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蘭考之問”到蘭考巨變
“把這間房蓋起來，遊客來了就有地兒吃飯了。”日前，在“遊家小院”裏，66歲的遊文超正在為蓋新房忙活著。
遊文超祖輩生活的河南省蘭考縣東壩頭鄉張莊村，坐落于九曲黃河在豫東平原的最後一道彎處。這裡曾是蘭考縣最大的風口，沙丘遍佈，貧困凋敝。50多年前，焦裕祿在這裡帶領群眾除風沙、鹽鹼和內澇“三害”，他當年親手栽下的一株泡桐，後來被當地百姓親切地稱為“焦桐”。
“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係。”1990年，時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寫下追思焦裕祿的詞句。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曾兩次來到蘭考。
此時，蘭考縣正為解答“蘭考之問”而努力。“守著焦裕祿精神50年了，為什麼蘭考的貧窮落後仍沒有根本改觀？”面對“蘭考之問”，蘭考縣委、縣政府作出了“三年脫貧、七年小康”的莊重承諾。
如今，昔日的鹽鹼地已銷聲匿跡。焦裕祿當年為防風固沙大力提倡種遍蘭考的泡桐，已成為蘭考人民的“綠色銀行”。由泡桐製作音板發展起來的民族樂器產業，已是蘭考的一大支柱產業。
2017年3月27日，蘭考縣在河南省率先全面脫貧，一舉摘掉了“窮帽子”。隨著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步入新時代的蘭考，換了新顏。蘭考巨變，也成為改革開放40年摘掉貧困帽子奔小康的生動見證。
鹽鹼地開起“遊家小院”
回想這些年走過的日子，遊文超說，跟家門前流過的黃河一樣，曲曲折折。“除了沙，還是沙。”刻在他腦海中的故鄉是“滿面灰土，牙齒一嚼都嘎巴嘎巴響，鼻子經常流血。有時風沙把門堵住了，人只能從窗戶爬出去”。
風沙、鹽鹼、內澇，蘭考人稱之為“三害”。據記載，由於自然條件惡劣，當時有38萬人口的蘭考，近五分之一的人逃荒到外省。
上世紀60年代，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帶領廣大幹部群眾造林固沙、育草固沙、翻淤壓沙。
“特別是翻淤壓沙，以工代賑，幹活多了多分糧食，當時像我一樣的小孩子也去呢！”遊文超回憶道。
獨特的治沙辦法，讓莊稼收成一點點好起來。但1977年，遊文超退伍回到家鄉，過的依然是饑一頓飽一頓的苦日子。
1978年之後，迎來改革開放的春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遊家不僅能吃飽飯，還蓋了新房。日子眼瞅著一天天好起來。2013年，遊文超的老伴和外出打工的兒子相繼患重病，醫藥費、孫子孫女的學費，一筆筆開支掏空了積蓄，遊家成了貧困戶。
在2014年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習近平總書記將蘭考作為聯繫點，赴張莊訪貧問苦、指導脫貧。面對習總書記的囑託和人民期盼，蘭考縣委、縣政府鄭重作出“三年脫貧、七年小康”的承諾。
2014年，在健康扶貧政策幫扶下，經過治療和恢復，遊文超老伴和兒子的身體好了起來。2016年春，摘掉貧困帽子的遊文超，召集兒子、兒媳一起開了個家庭會議，決定將老屋改造，發展民宿旅遊。
“不能幹看著好政策，不去用啊！”遊文超利用扶貧小額信貸機制，貸款12萬元，把家裏的老房子改建成特色民宿，起名為“遊家小院”。
民宿收入5萬元，10畝地收入1萬元，自己和兒子、兒媳打工又各掙了萬把塊錢，“按照小康標準來算，我們家6口人需要10多萬元收入，離這個目標已經不遠了。”遊文超充滿信心。
“別問我吃得好壞，到我廚房裏看看。”遊文超熱情地介紹自家的廚房，高壓鍋、電磁爐、電餅鐺、冰箱一應俱全，“為啥總嫌廚房小？東西多放不下！這不，家裏又在蓋廚房……”
