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朝暉扶貧日記｜倒計時下的脫貧一線，和想像的不一樣
【編者按】
脫貧攻堅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偉大決戰。
去年，新華每日電訊編委田朝暉被任命為新華社駐石阡扶貧工作隊隊長，挂任貴州銅仁市市長助理、石阡縣委副書記，和戰友一起，深入深度貧困地區和脫貧攻堅主戰場參與扶貧。
一年多，田朝暉見證了西南貧困山區的巨變，見證了一線扶貧幹部的艱辛，也看見了最後一批貧困人群在這場決戰中的真實狀態。除了日常的報道，他還想把這段看似尋尋常實則常波瀾壯闊的歷史，記錄下來，呈現出來，以這種方式向所有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的幹部群眾致敬！
《新華每日電訊》報特辟《扶貧親歷》欄目，還原這場決戰中的點滴。
第一篇
每一棟新房子都有故事
水泥路，小洋樓，藍天白雲，青山綠水……把這些詞彙和深度貧困聯繫在一起，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意外。但在我所幫扶的地區，這些都是真實場景。
挂職一年多，我目睹了貧困鄉村的加速巨變，其中最直觀的變化就是路和房。
有一次陪同東部來的朋友到鄉鎮學校捐贈，我一路上向他們介紹當地情況，他們不時會驚嘆：路修得這麼好，還有三層小洋樓，這哪像貧困地區嘛?
我試著跟他們解釋，什麼是二級路，什麼是通村路，什麼是通組路，什麼是串戶路……當然還有小洋樓，有些房子是借助政策補助修蓋的，有些是年輕人出門打工回來建的，尤其是三層小洋樓，都是夫妻倆在外打工兩年，回來再借點錢蓋起來的。
新房子，代表了打工一代對家的期待。所以，儘管他們每年在新房裏住不了幾天，每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外打工，但他們還是把房子蓋得非常漂亮。房子，承載著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超越了居住屬性。
我們的駐村第一書記老賓，挂職第一年就住在貧困戶家裏。房子是兩層的新房，既現代，又有民族風格，很漂亮。說起這棟房子，他背後有一個故事。
房子男主人小時候是個孤兒，吃百家飯長大，小時候吃了很多苦。長大後外出打工，但不幸的是，他的孩子得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病，需要人照顧。他思前想後，覺得與其多掙點錢，不如回家陪伴孩子。有次我跟他聊天，他說自己體驗過沒有父母陪伴的苦，他不想讓孩子重復這種人生，所以毅然回家。
回家意味著收入驟減，他想修房子，但沒有那麼多積蓄，請不起工人。於是他一咬牙，一點一點，硬是邊蓋邊學，自己建起來一個二層樓房。房子蓋起來後，驚喜隨之而來，他變成了泥瓦工，別人蓋房子，會經常請他，每天二百塊，收入很可觀。
天道酬勤。
在他家隔壁，另一家人最近剛剛蓋起來二層新房。挂職一年多，我一點一點見證了這棟房子漫長的從無到有的過程。第一次去村裏的時候，這家人住在旁邊的廚房裏，這棟二層樓只有幾根柱子豎著，四週都敞開著。
夫妻倆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外地，小兒子當學徒(後來也沒穩定工作)，家庭收入比較低，沒錢一口氣把房子蓋起來。後來我幫男主人申請了一份工作，每月有900塊錢收入，他很開心。此後我每次去村裏都能看到變化：一間，一間，房子一天天變得完整。
一年後我即將結束挂職回京，又到村裏去，驚喜地發現他的房子已經徹底蓋起來，很漂亮，我們開玩笑：“這在北京就是別墅啊!”他笑著說要感謝國家政策好。房子能蓋起來，一方面是靠他自食其力、燕子銜泥式的堅持，同時也要感謝危房改造政策扶持。
