國家在該地區和其他地區的權威。因此他提出了一個新政策:為了防止盜竊智慧財產權,將通過收緊簽證的方式,限制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和俄羅斯人來美學習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理工科專業。
事實上,在過去15年間,中美兩國就商業機密與經濟間諜案的交鋒從未停止過。美國官方多年來一直宣稱,中國是美國大多數智慧財產權盜竊案背後的主謀,聲稱這類盜竊每年令美國損失約千億美元。
中國政治經濟實力的增強,讓美國深感自身霸主地位受到挑戰。近年來,美國多項民調顯示,美國人愈來愈憂慮美國的領導地位,會被中國取代。視中國為“主要威脅”的美國人,近10年都維持在約五成的水準。
2000年“李文和案”發生後,美國國會發表了一份誣稱中國通過竊取美國軍事技術而危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的《考克斯報告》,然而報告裏沒有對上述指控和假設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時任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曾嚴正指出,該報告的出籠完全是別有用心,是美國一些人製造一系列反華事件後又一股反華逆流,其目的是轉移視線,煸動反華情緒,詆毀中國形象,試圖把中美關係拉向倒退,扼制中國的發展。
2013年,中美兩國就網路安全與商業間諜問題的交鋒一度白熱化。在當年奧巴馬政府發佈的打擊竊取美國商業機密的戰略報告中,美司法部列舉的2009年到2013年的20起經濟間諜案裏,就有 17起和中國有關。
對於美國政府的所謂“中國間諜”威脅論,中國外交部此前曾多次予以駁斥。最近的一次在今年2月1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用“相由心生”一詞回應美國情報部門的“中國間諜威脅論”。
“你心裏怎麼想,你眼裏的世界就是什麼樣。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上最大的情報頭目說出那樣的話,並不奇怪。”華春瑩說,事實勝於雄辯。根據近年來披露出的各種資訊,世界上到底是誰在對其他國家實施大範圍監聽、監控、竊密、滲透,無所不用其極地維持並施加影響力,大家心中其實都很清楚。
2015年9月15日,郗小星在發言時講到動情處忍不住落淚。 新華網 資料圖
“生活被毀了,可能永遠得不到道歉”
作為美國能源部的前任國家監察員,胡善慶親身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李文和案”以及之後出臺的《考克斯報告》 所造成的仇外心理對所有華裔美國科學家的影響。胡善慶認為,FBI局長雷日前在講話中提及的“非傳統蒐集人員”一詞與當年美國聯邦調查局使用的“沙粒群眾” 這個詞非常相似。
“據我所知,《考克斯報告》沒有抓到任何間諜,其帶來的歇斯底里卻在許多美國人當中引起了恐懼和憤怒。”胡善慶說。
在美國紐約州工作了30多年的華人律師海明則認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華人“經濟間諜案”出現,正是因為美國國內政客將華人當做替罪羊的一貫做法。“柿子挑軟的捏,我所經歷的這麼多華人相關案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的間諜,都只是正常的商業和學術往來,只是因為他們對於美國紛繁複雜的法律不了解,無意中觸犯了而已。”
海明律師說,近期一系列的“華裔經濟間諜案件”讓他想起了1955年華人科學家錢學森被迫回國的事件。“只是美國政府從來不吸取教訓。”他說。
百人會會長吳華揚也認為:“在過去的160年間,儘管華裔移民為美國貢獻出了不可估量的財富和成就,但是他們卻始終被貼上‘永久外國人’的標簽。”
“過去20年間,我們目睹了李文和博士、郗小星博士和陳霞芬女士被急於審判的不幸案例。這三名華裔美國科學家或美國政府僱員均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和基於他們血統的懷疑,儘管最終被證明無罪,但也無法復原他們被毀的人生。”吳華揚說。
回顧美國歷史,也並不乏這樣的案例:不論是1882年實施的《排華法案》,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1萬日裔美國人被拘禁的事實,均見證了亞裔美國人由於種族偏見而承受歧視性法律和不公行為所帶來的傷害。
鋻於目前美國國內的政治形勢,百人會等華裔組織紛紛發出提醒:目前美籍華裔的工作多與“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等高端領域相關,無論是在業界或是政府部門,都有可能經常涉及重要與敏感的技術與商業資訊。因此建議所有華人學者提高法律意識,避免因為“專注研究”以及對相關法律認知的薄弱,而沒有意識到自己或可能被捲入巨大的麻煩之中。
2002年,李文和出版了他的自傳《我的國家告了我》,在書中他寫道:“無論多麼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亞裔,像我一樣的華裔,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15年後,在一場發佈會上,郗小星和陳霞芬流著淚再次向公眾陳述了他們的遭遇,似乎再一次印證了李文和的話。
“我被徹底毀掉了。一夜之間,我從一名優秀的美國政府僱員變成了一名罪犯。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對我?”陳霞芬流淚問道。
郗小星說,他和家人依然生活在持續不斷的恐懼中。“我們總是害怕,我們做的一切,FBI都在監聽,我們的一些言行都可能被歪曲,我們腦海深處始終有這種恐懼。”
“我希望聽到有人為持槍衝進我家、當著孩子的面給我戴上手銬並讓我的生活籠罩著疑雲道歉。”郗小星說,“但我的確明白,他們可能永遠都不會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