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力：“七七事變”決不是“偶然事件”
發生在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而實施的有預謀、有計劃的嚴重侵略步驟，是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起點和標誌，這是歷史早已做出的定論。但是，在戰後的歷史研究中，日本一些右翼學者卻公然歪曲事實，執意把它說成是“偶然事件”。對於“七七事變”是“偶然事件”的謬論，我國學者多年來一直進行著有力的批判，發表了諸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在“七七事變”發生81週年的時候，繼續研究事變發生的歷史必然性以及日本右翼學者歪曲事變歷史事實的罪惡企圖，對於澄清重大史實，還原歷史真相，教育後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裡，我也談幾點看法。
第一，要緊緊扣住戰爭性質這個根本問題進行研究，旗幟鮮明地講清“七七事變”是日本侵略中國的過程中製造的“事變”，是日本侵略軍在中國領土上製造的“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必然性之產物。認真研究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略軍就是通過一個又一個的“事變”，不斷推進對中國的侵略和佔領的。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相繼侵佔中國東北三省和熱河。1932年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開始對上海的侵略。1935年日本發動“華北事變”，開始了名為“華北自治”、實為侵吞華北的新步驟。到“七七事變”前，日軍已經進至北平附近，對北平形成三麵包圍之勢。日本不斷擴大侵略中國戰爭是鐵了心的，“事變”只是它們根據需要隨機製造的藉口。從現象來看，這些“事變”的發生似乎是偶然的，但是我們只要抓住“事變”是日本在不斷擴大侵華戰爭的過程中發生的，是在被它侵佔的中國領土上發生的，且每次“事變”都成為日本擴大侵華戰爭的藉口並切實擴大了侵華戰爭，就可以看到“事變”發生的歷史必然性。當日本右翼學者同我們討論“七七事變”是否“偶然事件”時，我們首先要義正辭嚴地告訴他們：日本軍隊侵略中國，在中國的土地上恣意妄為，早就打了“第一槍”，在戰爭性質屬於侵略戰爭性質的基本前提下，討論“七七事變”是否“偶然事件”毫無意義。
第二，要緊緊抓住日本制定侵華戰爭妄圖滅亡中國的罪惡戰略，旗幟鮮明地揭露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必然性，製造“盧溝橋事件”只是日本實施全面侵華戰爭的藉口。早在明治時期，日本統治集團為了謀求資本主義的發展，就逐步制定了一條“吞併朝鮮、侵佔滿蒙、征服中國、稱霸東亞”的大陸政策。1923年在修改國防方針的基礎上，日本即制定了以進攻中國東北、華中、華南為主要攻擊方向的詳盡的對華作戰計劃。1925年，日本制定的《大正十五年度作戰計劃》決定把海外用兵的重心放在中國，準備攻佔中國腹心地區漢口，從軍事上全面佔領中國。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制定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明確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稱霸亞洲和世界的總構想和總綱領。在此之後，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的戰略不斷發展和完善。到1936年5月，日本已制定出全面侵華戰爭計劃，把對華作戰方針、原則與入侵戰略方向，以及作戰兵力編成和部署。軍事和外交的配合，都謀劃得十分具體和週密。在日本喪心病狂實施滅亡中國的大戰略指導下，在日本侵略軍逐步做好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背景下，擇機製造一個事變，尋找一個藉口，就可以把全面侵華戰爭發動起來，這就是“盧溝橋事變”的真實背景，也就是“盧溝橋事變”發生的歷史必然性。