山裏的燕子很喜歡住在他家。因為房子是一間一間蓋起來，所以去年燕子在“房外”壘的窩，今年被封在房子裏邊。於是男主人在新房外邊的房檐下釘了幾塊木板，燕子好像明白了主人苦心，跟著搬了新家。我去跟他們道別時，燕子窩上的泥，有一半還是潮濕的。
在蜿蜒的通村路邊，一棟棟看起來區別不大的新房，背後都有著不同的故事。這些故事，或大或小，連接著每個人的家國夢想。
第二篇
家門口打工的留守老人
大家都在講農村凋敝，但在深度貧困地區，我看到了凋敝的另一面。
在缺少年輕勞動力的貧困山村，村村成立集體經濟合作社，辦起或大或小的產業，被媒體定義為“留守”“空巢”老人的村民，在家門口找到了打工機會。
他們年齡大多在50歲到70歲之間，還有一些超過70歲，甚至80歲。通過務工，這些老人每天有50元∼80元的收入。換個角度看，這些老人在家門口打上一到兩個月的工，就可以脫貧。
80歲的務工老人不多，有時我下鄉調研會問一問，但從沒有在勞動現場見過。一些鄉鎮擔心老人歲數太大，怕出意外，會為他們找一些輕鬆點或者“安全”點的工作崗位。但不會勸退，因為扶貧也是扶勤，要保護所有貧困戶的務工積極性。
我下鄉調研，遇見過一位76歲的務工老人。老人每天從山下坐車上山，午飯就在山上吃。原本老夫妻兩個人都在村裏打工，但老爺子身體不太好，沒堅持下來。
剛開始，老太太要上山務工，大家都勸她，怕她受傷。她說如果自己摔壞了，不讓任何人負責。
老太太以前是村裏的婦女主任，閒不住。後來她的兒子從城裏回來，又勸她不要上山務工，兒子提醒她，如果缺錢花就跟自己說，這些年養兒養女很辛苦，現在該休息了。但是老太太不這麼看，堅持要找點事情幹。
老太太現在山上和一群村民負責養羊、種烤煙、種樹。大家考慮到她的年齡大，會安排別人挖坑，讓她來栽樹。但幹起農活來，老太太從不示弱。
她說以前最苦最累的時候，是土地剛從集體分到個人那會兒，因為當地缺水，所以種田要看天，晚上下了雨，那晚上就要趕緊把田種上，當時家裏20多畝地，非常辛苦。
現在老太太很開心，她覺得現在跟以前比，政策好，打工機會多了，尤其是交通好，現在上山可以坐車，以前可不行。
在我挂職幫扶的地區，不僅村村成立合作社，而且很多鄉鎮引入外地龍頭企業合作，有些產業規模做得很大。每天早晨，大批的村民們會到山坡上坐等務工，只要天氣允許，年輕一點的村民會給大家分組，依次到不同的地方務工。
我和同事寫過一篇報道《造血式扶貧，1個月幹出過去1年的收益》，發表在《新華每日電訊》上。報道講述了65歲的貧困戶鄧宗芝，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靠在家門口的合作社打工，一個月能掙到兩千多塊錢，比過去種玉米一年的收入都高。
換個角度看，產業扶貧不止改變了貧困鄉村的面貌和貧困戶的收入，隨之發生的更重要的改變是貧困戶思維上的變化。
過去貧困戶靠山吃山，把自己的一片田看得比命都重要，而且按照沿襲下來的傳統方式耕種非經濟作物，非常辛苦，但收益很低。而且不管幫扶幹部怎麼幫著他算賬做解釋工作，有些貧困戶就是不願意接受“變化”。對他們來說，變化往往意味著風險。
像鄧宗芝這樣的貧困戶，不會寫字，也不關注外邊的世界，但他們開始試著接受“變化”。他們不僅通過在合作社務工提高了收入，實現直接脫貧，而且通過在合作社務工，通過把土地流轉給合作社經營，他們看到“變化”所帶來的收益，慢慢讀懂了這背後的邏輯。而這種帶動效應，對於深度貧困地區而言，意義重大。
第三篇
貧困戶家貼滿獎狀的墻
人們愛用家徒四壁來形容貧困，但不少貧困戶家，四壁並不貧困，上邊貼滿了獎狀。
下鄉次數多了，我慢慢發現，最讓貧困戶自豪的兩樣東西：挂在房樑上的臘肉，貼在墻上的獎狀。臘肉代表當下，獎狀代表未來。
有次到一個貧困戶家裏座談，臨走時，稱讚他們孩子學習好，獎狀貼了一面墻。男主人滿臉驕傲地說：“還有幾張呢，墻上貼不下了。”那一瞬間，無論是在墻上，還是在男主人的臉上，你都感受不到絲毫窮困。
