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準確把握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涵
【核心看點】 國家強，經濟體系必須強。到本世紀中葉，我國將完成現代化的最後衝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將為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有力保障。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對關鍵性問題進行構建，核心是以理性來看待市場行為主體，協調市場和政府之間的職能分工，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目標，既是對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實踐的總結，也為未來一段時間的改革發展指明瞭方向。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我國將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為這一宏偉目標服務。為此，從現代化的歷史出發，準確把握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涵，意義重大。
（一）
歷史地看，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圍繞著市場和政府職能界限的爭論，始終沒有化解。其原因在於，在一個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市場已經遠遠不是亞當·斯密時代的市場，而是深受公共目標所影響的市場。市場的優勢在於鼓勵個體創新，但卻不善於解決協作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在現代社會裏越來越多；市場的反應速度很快，但也常常造成經濟過度波動；最後，市場自然帶來社會的分化，但社會卻不能不關注平等和公平這樣的問題。如何平衡市場和政府之間的作用，仍然是現代社會沒有解決的問題。
當前，我國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國家強，經濟體系必須強。從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看，在經歷高速增長階段後，能否建成適應現代化發展要求的經濟體系，從而實現經濟發展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高，是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對於我國來說，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既是發展的戰略目標，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經濟增長動力的迫切要求。只有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才能更好順應現代化發展潮流和贏得國際競爭主動。
回溯過去，我國的現代化之路始於1840年之後的洋務運動，但是，受制于“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其成就非常有限。有識之士意識到，中國的落後，不僅是技術的落後，而且是制度的落後。隨後發生的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動蕩剝奪了中國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機會。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政黨，一經成立，就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新中國成立之後，黨的重心從救亡圖存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面。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創造了經濟增長和制度轉型的雙重奇跡。即使以最保守的方法計算，我國的實際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也增長了約20倍，超過同期所有大國的增長速度。與此同時，我國積極擁抱經濟全球化的大潮，時至今日，多數商品的價格已經由市場決定，民營經濟貢獻80%以上的就業和三分之二以上的社會總產出，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
改革主要是一個“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被打破，然後又被重新定義。“不破不立”。面對計劃經濟，“破”是必要的；但是，經歷四十年的“破”，今天到了“立”的時候，而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就是一個著眼于“立”的過程。到本世紀中葉，我國將完成現代化的最後衝刺。從國際經驗來看，在這個時期，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同時社會也會發生顯著變化，人民的需求將更加多樣化。現代化經濟體系要圍繞這一時期的關鍵性問題進行構建，核心是以理性來看待市場行為主體，協調市場和政府之間的職能分工，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二）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關注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現代化經濟體系呼喚更加理性的監管體系。傳統社會的一大特點是，人的行為受到許多教條的約束。啟蒙運動打破了這些約束，理性成為指導人們行為的圭臬。我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成功，也是因為拋棄了教條，代之以理性的思考和實踐。目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仍面臨不少問題，比如，在監管領域仍存在“重審批、輕監管”、監管資源分散、監管手段方式單一、監管執法不公等問題，需要進一步轉變監管觀念、工作重心和方式方法，推動政府部門從原來的重事前審批更多地轉向加強事中事後監管上來，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更多強調“法無禁止即可為”，讓全社會創新活力競相迸發，從而推動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
第二，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為創新構建高效的制度環境。創新的最大特點是不確定性。在工業革命之前，重大創新主要是通過政府設立獎賞來推動；工業革命之後，經濟的複雜程度大大提高，市場因而取代政府，成為創新的主要推動者。今天，我國經濟已經非常複雜，一些領域已進入世界技術的“無人區”，在這個背景下，市場必然要成為創新的主體。而政府則要為市場提供保護創新的制度環境，包括完備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高效運轉的金融市場以及無縫對接的技術轉化體系等。其中，智慧財產權是對創新者價值的認可，是創新的催化劑；金融市場為創新提供初始融資，攤薄整個社會的創新成本；技術轉化是我國經濟的一個薄弱環節，而發達國家在這個環節上的投入遠遠超過在技術發明環節上的投入，我國需要在這方面奮起直追。未來，我們要在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構建與科技發明無縫對接的技術轉化體系等方面下功夫，切實為創新構建高效的制度環境，進一步強化創新對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作用。
第三，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建立與現代經濟相適應的產權制度。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告訴我們，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保護產權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打破計劃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僵化體制，建設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產權制度。近年來，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實質是深化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既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也有利於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第四，現代化經濟體系應該具有靈活性。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人口大國，各地的經濟條件和發展水準差異性較大，因此不宜採取一刀切的經濟管理模式。比如，具體到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各地要採取的策略就應該根據各自所處的階段而有所不同。在沿海一、二線城市以及內陸的一些中心城市，不適宜再搞外延式擴張，技術創新才是今後發展的出路。在這些城市，市場的作用就應該大一些。而在廣大的內陸三、四線城市，工業化尚有深化的空間，政府仍然可以發揮較大的作用，可通過接納沿海的產業轉移等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
第五，現代化經濟體系應該平衡市場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平衡市場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尤為重要。改革開放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在收入分配領域還存在許多亟待調整的環節，城鄉和區域差距較大，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較低等。這些問題不是市場本身所能化解的，需要從經濟體系的高度加以認識和解決。
總之，以現代化的歷史為背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將為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我國的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現代化的一部分。我國雖然是現代化道路上的後來者，但僅用短短幾十年時間就取得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現代化成就。基於豐富的改革開放經驗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我國可以從先發國家的現代化歷程中汲取養分，並結合我國自身的特點加以應用，解決好政府與市場關係這一關鍵性問題，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品質發展，進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而為人類的進步作出更大貢獻。（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姚洋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