第三，要緊緊抓住日本侵略軍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前所進行的一系列戰爭準備，旗幟鮮明地揭露日本製造“盧溝橋事變”是蓄謀已久的嚴重侵略步驟，而決非“偶然”。大量歷史事實表明，從1936年起，為了加快全面侵華戰爭的準備步伐，日本即向中國華北大量增派兵力並加緊部署。至9月初，經過擴編由駐屯守備部隊升級而成的執行戰略性任務的野戰兵團已強行進駐豐臺、通縣，並把作戰前沿推進到北平近郊。與此同時，該日軍野戰兵團以中國軍隊駐地為目標，開始頻繁的挑釁性軍事演習。演習的次數由每月或半年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習時間由白天進行，擴大到晝夜不停；演習用彈由空包彈射擊發展到實彈射擊。到10至11月訓練進一步發展為以奪取盧溝橋和宛平城、最後攻擊北平的步、騎、炮、坦聯合演習。1937年3至6月，日本軍部先後派出6批將校級軍官，前往中國華北等地，進行戰略偵察活動，為策劃全面侵華戰爭做準備。5月至6月，駐豐臺日軍在盧溝橋一帶的演習愈益頻繁。這時在日本東京政界的消息靈通人士中私下盛傳：“七夕之夜，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今井武夫回憶錄》）僅此簡要回顧即十分清楚地說明，日本大舉進攻華北，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蓄謀已久的、精心策劃的、充分準備的，根本不存在“偶然”性問題。
第四，要緊緊抓住日本在“盧溝橋事變”之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大舉進攻中國的歷史史實，旗幟鮮明地揭露日本右翼學者關於“盧溝橋事變”是“偶然事件，是妄圖以虛偽的面目掩蓋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本質。歷史史實表明，“盧溝橋事變”後，日本迅速抓住時機，實施其對華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一方面以主要兵力向華北展開戰略進攻，另一方面，分兵一部侵略上海，製造了“八一三事變”。向華中發動了戰略進攻。9月2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將“盧溝橋事變”正式改稱“中國事變”。9月4日，日本召開第72屆臨時帝國會議，以開幕式的天皇敕語代替宣戰昭書，內稱：“今朕之軍人，正排除萬難，發揮忠勇，只為促使中華民國醒悟，迅速確立東亞之和平”。9月20日，日軍制定《作戰計劃大綱》，提出“大致以10月上旬為期，在華北與上海兩個方向發動攻擊，務必給予重大打擊，造成迫使敵人屈服的形勢”，“以上海派遣軍（以5個師團為基幹）擊敗上海周圍之敵”。這樣，在“盧溝橋事變”之後，日軍先後以華北和華中為主要作戰方向，展開了全面侵華戰爭。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說“盧溝橋事變”是“偶然事件”是多麼虛偽，歷史史實早就打了“偶然事件”之說響亮的耳光。
第五，要緊緊抓住日本右翼學者關於“盧溝橋事變”是“偶然事件”為日本右翼統治集團擴張目的醜惡咀臉，旗幟鮮明地揭露關於“盧溝橋事變”是“偶然事件”之說，是為日本右翼統治集團否定侵略戰爭歷史、否認侵略戰爭罪行製造輿論。戰後70多年來，在日本國內始終存在著否定侵略戰爭歷史、否認侵略戰爭罪行的社會力量和社會思潮。這一力量和思潮往往通過否定南京大屠殺等歷史史實，來為侵略戰爭翻案。這其中就包括歪曲“盧溝橋事變”的歷史真相，把一場精心策劃、蓄謀已久、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揭開序幕的罪惡事件，輕描淡寫地粉飾為“偶然事件”。因為按照他們的邏輯，中國軍隊是戰火的挑起者，日軍反成為受害者。這就從根本上顛倒了是非，是可忍，孰不可忍！
通過以上五個方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說明：“盧溝橋事變”決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本大陸政策的必然發展和有計劃、有準備的戰略行動，是日本天皇、政府、財閥和軍部的共同意志。正如日本人禰津正志所著的《天皇裕仁和他的時代》中指出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有關出兵、作戰事宜，無不是依照聖命（天皇的命令）進行的”（《天皇裕仁和他的時代》（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0頁）。
（作者：牛力，原通信指揮學院教授、專業技術少將軍銜，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