到貧困戶家裏走訪，經常遇到老人聽不懂普通話，中年人不會寫字的尷尬。大部分貧困戶，世居深山，很少與外面的世界產生聯繫，他們習慣了房前屋後種點田的慢悠悠的生活。脫貧攻堅對他們來說，是改變，也是挑戰。他們害怕改變，沒有信心面對挑戰，於是他們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希望他們能夠走出去。
去年我到一個深度貧困村調研，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這個村子貧困程度高，產業基礎薄弱，年輕人少，貧困戶參與產業的積極性低，駐村幹部推進工作很吃力，但村裏的貧困戶非常重視子女教育，村裏每年都能考上幾個大學生。
後來我跟駐村幹部講，多考上幾個大學生，也應該算是幫扶成績。脫貧攻堅的目標是斬斷窮根，既要斬斷上一代的窮根，更要幫助下一代避免重復上一輩的生活。
在深度貧困地區，之所以出現“窮家富教”的反差，一方面是因為貧困戶的覺醒，另一方面要歸功於特殊的教育補助政策。
以我所挂職幫扶地區為例。這裡雖屬貧困地區，但不僅村村有幼兒園，而且貧困戶的孩子從小學到中學，可以拿到比國家標準更高的補助。比如讀高中的孩子，在國家補助的基礎上，每年還可以再拿到1000元的扶貧專項助學金，以及教科書費、住宿費減免。
不要小看這些補貼，它對於一些貧困戶來說，是可以決定孩子命運的砝碼。
有次到一個貧困戶家裏走訪，進了院子發現屋裏屋外收拾得很乾淨，主人看起來也很幹練，夫妻倆一個在家養了幾頭牛，一個在附近打短工，收入相對穩定。按說生活條件應該不錯，可他們因學致貧，是建檔立卡貧困戶。
家裏有三個孩子在讀書：老大讀高中，老二讀初中，老三讀小學。雖然因學致貧，但這個家庭沒有讓孩子放棄讀書，即使老二成績並不好，他們還是選擇了堅持。女主人心直口快，苦日子不會太長，希望國家政策多幫扶幾年，堅持到老大大學畢業，生活一定會好起來。
說到教育補助力度大，我遇見過比較極端的案例。初到地方挂職，同事幫我們對接了一個項目，可以幫助貧困戶的孩子去外地免費讀職業中學。前期對接和籌備工作很順利，但最後報名時，出現意想不到結果：前期對接過的孩子不想去了。一問才知道，當地讀職中的教育補助很高，家長不願意讓孩子去外地，即使是免費讀也一樣。
第四篇
“無用”的勞動
無用的勞動，有時很有用。扶貧要想不扶懶，有時需要借助一些“無用的勞動”。
第一次聽到“無用的勞動”這個提法，是和一位縣領導聊天。一天早餐，我們聊到貧困戶吃掉“扶貧羊”，等著明年繼續送羊的新聞報道。這位領導認為“扶貧羊”應該送，但送的方式需要改一改，要想辦法讓貧困戶覺得這只羊是勞動所得，不是白送的。
他講到有次組織大規模捐助，按照以往模式，縣鄉幹部會把捐助物資送到貧困戶家裏。但他覺得那樣不妥。於是改變方式，把物資拉到村口，組織貧困戶自己來搬運、分發。“不能白給，你哪怕幫著排個隊、維持下秩序也好，雖然看似無用，但讓貧困戶感覺自己付出了勞動，這是勞動所得。”
德國醫生夏愛克曾經在雲南的大山上扶貧，採訪過程中我曾聽到一些他扶貧的細節。他買了一批羊給貧困戶，並沒有在集市上直接把羊分給貧困戶，也沒有把羊送到村裏，而是送到山腳下，讓貧困戶把羊牽回去。他說這是聽從了當地人的建議，讓貧困戶自己牽羊，是讓他們有付出勞動換取羊的意識。
我們所幫扶地區有個比較大的村子，村裏殘疾和智障村民很多。地方上並沒有籠統地把這些人納入政策兜底人群，而是成立合作社，根據殘障村民特點設計不同的工作崗位。
有次我到村裏調研，正遇見一個智力相當於十來歲孩子的成年人，用輪椅推著一個行動不能自理的老人在遛彎，那個場景讓人想起一首歌：你是我的眼，帶我領略四季變換……
村幹部說，不指望他們的勞動能產生多大效益，甚至很多人的勞動幾乎沒產生效益，但這些勞動本身，改變了很多東西。
“無用”的人，變成了“有用”的人；習慣了“等靠要”的一群人，意識到自己可以通過勞動換取更多收入。這就是改變!