趕火車不再去逃荒
“冬春風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糠，扶老攜幼去逃荒。”改革開放前的蘭考街頭，曾流傳著這樣的歌謠。
當時的蘭考火車站，百姓拖家帶口圍在火車站臺，見到進站的火車，不論貨車還是客車，只要車一停，就蜂擁而上，拼命擠上去。車拉到哪兒算哪兒，下了車就開始討飯。
1970年，卜剛來到蘭考鐵路工作，“那時蘭考人出行都是大包小包，有的甚至帶上鍋碗瓢盆，恨不得把半個家都帶上火車走。”
“我剛上班時還是蒸汽機車，車一開過去，站臺都是黑的，身上全都是煤粉末。”卜剛還記得，1977年之前，蘭考火車站的候車室只有一個小的售票口，“連個正門也沒有”。
改革開放後，蘭考火車站日漸繁忙，現在已建成了高鐵站，給蘭考帶來了活力與商機。
今年春節，卜剛坐了一次高鐵，“還沒什麼感覺就啟動了。過去覺得火車每小時能跑個百十公里就了不得了，做夢想不到竟然能達到時速300公里。”從蘭考到開封，只用了10多分鐘，最高時速達304公里。
鐵路的發展見證了蘭考縣的時代變遷。如今，隴海鐵路、鄭徐高鐵穿境而過，蘭考至菏澤菏蘭城際鐵路、蘭考至開封鄭開蘭城際鐵路等即將開工建設。國道G240、G310、G106在縣城交匯，連霍高速公路、日南高速公路在境內交叉而過，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路。
帶領百姓奔小康
在外人眼裏，36歲的代玉建讓人有些想不通：紅火的生意不管了，回家做村支書。
代玉建任職的蘭考縣儀封鄉代莊村，因為這個年輕小夥的到來，逐漸改變了面貌。
他大學畢業後一直在鄭州做生意，事業有成，舉家搬進了城，還開上了小轎車。而當被問起是哪人時，代玉建心有不甘：“蘭考有名，窮得有名。”他說，“生意再好，只是代表我自己，蘭考人都富了，說話才有底氣。”
近年來，蘭考在脫貧攻堅戰中，對全縣115個貧困村，抽調345名機關幹部組建115個工作隊，開展駐村精準扶貧；對335個非貧困村，每村明確1名包村幹部，專職從事脫貧攻堅和基層黨建工作。當地選拔了一批政治素質強、致富帶頭能力強的“雙強”支書，代玉建就是其中一員。
2014年，剛回到村裏時，代玉建看到的是整個村只有一條4米寬的水泥路，開黨員會議，連辦公室都沒有。
變化是幹出來的。代玉建先後拿出90多萬元，兩個月時間，為村“兩委”蓋起了一座500多平方米的二層辦公樓，並配備了辦公傢具、電腦等設備，解決了村“兩委”辦公問題。
村裏澆地缺水少電。代玉建多次協調，縣電力部門批了6台變壓器，鋪設線路兩萬餘米，達到井井通，村民澆地有了基本保障。代玉建前後到縣鄉跑了近半年，最終讓村民飲用上放心水。
2017年3月27日，經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評估、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代莊跟隨蘭考縣一起，終於摘掉了那頂“窮帽子”。
代玉建深知，摘掉“貧困帽”不是終點，帶領村民實現小康夢，“必須讓他們有‘造血’功能”。
2015年，代玉建發起成立合作社，流轉了200畝土地。目前合作社社員已發展到98戶，村民收入是以前的2∼3倍。他帶領村委成員以合作社為平臺，先後推出了苗圃基地建設項目、高效農業免息幫扶項目、農資零利供應項目、土地經營風險擔保制度和試行農民土地託管制度，打造綠色有機農業，增加農民收入。
回村4年來，代玉建的妻子給他算過一筆賬，如果代玉建安心在鄭州做生意，一年能掙幾百萬元。但代玉建心裏有另一筆賬：2014年回村時，每人平均年收入4600元，而到了2017年底，全村每人平均年收入已達11600元。
50多年前，焦裕祿種下的那棵“焦桐”，如今已根深葉茂，生機勃勃。從焦裕祿時期治理“三害”，到改革開放後擺脫貧困，再到今日奮力邁步小康，焦裕祿精神時刻激勵著蘭考的幹部群眾，勇進取，莫停歇。