宋代有個著名典故：“以工代賑”。說的是宋仁宗時期，62歲的范仲淹在杭州任上遭遇大饑荒。面對數十萬災民，范仲淹想出一個超越時代的解決方案：刺激消費，發展基建。時人不理解范仲淹的做法，旱災如此嚴重，怎麼還要搞娛樂項目，還要大興土木?但很快，災民發現社會上出現大量用工崗位，據說每天有幾萬災民就業，動蕩沒了，災情也緩解了。在這場蔓延半個中國的大饑荒中，吳中地區沒有一個饑民餓死，創造了賑災史上一個不小的奇跡。
“無用的勞動”，或許就是“以工代賑”的活學活用。在無用的勞動背後，可以看出脫貧政策之外，積極作為和不作為的差距。
第五篇
“難嘗”的甜蜜
山區貧困戶愛養蜂，房前屋後養上兩桶，成本不高，收益不錯。於是很多貧困村因勢利導，想把養蜂做成集體產業。但集體養蜂不比個體養蜂，風險很大。蜂王比較挑剔，一旦照顧不週就會選擇詩和遠方，一去不回頭。
和其他地區的幫扶幹部交流，聽到一個故事：有個村子試著養蜂，買了50箱，養了一年之後只剩兩箱——其餘48箱蜂都逃跑了。有意思的是，逃跑的蜂總要有個落腳點，後來聽說隔壁鄉鎮有個貧困戶，在山坡上扔了幾個空盒子，一年時間居然收了兩箱野蜂。
家蜂變野蜂，野蜂變家蜂。其中奧妙，耐人尋味。
和一同挂職的農科專家交流養蜂技巧，他調侃說，養蜂是“520”產業，是甜蜜的事業，要想養成蜂，必須要有愛。你不愛它們，蜂王就會跑。他總結出養蜂失敗的四點原因：一是時機不對，二是場地選擇不當，三是養蜂人員報酬低責任心不強，四是缺技術。
四點歸結為一點，是人的問題，包括人才和人心。新華社去年派到貴州的駐村第一書記王驍，真正專長是攝像，但他到貧困村挂職後，為推進養蜂產業，自己跑去縣城學習養蜂技術——一個扛錄影機的去扛蜂箱，在當地傳為美談。
去貧困村調研次數多了，我慢慢發現，所有把養蜂產業做好的，都有一個共同點：找到了正確的人。
有次我到一個鄉鎮調研，彎彎繞繞爬到半山腰，放眼望去山坡上、樹蔭下襬滿了蜂箱，星羅棋佈。鄉鎮幹部介紹，這是一個村級合作社的產業，養蜂不只賣蜂蜜，一箱蜂每年還可以產出五箱蜂。去年這個合作社有30萬元收入，下一年計劃收入80萬元。
說話間，村裏的監委會主任從工作間出來，穿著防護服，從頭到腳就像是一個技術員。如果沒人介紹，外人絕對看不出他是村幹部。後來了解發現，這個村能把養蜂產業做大，靠的就是兩個字：用心。支部書記、村主任、監委會主任齊心養蜂，尤其是監委會主任，天天泡在基地，既懂技術，又肯投入精力，於是基地越做越大，逐漸成為全縣蜂源地之一。
但選人是個難題。有次我和王驍上山，動員貧困戶為集體養蜂。之前王驍跟貧困戶交流過，本來他已經同意養蜂，但真到要落實的時候，他又放棄了。一是害怕承擔風險，二是對技術沒有信心。這種現象很普遍，貧困村發展產業，只要出現失敗的案例，其他村子就會心存顧慮。
像上邊提到的村子，三個村幹部親自上陣養蜂，更多是無奈為之。雖然帶動效果很好，但從中可以體會產業脫貧之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